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特殊自然法的政治经济学——哈奇逊的经济思想及其意义

在十八世纪苏格兰经济政治社会转型之际,弗兰西斯·哈奇逊进一步发展了苏格兰自然法理学传统,把道德哲学和自然法学说加以结合,并从这一传统出发,对普芬道夫自然法框架下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极大的修订,凸显了商业社会形成过程中个人自然自由的重要性。其关于分工、需求、价值等经济问题的思考对亚当·斯密以及古典经济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所蕴含的道德伦理思想对于当代经济学的发展也依然有着进步的意义。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及价值探究之一——孔子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孔子作为儒学的创立者,他的思想中包含着深厚的生态伦理意蕴。其中,以敬畏天命为理论基石的生态伦理智慧教导人们要遵循自然、敬畏自然;以融入自然为理想境界的生态伦理思想向人们展示了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伦理情怀;以节用资源为伦理实践的生态伦理意识教导人们坚持取之有度、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观。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解决现代社会生态危机可以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源泉。     

苛政猛于虎——孔子的仁政主张

《礼记·檀弓下》有这样一段记载：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价值与正当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容隐无论作为伦理学说还是法律制度,都充分考虑到了权利平等的因素,反对滥用权力进行容隐,学界所谓容隐制度维护尊卑伦常、滋生腐败现象等观点,均属不实之词。容隐权作为能够对抗和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权利,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即使这一权利带有瑕疵,会对社会公义造成一定的损害,也应该容忍。     

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论近代自然法转折的意义

自然法是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概念,从古希腊哲人发端以来,它的内涵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近代政治哲学中得到强化,却也因此被改换了概念的基本因素,从而在卢梭之后被"天赋人权"所取代,逐渐淡出政治哲学的讨论范畴。现代以来,法律实证主义的出现更使法律本身完全回归现实维度,彻底告别形而上因素,也拒绝了种种诸如"善"与"正义"的先验性讨论。二战以后,随着人们对政治现实的反思,"自然法是否可能""自然法是否必要"这些问题又开始为人所重视;近代自然法到自然权利的转化过程也日益被认为是自然法概念消亡的关键所在。现代保守主义学者高举守卫自然法的旗帜,试图与从"天赋人权"开始的自由主义者们最后导向的道德虚无主义抗战。本文试图从历史梳理的过程中发现自然法转折的细微之处,并从中寻找后代自由主义的先声。     

版权的正当性--从洛克的财产权思想谈起

作品与有体财产的区别注定了用于正当化有体财产的洛克式论证无法解释版权的正当性。洛克有关财产权的理论以自然法的转向为重要前提,其理论框架招致了后来学者的不同解释与批评。支配性观点认为,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包含了两个条件:“不浪费”和“给他人留下同样多的足够好的东西”。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可以用于解释版权的正当性。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法思想的中国价值

深入分析施特劳斯自然法思想的中国价值,突出有三点.第一,回归起点:重新认识西方学术.施特劳斯出于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切关怀,不断回归古希腊大哲的经典,以古人的思想来理解古人,解读出与众不同的自然法思想,让中国学者需要重新认识西方学术及其传统.第二,追求美好生活之途径:重回中国古典.施特劳斯认为,现代世界已然不能给予人类社会美好生活,追求美好生活之途径是返回古典,聆听苏格拉底等大哲们的自然法教诲.中国在追求伟大民族复兴梦,实现美好生活的途径上,也可回到中国古典,挖掘古代智慧.第三,坚守封闭社会:中国问题中国分析.施特劳斯认为,任何社会都是一个封闭社会,有其独特性.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历史和发展之路,只能中国问题中国分析.     

洛克自然法的性质与意义探析

洛克的自然法是理性法与神意法的统一,上帝的意志不仅赋予了个人权利不可让渡的神圣性,也同时赋予个人义务不可抗拒的神圣性.而一旦自然法的神学根基得以建立,洛克又将这个宗教背景悬置起来,使其自然法以一种完全符合常识理性的方式去构建他的政治哲学.洛克自然法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对自然理性的确认而拒斥传统权威及教条,寻找到道德共识的基础,并发展出政治自由主义.     

孔子视域中的“天命”与“君子”——兼论孔子君子思想形成的天道背景

"君子之学"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但孔子的君子思想并非凭空产生,它有其发展成熟的思想背景和内在逻辑。在对当时的天命观进行推进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极富创见性的"君子之学"。殷商时期,"帝"全能而不全善,人们的命运全在上帝的笼罩之下,故而导致了"卜筮之学"十分兴盛,人们只能通过祭祀和占卜来获得上天的旨意以趋利避害。到了西周时期,因为政治的需要,周初统治者一方面保留了天的主宰性,另一方面也给天加进了伦理的内容,把天命与统治者的德性联系起来。而孔子对以往的天命观又进行一次大的转变,把天命下贯到每一个人的心性之中,为德性找到一超越的根据,导致了"君子之学"的提出并决定了此后儒学发展的大方向。     

鸟兽不可与同群——孔子的入世主张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枝，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     

自然法思想历史沿革的剖析——兼论自然法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在漫长的历史中,自然法思想的内涵不断因时代的要求而发生着变化.从自然到理性,从与实在法的二元对立至直接表达一种价值追求.自然法思想在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也影响着当时的社会.自然法思想在当代的价值就是引导人们重新关注探求法律中的价值,重塑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自发的秩序与无为的政治——中国古代的天命意识与政治的正当性

天命是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的一个重要观念 ,中国有一个独特而又深刻的天命论传统。对于中国思想而言 ,天命不是起源于宗教神学的实体性上帝 ,而是发源于民众的生活 ,它体现为民情、民意、民欲等等 ,它就是以民众生活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政治的秩序。中国思想认为 ,天命并不具有人格性、意志性 ,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因此 ,天命被理解为自发性的社会—政治的秩序。正当性的政治必须充分尊重这种秩序 ,而不能去人为地干预它 ,这样的政治就是无为的政治。“忠君”的观念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获得恰当的理解。     

圣之时者——孔子的权变主张

在《孟子·万章下》中,有孟子对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位圣贤言行的评论,然后总结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所谓“圣之时者”,即圣人之中识时务的人。孟子据此认为,孔子已达致集圣人之大成的最高境界。     

钓而不纲——孔子的仁政主张

孔门弟子记孔子行事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这一记录告诉我们,孔子是喜好渔猎活动的,孔子的渔猎活动是有节制的. 孔子钓鱼而不用网具断流捕鱼,射鸟而不猎击归巢之鸟,这种不尽物取之的行为,旧注常以仁爱释之.朱熹在注释本章时就引洪氏语日: "孔子少贫贱,为养与祭,或不得已而钓弋,如猎较是也.然尽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为也.此可见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此一解说,是符合儒家精神的.     

破产免责制度的正当性及其实现

破产免责制度是破产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体现着现代破产法律价值的观念。对我国正在讨论的《破产法》修正案,补充免责制度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具有正当性。就破产免责的具体制度而言,适用自动免责制度更为有效,并且根据《破产法(草案)》的内容,应当在目标模式、体例模式、申请免责条件以及不得申请免责的情形等方面予以修正。     

从上博简《诗论》第25简看孔子的天命观——附论《诗》之成书的一个问题

上博简《诗论》第25号简提到“《肠肠》小人”,其中的篇名应当是《大雅·荡》篇,而非《诗·君子阳阳》篇。《荡》篇首章与后七章在辞语、文意等方面皆有重大区别,后七章系汉儒混入者。其首章方是真正的《荡》篇的一部分。从这章内容看,它抨击和咒骂天命,正是孔子所谓的“不畏天命”的“小人”之貌。简文为判定今传本《荡》篇的后七章属于另篇提供了重要旁证,并且,对于认识《诗》的成书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孔子的"文言"思想及其文学意义

语言是文学的物质媒介,研究孔子的言辞思想更容易接近其文学思想的核心。“文言”是孔子言辞思想的核心概念,它对内容上的规范性与形式上的审美性的双重要求,使孔子的“文言”思想,不仅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形式上可资借鉴的典范,同时,也在思想内容方面树立了“雅正”的尺度。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思想,“文言”一词所包含的规范性与审美性的双重意味,奠定了孔子以及儒家文学思想政教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诉求。     

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在传述古代文化的过程中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他怀疑天命鬼神,重视人事;主张以“仁”为中心确立各种典章制度;重视仁德、礼义,轻视生命和物质利益;提倡“中庸”之道与“和而不同”的方法原则;强调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孔子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并由中国传播到世界,是推动社会走向理性、文明、和谐、有序的巨大动力。     

休谟对传统自然法理论的批判、变革及其影响

近代以来,宗教与道德的逐渐分离和认识论领域的经验主义思潮为传统自然法理论注入新的内涵,同时也使其遭遇空前的危机。休谟在道德领域所作出的"是"与"应当"的区分,从根本上对自然法理论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而其关于正义的自然法则的论述则实现了对传统自然法理论的批判和变革。休谟之后,自然法理论走向衰落。当代新自然法理论的诞生看似是对传统自然法理论的复兴,但其内涵与传统自然法理论相比已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