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妈妈的社会支持系统分析——以三个个案为例

对未婚妈妈的社会支持系统进行分析,试图以社会学理论结合个案分析,探讨未婚妈妈在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众多不为人知的困境以及在现实状况中所存在的问题,以期使未婚妈妈这一特殊群体走进人们的视野,引起更多人对这一群体的关注。     

单身未婚:“剩女”和“剩男”问题分析报告——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为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就需要加强对未婚年龄段人口结构状况的研究,探索"剩女"和"剩男"形成的主要原因。在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认为: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一个社会人口的初婚年龄会逐渐推迟,由此造成越来越多成年人处于"未婚状态"。但在中国未婚人口中,"剩男"多于"剩女"。"剩男"主要居住与生活在农村,"剩女"主要居住与生活在城镇,由此造成"剩男"与"剩女"难以匹配。另外,由于"剩男"文化程度较低,"剩女"文化程度较高,这也使得"阶层内婚制"影响下"剩男"与"剩女"难以匹配。     

我的“糖衣炮弹”妈妈

开头写法一一扣题提示写什么:身材高挑,长发过肩,厚厚的眼镜片下有一双如鹰般锐利的眼睛。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糖衣’还是‘炮弹’,看你表现。”中间写法——承头顺写详重点:我之所以听妈妈的话,大概就是因为她那“糖衣”和“炮弹”吧。“糖衣”,顾名思义就是我做了好事,可以得到的奖励;而“炮弹”嘛,就是毫不客气的惩罚。     

超越悲剧性困境——从“选择的贫困”到“选择的自由”

悲剧性困境呈现了一种特殊的道德难题,行为者无论作何选择都无法达成正确而道德的行为。然而,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观点,还是“诉诸理性一致性”的观点,都没能回应悲剧性困境中行为者的选择难题。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借助康德的认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伦理改造,认为行为者的意志的合法性足以使其在悲剧性困境中做出正确的决断。但是,这种尝试仍然是失败的。悲剧性困境揭示的是“选择的贫困”,它掩饰了现实的社会条件对行为者选择的限制,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行为者的意志自由,从而以道德的名义将悲剧结局归咎于偶然的厄运和行为者的糟糕选择。马克思为超越悲剧性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通过改变限制选择的社会条件来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所追求的社会变革与人的解放,意味着“选择的自由”:尊重行为者选择的意志自由,更捍卫着意志自由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即自由的选择空间。     

探秘试管里的“生命”：“试管热”背后的风险

今年年初,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在这轮生育大军中不乏符合生育条件的高龄产妇。由于年龄、身体、经济等原因,很多人想尽快怀上宝宝或通过试管婴儿一步到位实现双胞胎。然而,试管婴儿并非“神来之手”,如果过于“神化”试管婴儿,把它看作解决不孕不育的“首选”方法,抑或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来满足非正常生育需求,其中所掺杂的伦理、道德问题,则是不正确以及不被接受的。     

超越“事实”与“价值”之紧张:在普特南的视域中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虽业已成为现代西方道德哲学一个很重要的教条,甚至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根本前提,但是这种彻底割裂、极端二分以致二者紧张对峙的做法却不断遭到质疑与反驳.比如普特南就立足于实用主义转向后的基本立场,从认识论、伦理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予以了激烈的批判.在认识论层面,普特南通过批判古典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观念从而瓦解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认知基础;在伦理学层面,其通过对“混杂的”伦理概念的阐扬从而显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缠结;在科学哲学层面,其通过消解科学和伦理学之间的紧张从而揭明科学并非价值无涉,价值判断对于科学实践不可或缺.     

革命与超越：“人民”概念的中国化

现代国家源于人民的普遍承认,人民是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启蒙思想家把人民视为享有自然权利的抽象个体之聚合,是理性视域下的公共人格。马克思超越了启蒙思想家的抽象认知,从理性领域深入到社会历史中,把人视为受到经济社会关系束缚的人,阶级被视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无产阶级为核心形成的阶级联盟就是人民。在革命进程中,人民概念在毛泽东的界定下实现了中国化。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与阶级联盟性质的基础上,人民概念有助于区分朋友与敌人、判定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来源、社会动员和革命道路等问题,为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语境下,人民被视为历史发展的本体与动力,是促进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并迈向更高历史阶段的倚靠力量,是历史本质得以真正实现的推动力量。     

超越“范式”：国际问题研究的路径探微

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演变表现出一种对国际政治现象进行多重视角、多种层次研究的趋势,它给予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没有一种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但反过来说,不同的理论针对不同的对象也具有各不相同的解释力。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单一的理论都不可能解释国家对外行为的全部复杂性,必须提出一种综合的分析框架,结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各自精到的阐述,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进行阐述和分析。     

要素产权分配论：“倒U假说”的超越

要素产权分配论的基础在于劳动者拥有相应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由于这一条件的缺乏 ,收入差距的扩大显得日益严重 ,“倒U假说”受到挑战。要缩小收入差距 ,必须使劳动者拥有要素产权 ,从而可以凭藉要素产权参与收入分配。这就要求突破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 ,使无产者成为有产者。社会分配方式的更迭蕴藏着劳动者命运的博弈 ,按要素产权分配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划时代的历史起点。     

弗兰克·萨勒维的“生育顺序”概念及对它的反动

1996年,美国科学哲学家弗兰克·萨勒维出版了《生就反叛》(Born to Rebel)一书,在西方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学界引起震动。该书提出“生育顺序”（birth order ）概念,认为生育顺序是科学革命时期影响理论选择的最重要的因素。以M·所罗门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萨勒维提出责难,认为：1、生育顺序作用的解释能力是有限的;2、在理论选择过程中,生育顺序作用不能取代科学的理性的作用;3、以生育顺序作用为基础的进化认识论是片面的。     

“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     

“颠倒”的辩证法：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与超越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全面的反思与批判。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超越,经历了哲学立场的“主谓颠倒”即倒转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市民社会思维方式的“改造”即拨正了黑格尔关于经济学范畴与现实的关系;现实社会结构的“翻转”即颠倒了黑格尔资本逻辑背后“颠倒”的世界结构等三个阶段。经过哲学立场、经济学方法与资本逻辑结构的“颠倒性”批判,马克思最终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彻底超越。这种不断超越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不断深入理解黑格尔哲学思想内在价值与局限的过程,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不断走向科学与成熟的过程。     

“辱旗即辱国”：北京政府时期“敬旗爱国”的宣传与国民对辱旗的反应

国家象征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符号资源。国旗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象征,具有培育国民国家观念、塑造国家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等功用。北京政府时期以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旗,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构建五色国旗的国家象征意义,论述国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宣传“敬旗爱国”,欲使国民认同国旗来认同国家。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敬旗爱国”观念的宣传,国家观念的普及,中国民族主义的持续高涨,“辱旗即辱国”也被更多中国人所认同,五色国旗成为时人表达爱国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政治符号。北京政府时期“敬旗爱国”的广泛传播和“辱旗即辱国”观念的强化,是时人以国家象征塑造国家认同的体现,也是国家象征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基本素材的体现。     

“精严”：金圣叹的“结构之道”——以金评《水浒传》为例

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对其结构予以了高度关注,认为"精严"是这部巨著结构上的一大特点.而这恰恰是讥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之结构为"缀段体"的西方文论家所忽视的.他的这一结构观念又是和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结构观念一脉相承的,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继承、超越与批判：论阿尔都塞的“真正的艺术”

《一封论艺术的信》中,阿尔都塞明确提出艺术有两种：“意识形态艺术”和“真正的艺术”。二者的区别在于它们跟意识形态的距离。前者靠近意识形态并成为它的一部分;后者则因远离意识形态,保持着本身的独立性。很明显,“真正的艺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将其视为由物质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但阿尔都塞自认这并非背离,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超越。后续马舍雷等延续了这一观点。很多批评家则提出异议,其中伊格尔顿的批判火力虽猛,却也有继承和超越之处。他在正视艺术创作不能彻底擦除意识形态影响的基础上,认为不应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而应靠近它,与之周旋才能成就“真正的艺术”。     

“颠倒”，还是“超越”：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及其哲学的误读之批判

视马克思为“形而上学的颠倒者”,是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及其哲学的误读;实际上,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在于“超越”而不是“重建”形而上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嚣尘上的历史境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与当代西方哲学建立一种“对话”型的新关系,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当代性并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批判社会、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     

近代公共交通与城市生活方式：抗战前的“首都”南京

1937年抗战前,“首都”南京公共交通与城市生活方式互相挽进、互相推演.既如此,以公共交通与生活空间、日常流动、时间观念和市民意识等城市生活方式的各方面交互联系,来管窥两者间的交相为用,进而检视南京城市自近代向现代嬗变的真实场景.     

儒家“仁”观念与现代公民社会型塑略论——基于中国传统“公”、“私”观念发展演变的视角

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问题成为中国学界近二十年来颇为关注的对象。儒家传统伦理思想资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亦是聚讼纷纭。本文主要基于中国传统“公”、“私”观念发展演变的视角，论析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仁”观念不仅可以有效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弭现代公民社会型塑过程中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思维所致的理论困境。     

“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基于法理与现实的探讨

"单独"二孩政策的启动,无疑是现阶段对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一个重大调整,意义重大。试图通过对"单独"二孩政策的解读,一方面从法理上得出其是我国人权保障的一大进步,给予了家庭更多的生育自由和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则从我国现实来分析"单独"二孩政策对延缓我国老龄化进程和在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方面能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