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儒者的政治狂情——以明儒王艮为中心的考察

王艮作为一个平民儒者,秉承着儒家学者一贯的政治情结,在其哲学思想里对于政治问题予以了热烈的关注.王艮的政治关怀,从思想层面来看,主要体现在:期盼实现"万物一体"的合理政治秩序能够继上古三代社会之后再次重现;强调"安身"、"保身"是家国天下等政治事务的根本,将治世的问题化约为治身的问题;倡导"大成师道"学说,认为儒者应该用"圣人之教"来教化君主和万民,通过教化社会、参与政治来实现儒者的救世使命.     

诸葛亮并未斩马谡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三国演义》中最重要、最生动的故事之一。其第九十六回标题的前半便赫然写着:《孔明挥泪斩马谡》。其中描写道:街亭败后,马谡主动去见诸葛亮,且是与王平、魏延、高翔同至。孔明唤其入帐,马谡便“自缚跪于帐前”。听诸葛亮诉其罪,宣布要将其“明正军律”之后,“泣曰:‘丞相视某如子,某以丞相为父。某之死罪,实已难逃,愿丞相思舜帝殛鲧用禹之义,某虽死也无恨于九泉’!言讫大哭。孔明挥泪……左右推出马谡于辕门之外,……须臾,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孔明大哭不已。” 在这里,不仅诸葛亮执法如山,“形象高大”,马谡也很令人赞叹:明知要砍头,却不畏不怯,主动送上门去,以死明法。这形象,真够“闪光”的了!     

"以儒相诟病"与荀子的批儒扬儒

为了重塑儒家“大儒”形象,出于对儒家思想正本清源的需要,荀子对儒者思想泛道德化和耽于饮食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并从正面对礼的正身治国功用作了系统阐释。荀子追宗孔子、子弓,极大张扬儒者的社会价值理念,强化儒者的社会担当意识,对孔子以来的儒家思想作了全面批判、继承和总结。     

现在向孔明学什么

现在向孔明学什么（日）城野宏著沈伯俊译人为的史书诸葛亮，字孔明。但在日本，一般只知道其通称即诸葛孔明。如果说诸葛亮，可能有的人就会以为是指孔明的亲戚或是别的什么人。所以，本书采用其字，即“孔明”来称呼他。（一）生动刻画孔明的《三国演义》。孔明生活在汉...     

《儒行》的超越维度：儒家群体的建设与追求

《儒行》篇对儒家群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经典诠释史上看,宋儒的质疑导致后世忽视《儒行》篇的重要性,至晚清民国时期《儒行》篇再度获得推崇,康有为、陈焕章将《儒行》视为孔子为制定孔教而设的条规。他们提出儒服是孔子改制的一部分,如果不考虑这种改制论,儒服同样具有群体性意义。相比儒服,孔子更为看重儒行,将行为视为儒者的判定标准。儒者行为重在学问,其内容是忠信,目的是求仁。忠信仁义是儒行的内在信念,也是儒家群体的共同目标与期望,儒者据此超越世俗政治以自立。而忠信仁义的神圣性源于天命,由天赋予仁者。仁者作为儒者的最高标准,等待其天命在世俗社会中的开展与实现。在没有出仕时,儒者秉持坐起恭敬的修为,沟通与把握天命;出仕之后,儒者将天下百姓与自身性命视为一体,以天下生民为终极归宿。     

儒道·儒教·儒者——我之儒学观

儒有其“道” ,此“道”在于涵贯“中庸”祈向的“率性” ,或其真蕴毕竟归落于“率性”的“中庸” ;它呈现于每个人“率性”而致“中”的切己的生命趋赴中 ,却又不尽于任何经验个人的孜孜不懈的践履。儒有其“教” ,此“教”可谓一种启迪人的心灵境界或生命自觉的教化 ;儒也可以以“学”相称 ,但儒学之“学”重在于“觉”。学以致“道”、修于儒“教”而使自己心灵境界成其一格的人可称之为儒者 ,真正的儒者从来就不把自己囿于反躬自省以诚意、正心的一度 ,他也对人在对象世界可能实现的价值有着相应深切的关怀。     

两汉之际士人与士风

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之后，朝廷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而儒者阿意取容，崇 尚利禄，士风因之大坏。汉末王莽改制失败，儒者借改制寄托理想的愿望落空，心灰意冷， 于是纷纷避世隐遁，隐逸之风大盛。东汉中兴，偃武修文，儒者复出，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     

两种符号秩序的冲突——19世纪美国传教士塑造的中美女性形象的比较研究

19世纪,美国传教士在"基督教化"中国的目标之下,希望对于中国女性进行改造。传教士通过文本空间,塑造了苦难、悲惨、备受桎梏的中国女性形象和自由、平等、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美国女性形象,确立了一种类型化、二元化的符号结构,对中国传统符号体系进行瓦解。传教士通过瓦解—重建符号秩序的模式,试图推进基督教符号体系在中国传统符号体系中的行进,完成其形象由符号空间转向社会空间的意义表达。     

中国电视公益广告中儿童形象分析

公益广告有其强大社会性和公益性,对受众有着教化的积极作用.儿童形象是电视广告常用的表意符号.中国电视公益广告也越来越注重对儿童形象的使用.从各年龄阶段、角色类型和性格特征方面分析,近年来公益广告中的儿童形象更注重塑造伦理真实、形象立体的儿童形象,以达到对儿童符号最真实全面的挖掘和更广泛地吸引受众.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外教化方式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外教化方式，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生活教化，劳动教化，道德教化，情感教化和环境教化。从这5个方面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特殊的意义。     

论玄烨“以教化为先”的法律思想

玄烨吸取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维护、巩固满清少数民族政权，提出“以教化为先”、“尚德缓刑”的治国指导思想。对官吏、百姓包括满清贵族实行教化，教化的主要内容是“孝”、“梯”观念和“度制”。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和睦，树立符合统治需要的尊卑等级观念。玄烨为使臣民接受教化，提出“阜民”、“安民”思想并付诸实施，为教化提供物质保障。在注重教化的同时，玄烨也重视法律的作用，提出“宜用威者慑之以威，宜用恩者慑之以恩”的统治方法，用法律手段尤其刑罚制裁不接受教化的人，以强制力保证教化得以实现。     

政治文化研究教化哲学与愚民政治

政治文化研究教化哲学与愚民政治孙晓春重教化、正礼义是传统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儒家的教化哲学不仅具有伦理道德方面的意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在近年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中，学术界对儒家的教化哲学大多持肯定意见，或以为儒家教化哲...     

“独语”还是“对话”——从儒道比较看早期道者的经世品格

由于《老子》文本的文约义丰,致使后世的多向度诠释“遮蔽”了原创的本真,郭店《老子》的出土深化了学界对《老子》文本思想的认识。春秋战国之际的早期道者提出了以“道法自然”为核心内容的经世主张,他们虽然不像儒者那样致力于传道,但其理论的建构及言说对象和儒者一样都是各国的最高治者,他们不是一群离世的独语者,而是在与现实及现实的治者对话,甚或与儒者和公众对话,不过其心态比儒者多了些风度和从容,其思想具有的依旧是经世而不是出世的品格。     

论子夏对孔子之“学”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论"学"丰富而精彩,子夏在此基础上又有重要发展:由"修己以安百姓"到"学以致其道",明确了儒者为学之目的论,点明了儒者的存在价值及实现这一价值的途径;由博学、好问、多思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提炼了儒者为学之方法论,其"博"、"问"、"思"与"志"、"仁"并提,实现了方法论与目的论的结合、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由"兴于诗"到"洒扫应对进退",丰富了儒者为学之过程论,日常之"行"成为"成人之道"的开始。但在儒者为学之境界上,孔子之"乐"与"不愠"为"心战"与"色变"所取代,这是子夏之"学"的最大不足。     

《先哲丛谈》所辑江户中前期的日本儒林

日本江户时代折衷学派学者原善所著的《先哲丛谈》,因其收录广泛、持论中正及严谨的史传体例,成为日本儒者传记的发凡起例之作。该书记录了江户中前期儒者的出生地、出身、出仕、学行轶事等信息,呈现出当时儒者的现实生存状况、江户中前期日本儒学中心的转移以及儒学学派清晰的传承脉络,反映了当时儒学与佛教、神道竞争与融和的现实,表达了对江户中后期日本儒者积极入世的鼓舞,也记录了日本儒者以"华夷观念"为代表的本土意识。     

“借东风”及其他

一最近偶然重翻“三国演义”,看到第四十六回写赤壁之战前,周瑜和孔明二人不约而同地提出用火破曹,以及第四十九回讲孔明祭风,不免引起一点感想。孔明“借箭”之后,周瑜邀其入帐共饮,说思得一破曹之计,欲求教于孔明。     

儒家“有教无类”与佛教“平等教化”之差异及历史影响

大乘佛教认为,佛性是人与世界的本质,佛性具有超越世俗的特性。以佛性论为基础的"平等教化"摆脱了一切世俗条件的束缚,是一种全面、绝对的教育平等。传统儒家伦理学则不具备这种超越性,因此"有教无类"很难摆脱种种社会世俗条件的限制。在大乘佛教佛性论的启发之下,宋明儒者构建了儒学道德本体论,这使得儒学理论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超越世俗的特性,并最终将女性、愚者纳入儒学教育平等的范围之内。     

现代新儒家文化民族主义研究——以贺麟为例

贺麟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厚。他不仅以复兴民族文化、重塑儒者形象为己任,亦致力于儒化西洋文化、尝试学术建国,以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在对民族和文化双重危机的体认中,衍生出对民族国家和文化前景的强烈的忧世情怀和人文关怀。     

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看论张溥 "知人论世"方法的运用

张溥关注儒者、文士与政治的关系,表彰忠烈节义,严厉批评无持操之人;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身处政治高压下的古人,体谅其处境的无奈与悲哀;不赞成儒者、文士留恋仕途,主张退隐;张溥眼中的儒者学识、才干兼备;赞赏重人伦、有情义的文人。张溥关注文人仕途上穷达与著述之间的关系;处境的改变对创作的影响;作品对处境与命运的影响。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东亚比较思想史的视野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吾道一以贯之”解释的主要观点是 :多数日本儒者将孔子的“道”界定为社会政治意义的“道”,是经世济民之道。对“一以贯之”的解释要点是 :“贯 ,统也”;以“仁”释“一”;从伊藤仁斋开始 ,德川时代儒者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部分地体现日本儒者采取“即存在论本质”的解经方法 ,呈现极其强烈的反宋学思想倾向 ,尤其以朱子学为主要攻击目标。韩儒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则因袭多于创新。从中日比较思想史视野来看 ,日本儒者对宋学的批判并未切中要害 ,因为他们并未进入宋儒之孔学诠释中的两个哲学问题 ,这就是“心与理之关系”以及“个体论或整体论之方法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