明清会试“阅本经”规则的演变

明代会试以专经取士，士子须从“五经”中选考一经，称为“本经”。景泰以后，朝廷规定会试同考官应遵循“阅本经”规则，即自身专经与所阅试卷相合，其原因是同考官对本经最为熟习，故要求“阅本经”以保证科举专业性。但会试同考主要由翰林官充任，候选范围本就狭窄，兼顾“阅本经”规则使得同考人选及分房趋于固定。随着相关信息的流通和传递，部分士子得以揣摩出同考官人选，进而与其提前建立联系，导致了明代中后期几次重大科场弊案。针对这一弊端，明朝在保证专业性的前提下采取部分调阅等措施，以维护科举公平性，但遭到士子抵制。清朝统治者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取消“阅本经”规则，并最终在乾隆年间采取“五经并试”,最大程度实现了科举制度专业性与公平性的统一。“阅本经”的利弊存废体现了明清社会对完善科举制度的不懈追求，也反映出在信息不充分流通的条件下兼顾专业性与公平性的不易。     

明清时期“五经”卷中式现象的制度考察：原因与结果

明崇祯朝之“五经中式”现象在清初得到延续并呈增长态势。明清之际，“五经”卷的产生，源于知识界对空疏学风的反感，而试卷的设置为士子们提供了全作“五经”文的可能，士子的学识积累和书写速度也足以应付二十三题的回答。面对“五经”卷这种不合科举程式的行为，朝廷出于招揽人才的考虑，往往网开一面，破格录取，最终导致了对已有的科举程式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一事实表明，知识界和政府针对具体弊端所做的努力，其意义虽然比不上原创的制度设计，但却赋予了已有制度自我更新的活力。     

明代举业教育中的苏文选本

苏文选本的举业功能源于苏文自身特点与明代科举文体的契合,它被广泛用作举业读本是明代举业教育的合理选择.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前后七子倡言"文必秦汉"之时,举业教育所使用的文学读本也依然主要是苏文选本.但是,由于唐宋文在明代宗派语境中的地位发生过戏剧性的变化,作为举业读本的苏文选本也相应地经历了从七子时代隐密私传到晚明时代公开热销的过程.苏文选本在明代举业教育中的长期流行增强了举业教育的趣味性和审美性,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应试教育对文学产生的负面影响.     

南宋“永嘉文体”考论

“永嘉文体”是盛行于南宋乾、淳时期的科场程文体式。开创者陈傅良以及吕祖谦等浙东士人在科场中的成功,使“永嘉文体”大盛,其程文作品被奉为范文在士子间流传,使科举文风趋于熟滥。而陈、吕后来皆悔其少作,体现了永嘉事功之学与科举虚文的深刻矛盾。     

制义“大结”与明清政治文化

大结是明代八股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与文章各部分形成有机联系,而且承担着独特的文体功能。自宋代王安石科举改革以来,“自摅己见”成为经义文的写作要求。元代科举把自摅己见的功能单独赋予四书文。明代把“入口气”设置为八股文的主体部分,并设置大结以专门承担自摅己见的功能。明代八股文大结在融贯经典、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等方面曾提出过尖锐而深刻思想。大结的设置激发了士子通经致用意识。清康熙十六年禁用大结,弱化了八股文表达个人见解的功能,与其专制主义政治意图相表里。乾隆之后八股文厉禁越来越多,八股文走到了末路,变成一种缰死枯窘的文体。     

明代书院举业化探析

自书院诞生之日起,其与科举的关系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众多书院一直游离于科举之外。及至明代中后期,书院与科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随着政府对书院控制的加强,书院的举业化程度也日益加深,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其身上原有的光彩也因此而日渐黯淡。     

进士背后女性角色研究--以元杂剧为例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社会男性的专利,登第往往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科举背后的女性却被忽视。在士子们及第过程中,女性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元杂剧中描写了许多女性与科举的情节,如母亲的精心教育,准岳母逼迫未来女婿上京赶考而高中,妻子支持丈夫进京赶考而带来的相思之痛,以及为了科举而被士子遗弃的女孤儿。这些女性的帮助和付出,造就了士子们在科场上的成功。     

明代科举制度对军事的影响

明代科举制度中 ,除武科举培养和选择军事人才外 ,文科科举考试中也有军事的论文考题。此外 ,孔孟儒家思想对中国军事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 ,科举制度对明代的军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文科科举对军事的影响　　明代文科科举对当时军事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第一是文科科举进士出身的人担任中央军事武职的人很多。第二是文科科举进士的部分人撰写了少数军事著作 ,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1 文科科举进士任武职的情况明代 ,进士出身的文人担任政府军事武职的人较多 ,具体情况主要表现在担任兵部尚书和侍郎两方面。明代文科进…     

地域、传统与家族：明至清初建宁府科举专经的抉择

福建建宁府在明代及清初是科举中等发达地区，在福建8府中位列第四到第五位。从建宁府士子在科举上的本经选择看，《易》是最受欢迎的经典，在瓯宁、建安、建阳、松溪4县都有极高的比例；浦城县士子则主要选择《尚书》，在受特定教学资源或家族传统影响时，《诗》也有一定的影响；政和县士子也主要选择《尚书》和《诗》两种经典作为本经；崇安县的士子，则相对均衡地接受《易》《诗》《书》三种经典作为本经。在明代士子较少选择的孤经《礼记》与《春秋》中，《礼记》在建宁府影响很小，但《春秋》在建安县却保持着一定的传统，虽不及《易》，却延续不绝。地域性的资源共享、元明以来的经学传统、家族内的经学传承、错位竞争策略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建宁府各县士子的本经选择。     

清代科举与士人心态

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儒家传统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士子把“学而优则仕”看作是变更自身命运的希望,也视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某种荣誉的标志。而封建统治者则把科举当成稳定社会、维护自身统治的一剂良药。从本质上讲,科举制度是买卖关系在君臣之间的反映。清王朝有效地运用了这一人才选举制度,巩固了它入关以后的统治,使大多数士人成为科举的奴仆,心甘情愿地受人摆布,这是统治者的喜剧,是士人的悲剧。清代科举之八股文上承明代,其弊自不待言,但它与文学有怎样的关系等问题,不是“一言以弊之”所能解答的。     

清代科举户籍改革与土客互动--以广西宾兴组织为例

清代对科举户籍制度进行了渐进式改革，至乾隆间渐成定制，为科举“分区取士”下的客民与地方社会互动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广西各地为振兴文教，纷纷使用科举入籍捐资创建宾兴组织。至道光以降，“入籍宾兴”渐成制度化和普遍化，捐资方法则呈现出多样性、灵活性等特征，这对促进土客互动、培育地方士子、构建基层秩序等多有裨益。     

论宋代的科举梦兆——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中有不少科举梦兆故事的记载,对于揭开宋代士子心态和社会现实具有特殊价值。科举梦兆的内容多是试题、报榜人、科名、登第时间、因果报应等与科举密切相关的事物,并对士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发生人群、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科举梦兆呈现出集中的特点。作为科举社会的产物,科举梦兆表现了士子在科场沉浮中的复杂心态,是宋代"科名前定论"的重要阐释和补充。     

论明代的平民入仕

明代的平民士子通过科考、举贡、捐纳、军功等多种途径进入仕途,由民变官,导致了明前期社会上升性社会流动的空前活跃。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由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动、科举的兴盛、层级结构动摇、等级观念淡化等多种因素促合而成的。平民入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官吏队伍素质,强化了封建统治机制,活化了社会层级结构,具有较积极的意义     

明代儒生弃举从医现象略论

中国古代一向是重儒轻医,明代亦如此。但与前代不同的是,明代出现了众多儒生弃举从医的现象。这一方面与明中后期科举竞争加剧的社会现状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当时思想观念的影响,还有的也与儒生个人经历或社会环境有关。儒生弃举从医现象的出现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拓宽了士人的谋生方式,另一方面壮大了从医者队伍,使得更多的病人得到救治。而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在于,大量儒生弃举从医,促进了明代医学事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不仅形成了完善而系统的中医理论体系,分科也进一步细化,与现代中医的分科基本相同,中医的临床实践也取得了很大发展。     

“前后场”与“分经取士”——明代通俗小说对于科举因素的细部吸纳

明代科举的乡试和会试都要考三场,由此产生了所谓“前场”与“后场”的对立;而在前场中。又由于考生选取经书的不同,有“分经取士”规定。而这些在科举考试中往往不被注意的细致规定,都被明代的通俗小说细纳进来,成为小说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吸纳这些科举因素的具体形式会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正面的、直接的反映固然存在,基于小说的特性与自身情节的需要,科举制度往往也会在变形之后才成为小说的情节要素。     

科举视域下的状元与女性--以宋元南戏为中心

女性在科举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宋元南戏就较好地反映了女性与状元的关系。在科举考试之前,女性们为士子筹集赶考的盘缠;士子进京之后,她们又必须肩负照顾家庭的重任,以及承受分离之苦。如果士子能够高中状元,她们也能得到应有的封赠。宋元南戏明显地突出女性的作用以及状元的身份,寄托了元代知识分子试图改变社会地位的愿望。     

浅论明代入监读书和开科取士的得失

浅论明代入监读书和开科取士的得失张建文明代对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大略有四种方法，即：国学、科举、荐举、诠选。其中以科举和国学为主要途径。“科举”是进入仕途的基本道路，“国学”则是人才储备和培养的场所。本文拟对明代科举和国学制度的成败得失作一探讨。一、开科...     

论明代科举制的发展及其消极影响

明代科举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鼎盛阶段,对当时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在发展中主要着眼于追求程式的客观公正和强化思想控制,而忽视了所选士子的实际素质是否适应做官行政的需要,铨选中因过分重视出身又导致了进士身份贵族化的倾向,更把科学技术长期排斥在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之外,故对当时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日益明显的消极影响。     

李退溪书院思想与人格美育

朝鲜李朝书院的兴盛,与李退溪的书院思想和书院活动有直接关系.李退溪认为,当时的国学乡校已经失去了育人的本质功能而沦为科举应试的工具.兴建书院势在必行,非为举业而为尊贤讲道.通过对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分析,李退溪认为书院重人格教育的尊贤讲道之风可以纠偏当时浮薄恶劣的士林风气、提高士人人格修养、美化风俗并使天下大治.     

明代的士大夫、士大夫家族及其关系网络

士大夫是科名、功名的占有者,是知识的拥有者,是社会声望的享有者.明代的士大夫大多借助于科举一途,形成世代簪缨的科举家族,且具有地域性的特征.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群体,通过地缘、姻缘、师生、同年、文社声气等,明代的士大夫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到朝内之政,形成“门户”,甚或“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