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贫困地区区域特征及扶贫对策

我国贫困地区的特征是自然条件恶劣和社会基础薄弱、中西部成为贫困地区的主要集中区、深度贫困与少数民族聚居相互交织、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由于制度的原因,加之地理位置、政策导向、人口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贫困地区市场配置资源效率低下。解决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针对性地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多元扶贫逻辑与公共治理

多元贫困理论不仅关注收入贫困,更注重对贫民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的探讨,这对我国反贫困事业提出更高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村反贫困进程中,实现了科技扶贫和自主扶贫相结合,在提高贫困农民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帮助其缓解了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因此更符合多元贫困论的扶贫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多元扶贫逻辑也有其条件约束,贫困地区应该结合当地致贫因素和资源特点,有针对性地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帮助其全面发挥扶贫效应,并防止其各类异化。     

城市贫困问题的理论探讨

文章认为,对城市贫困概念的界定是有争议的,但它也有一个相对稳定合理的内涵;城市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社会背景,也有个人方面的微观原因。文章对城市贫困产生的后果及治理城市贫困的对策问题也进行了论述。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与对策探析

城市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比较突出的社会难题。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贫困问题也日趋严重。该文分析了我国当前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与现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剖析产生贫困的原因,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目前我国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对策。     

去工业化过程中的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与社会排斥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在去工业化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贫困群体。这些新贫困群体有着与旧贫困不同的特征。文章描述了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的现状特征,并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分析了去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致贫并遭受社会排斥的原因机制,认为非典型就业、低度就业、有业贫穷、自雇贫穷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等都是导致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遭受社会排斥的重要表征和作用因素。     

藏族婚姻家庭形态与妇女贫困

四川藏区为深度贫困区 ,未解决温饱的贫困县 17个 ,占藏区县的 5 3 %。藏族家庭贫困的原因很多 ,从宏观视角的相关研究分析 ,导致贫困的原因包括自然条件恶劣 ,自然灾害严重 ,交通闭塞 ,基础设施差 ,传统的生产作业方式 ,地方病蔓延因病致贫及政策、教育文化等因素。致贫的能动性主要因素 ,则是最基本的生产力—劳动力的问题。这一问题至今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藏区家庭劳动力长期缺乏 ,是藏族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特别是导致劳动力缺乏的各种文化因素 ,如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宗教文化因素、民俗文化因素等。因为在同一自然条件、同一政策…     

风险视角下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形成与治理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我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但致贫返贫风险的长期存在威胁着来之不易的减贫成果。为巩固脱贫成果,防止家庭因风险返贫,本文着重分析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逻辑关系,包括协同性风险、异质性风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从家庭能力不足、家庭负担重、风险防御能力不足三方面发现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形成机制,提出从加强家庭减贫内生动力建设、增强帮扶政策有效“输血”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三条路径防止家庭贫困脆弱性发生。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

现阶段,我国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扶贫政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呈弱化之势,其关键原因就是没有根据不同的致贫因子采取合适的减贫政策。事实上,所有的致贫因子大体上都可以归类于贫困代际传递和贫困陷阱两种致贫模式,深刻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异同,厘清这两种模式的致贫机理,对于制定合理的反贫困战略以破解欠发达地区农村的长期贫困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和理论意义。     

脱贫地区农户脱贫成果的脆弱性分析——基于四省四县农民健康扶贫调研数据

文章考察了4个省份4个县400个农户因病致贫和健康扶贫情况，并利用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和评价健康扶贫效果的脆弱性，认为贫困地区的健康扶贫效果较好，脱贫成果面临因病致贫返贫的挑战。以救助为中心的健康扶贫政策是近年来贫困地区摆脱因病致贫的主要措施，但从长期看，健康扶贫应从以“救助为中心”转向以“预防为中心”,着力于培养贫困地区农民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才能降低低收入群体的因病致贫返贫风险。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实施成效与长效机制构建——基于渝东北地区的调查

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问题的终结,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的长期性、代际性等特征的存在,使得要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其贫困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基于渝东北地区511家农户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发现: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仍然面临着收入来源单一与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的持续增收难度大、致贫因素多与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的返贫风险大等突出问题.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应坚持精准思维,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现代扶贫体系,构建协同扶贫机制;推动扶贫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扶贫产业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农民增权赋能,全面激活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机制;关注特殊困难群体,完善深度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机制.深度贫困地区的全面脱贫,将为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论北魏自耕农的贫困

自耕农的贫困始终是困扰北魏政权的重要问题。北魏自耕农来源的多元化与致贫因素的复杂化使得北魏自耕农负担不断加重。北魏自耕农的贫困与贫富差距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北魏制度设计的缺陷。北魏政权为防止自耕农贫困而采取的赋税蠲免、灾伤赈济以及税率调控等措施仅是头痛医头之举,并未从制度上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自耕农的贫困。这最终导致了北魏的衰亡。     

农村贫困治理:可行能力、内生动力与伦理支持

贫困主体具有多样化,致贫原因具有多因性,贫困程度具有多层次性的差异。可行能力是人们获得各种资源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可行能力不足是贫困群体致贫的主要因素;内生动力是贫困主体摆脱贫困的思想条件,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是脱贫攻坚的力量源泉。贫困治理必须关注个体因素的差异,要给予不同贫困群体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差别对待必然涉及到公平正义问题,治理贫困有技术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伦理问题,不能获得伦理支持,技术就会陷入具体情况复杂性带来的公正拷问。伦理支持是一种分析思路,同样也是一种治理路径,农村贫困治理要以公平公正的伦理关怀精神,精准识别贫困户,精准采取扶贫措施。     

失地农民经济贫困与社区建设——以经济社会学理论为分析视角

失地农民经济贫困有许多特点.从宏观的制度设置、中观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以及微观的人力资本层面入手,可以探讨失地农民贫困问题形成的制度原因及其解决的障碍.文化、教育、年龄、知识技能和生活方式等对失地农民有明显影响.社区建设是解决失地农民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     

基于金融帮扶视角的因病致贫农户脱贫路径研究

当前,“因病致贫”仍是造成农村地区产生贫困的主因。综合运用金融工具为“因病致贫”农户搭建帮扶平台,是提升整体性贫困治疗效果的重要途径。文章认为金融帮扶平台的构建,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即优化普惠金融因病扶贫生态环境,针对因病致贫打造特色化的金融扶贫产品,为因病致贫农户提供助农贷款、助学贷款,同时保险机构要完善贫困群众大病商业补充保险机制,加强政银合作的扶贫贴息帮扶体制,从而推动因病致贫农户脱贫致富。     

正义进程中的西部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贫困不仅仅是经济现象,而是一个内涵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同的学科对贫困的理解是不同的.从多学科视角审视贫困的原因,从多学科视角谋划反贫困的对策,综合致贫需要综合治贫.     

贫困大学生思想帮扶教育探析

贫困大学生思想问题,已经成为国家、社会、高校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开展贫困大学生思想帮扶教育,是解决贫困大学生思想问题的根本方法和途径。开展贫困大学生思想帮扶教育,要与解决贫困大学生经济困难及和谐校园建设同步实施相互促进。贫困大学生思想帮扶教育,只有在国家、社会、高校、高校教育工作者和贫困大学生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取得实效。     

金融资源配置扭曲与贫困关系研究

基于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启示,贫困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使贫困地区陷入了贫困恶性循环中,形成了"金融资源配置扭曲-贫困-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恶性循环圈".我国贫困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扭曲表现在金融人才匮乏、金融机构服务缺位、金融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和低效率状态等方面,打破贫困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扭曲从以下方面着手: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制定各种金融优惠政策,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建立良好的金融服务体系,大力开展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古典经济学家的贫困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目前在中国仍然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为了治理贫困需要了解古今中外的相关研究贫困的思想,借鉴治理贫困的政策设计.从国家贫困思想、消费品思想、关于济贫法的争论、致贫原因几个角度对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的贫困思想进行了阐释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提出了这些思想对于当今的启示意义.     

英国工业革命中的经济发展与贫困救济政策变革

英国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 ,但贫困问题依然困扰着社会并呈现出“失业致贫”等新的特征。在解决这些新问题时 ,旧有的法规体现出诸多的不适应性。经过反复地探索 ,人们最终认识到协调经济发展与贫困救济的关系是制定济贫法规的关键点 ,贫困救济的措施必须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     

贫困文化视角下的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

贫困文化是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重要精神原因。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要想尽快改变贫困地区的现状,实现农村富裕,除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外,关键在于要解决农村的贫困文化问题,应当着力实施反贫困文化战略,帮助贫困人口重构反贫困文化的价值体系,探索反贫困文化的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