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朱熹对性善论与性恶论的“统合”

朱熹既赞同程颐所言"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又赞同程颢所言"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以及与之相关的"善恶皆天理";既讲孟子言性善"论性不论气,不备",又讲荀子言性恶"论气不论性,不明",从而建构了兼性与气的人性论。这种对于孟、荀既有吸取又有批评的方式,可以为今人"统合孟荀"所借鉴。     

进一步的“哥白尼回转”——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说起

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对学术范式转型的意义看 ,余英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把朱熹定位在“后王安石时代” ,充分体现了他对朱熹历史世界的精深洞察。同时 ,也说明学术界以往将王安石排斥在思想文化史(特别是理学史 )的叙述脉络之外是一大缺憾。实际上 ,不仅是在“得君行道”方面 ,而且在“得人才”、“一道德同风俗”等方面 ,王安石都为后来的理学家特别是朱熹提供了思想资源 ,并通过改革科举等制度变革在客观上为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从“四书”学的确立看朱熹经典诠释的三重逻辑

北宋时理学先驱们继承中唐以来的传统,继续批判佛学异端,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儒学形态。从北宋二程至南宋朱熹,理学家们构建了一套宏大、严谨的形上哲学体系。程朱新儒学体系与传统儒学体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以新的"四书"系统取代了原有的五经系统,实现了儒家经典诠释文本重心的转换;不仅如此,朱熹重在以义理诠释"四书",并根据对"四书"的义理发挥建立起以天理为本体的形上哲学体系,确立了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在对"四书"进行诠释时,朱熹融合汉、宋经典诠释方法,既注重经典的义理发挥,又不废章句训诂,并且总结了一系列经典诠释方法,在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朱熹的道统思想对日本“暗斋学派”的影响

朱熹在否定了韩愈道统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系谱,把自己的理学摆在儒学的正统位置上。朱子学传到日本后,"暗斋学派"的创始人山崎暗斋对朱子学推崇备至,认为朱子学是儒学之正统,自己全盘继承朱子的思想并捍卫其在日本的正统地位,也就承续了朱子在日本的道统系谱,提出"道统之心法"的传承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异端邪说"。山崎暗斋还把儒家的道统观念与日本的"神统"、"皇统"观念结合起来,为"神统"、"皇统"提供理论依据。     

南宋晚期“道统”谱系再构建——以真德秀的“道统”观为中心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提出“道统”传承问题后,“道统”论述成为朱子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黄榦、陈淳、蔡沈等朱门弟子中广为流传。南宋晚期重要朱子学者真德秀,一方面从“心法”等理学内容上丰富、发展了朱熹、黄榦、蔡沈等人的“道统”论述,并从“主敬”工夫的角度肯定了二程、朱熹在“道统”传承上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真德秀又试图结合“执中”“建中”“敬为修身立政之本”等内容,将国家“治道”也纳入“道统”论述中,并在其“道统谱系”的构建中形成异于朱熹的论述。总体而言,真德秀的“道统”观呈现出根源朱熹、兼顾治道的特点,反映了南宋晚期朱子学理论深化、多元融合的发展态势。     

对朱熹“罕言命”的思考

朱熹认为死生有定命,是宿命论者,但是朱熹又主张“罕言命”,其原因是他认为“人欲避祸,终不能避”;“气之命”无法操控、“理之命”人可以把握;“若尽言命,恐人皆委之于命,而人事废矣”。朱熹“罕言命”虽然存在瑕疵,但是当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朱熹的“罕言命”启示我们不畏命,把握“理之命”,相信自己,只要我们有上进心,有勇气、有信心、有恒心,就会不断战胜困难,不断进步,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另外,朱熹“罕言命”对当今破除迷信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诚与信—体用的分疏与统合——朱熹诚信思想的理论建构

诚信在现代话语系统中是一种个人德行或社会道德,但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则是两个不同的伦理范畴.朱熹通过诚与信的分疏,把诚纳入到天理论的哲学体系中,以诚为道德的形上本体,以信为诚体之用,作为人伦日用的理性法则.以体用的统合,把诚信之德的合理性确立在天道与人道的基础上,完成了天与人的合一和自然之理与人文之理的贯通,实现了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联结,使人的生活世界在伦理的参与和干预下成为有意义的文化的世界,人由此获得了对自身有限性和世俗生活世界的超越.     

道心与人心——从认识论视域看朱熹“十六字心法”

道统"十六字心法"的核心内容是"道心""人心"之别,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与《尚书·大禹谟解》中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判别思路。这两种思路的区别是对"知觉"的形成有不同的说法,而它们的共同点是强调"道心"与"人心"的区别仅仅在于认知的发生根源与不同的认知层级。如果说"道心""人心"之别类似于德性判断,那么这种判断建立于"知觉"这一认识论概念基础上。将认识论与德性论结合的关键点,又集中体现于朱熹对"心之虚灵知觉"与"人之知觉"命题的阐释上。产生"道心""人心"问题的根由在于"心"之"知觉",如何理解"心"之"知觉"以及如何看待判别"道心""人心"之可能,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文章从认识论角度探讨"十六字心法",从而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野。     

朱熹对儒家“为己之学”的诠释及当代价值

在朱熹的诠释之下,儒家的“为己之学”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形态。朱熹首先继承了儒家的传统,以“得之于己”解释“为己之学”,认为“为己之学”在于提升人的内在德性和人格境界,而不是去取悦于人,这是探究义理、从事学问的首要。“为己之学”强调成己成物,要求在完善自身的同时成就万物,这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心系天下苍生的德性品质。“为己之学”是圣人之学而非科举之业,这是朱熹对“为己之学”的总结和概括。“为己之学”,是成人成圣之学,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是对正确学风的倡导,是对把为学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的不良学风的贬抑,对当今社会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朱熹是怎样注释“四书”的？——从方法的角度看

《四书集注》(全名是《四书章句集注》)是对“四书”的注解,又是朱熹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即又以注释经典的方式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是中国古代著述的一大特点。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有人提出过的“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的问题,如同西晋时期郭象的《庄子注》,究竟是“郭     

“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郑风淫"是朱熹《诗集传》对《诗经.郑风》的定性,他不仅将《郑风》中的15篇作品认定为淫诗,而且称其"皆为女惑男之语",是淫诗之最。这一认定并不符合作品文本实际。《诗经.郑风》21篇作品包含了郑人好贤、游乐、恪守礼俗、担忧国事、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等各种内容;而表达男欢女爱的所谓"淫诗"仅有8篇,这一比例与其他国风相比,并无特别之处,表现程度也远不及《召南》露骨。朱熹《四书集注》也明确阐释"郑声"为"郑国之音"、"淫"为"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他之所以以"淫诗"斥《郑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否定毛序的"美刺"传统,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因此故意将孔子的"郑声淫"曲解为"郑风淫",借圣人之言壮自己的声威。     

推陈出新与守先待后——从朱熹研究论余英时的儒学观

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在学界影响颇巨。此书与钱穆的《朱子新学案》内容迥异,但两书所呈现的儒学观却一脉相承。余著对钱著的修正,是余英时对钱穆所秉持的儒学观的进一步证实。在这个一脉相承的儒学观中,余英时在史实的层次上是推陈出新,在信仰的层次上则是守先待后。     

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语》“未知，焉得仁”：朱熹的解读与现代的转向

对于《论语》“未知,焉得仁”,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其一是孔安国、何晏、皇侃、邢昺以及朱熹把其中的“知”解读为“知晓”;其二是郑玄以及王充、班固、徐幹、李充、颜师古把“知”解读为“智”。朱熹在把“知”解读为“知晓”的同时,又对于“仁”“智”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既讲仁包“义礼智”,又讲智藏“仁义礼”。清儒大都追随郑玄,将“知”解读为“智”,并由此进一步讨论“仁”“智”关系。正是历来存在的这种分歧,演化成为现代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的解读与冯友兰、唐君毅、冯契的解读之间的分歧。这是当今对于《论语》“未知,焉得仁”的解读,所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再谈“是”与“真”——从现象学家的视角看

事物情况具有客观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具有主观性,二者相互是不是符合,人们的认识是不是一致,都会引发争论,会涉及与真相关的争论。有人会说事物是这样的,有人会说事物不是这样的,而是那样的。人们会认为,事物情况如其所是才是真的;而且人们会认为自己的认识是真的,他人的不同认识不是真的。所以,一方面认识与世界相关,与人相关;另一方面认识涉及语言,涉及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涉及真假。简单来说,认识涉及语言和逻辑。“是”与“真”则是相关研究的集中体现。关于“是”与“真”的研究,从古至今,一脉相承,所以,这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     

“如在”与“临在”之间——论朱熹对“祭如在”的理解

在儒家的主流看法中,“祭如在”代表着孔子对于祭祀的基本要求,朱熹并不认为“如在”仅仅是一种主观的“当作”其存在,而是相信鬼神的真实“临在”,只不过这种“临在”并非民间通常所认为的那种神灵降临.对朱熹来说,并不是“如在”的规范要求,而是“临在”的信仰追求,才是其“祭祀如仪”、“必诚必敬”的精神根源,并对其生活产生了切实的影响.     

“性”的失语与“情”的独语——以朱熹为重点的儒家性情思想考察

从儒家对性的界定入手,以朱熹为重点考察儒家性失语与情独语的思想脉络,探究儒家性失语与情独语的学理根源,并以思考当代中国社会依然存在的人情社会、私情泛滥对现代性伦理构建的阻滞为理论归旨。     

《孝经刊误》的是与非——兼论朱熹的治学态度与精神

《孝经刊误》是宋代大理学家朱熹的重要著作 ,该书对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作了大刀阔斧的删改。对此 ,历代有些争议。本文认为朱熹此举体现了敢破敢立的独创意识和旁征博引的学术功力 ,但确实有些轻率 ,并有护道的嫌疑     

朱熹《中庸章句》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作《中庸章句》是对《中庸》这一"孔门传授心法"做出诠释,以接续尧、舜、禹至孔、孟以"心"为核心的传道系统。所以,朱熹《中庸章句》讲圣人道统所传之"道"在于"心";以心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读"中庸"之"中";既讲"性即理",又讲"心具众理";讲心之"未发","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讲"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讲"以尊德性为主","非存心无以致知"。具有较多的"心学"内涵,包含了许多与陆九渊"心学"相一致同时又有所差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