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养老保险、双代个体特征与家庭双向代际支持——基于CHARLS 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

借鉴代际关系理论、福利多元主义思想,构建基本养老保险、双代个体特征对家庭双向代际支持影响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相关数据,建立OLS和有序Prob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分析框架.研究主要结论有:基本养老保险"挤入"了亲代向子代的经济支持,加剧了逆向反哺现象;婚姻状态在生活照料方面具有显著的"互馈性";亲代学历具有经济支持"溢出效应";子代学历越高越容易出现"代际精神支持冷漠";子女提供的生活照料具有"母亲偏好".研究主要启示有:在加快社会养老事业建设的同时应适度提高农村地区养老金待遇,充分发挥婚姻稳定对家庭建设的双向促进作用等.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选择效应”

本文利用湖北宜昌城乡老年人口状况问卷抽样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子代与父代间双向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发现代际支持在父代与子代之间产生了“选择效应”,认为在现代养老模式的选择上,应充分肯定和发挥家庭的基础养老功能,积极发展以子女代际支持为核心的家庭支持体系,进而构建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     

养老支持的“家内”与“家际”视角——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

文章从“家内”与“家际”视角分析了城乡家庭养老支持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乡家庭养老支持存在显著差异。亲代的居住安排、对孙子女的照料、在子女婚姻花费的贡献,以及亲代与子代配偶关系等因素对亲代的养老支持产生了影响。城镇地区多数子女与父母在空间上形成了“分而不远”的状态,在代际支持上表现出“分而不离”的特征;农村子女在与父母分开居住后,亲子代问代际交流减少,“家际”方式下的养老支持趋于弱化。     

代际传播数字沟的形成背景、社会影响及其调适

随着互联网及各种传播技术进入家庭空间,亲代逐渐丧失了在教化子代上的权威和优势,子代凭借对新技术的掌握而获得"反哺"能力,成为亲代学习新技术的"言传身教"者,在代际传播中居于主导地位。亲子两代在互联网及新媒体技术接入、使用上的差异,伴随时间的累积效应,将产生知识积累上的差异,数字沟由此产生。家庭内部的数字沟,是社会层面数字沟及其不平等的组成部分,将加剧社会的信息分化、冲击传统"亲孝"关系,使老龄化社会"雪上加霜"。为消弭代际数字沟,回应"积极老龄化"的时代需求,应开展面向老年人的网络素养教育活动,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提供网络平台;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质量,建立子代与父辈之间新型亲子关系。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维系、变动和趋向

文章着重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考察家庭代际关系及其维系、变动、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向,旨在对当代代际关系状态有更全面的认识.作者认为,就当代而言,家庭代际关系的传统维系力量已被削弱,新的维系手段表现出由多元到单元之变.代际关系变动中既有值得称道的进步,也存在诸多问题.社会组织应注意引导代际关系的发展方向: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提高老年人自身经济能力,降低亲代对子代的赡养依赖;继续推动子代义务、责任和权利南儿子单系承担和享有向儿女双系发展;加强道德力量在代际亲情关系维系中的作用;注意化解代际财产传承多元化所出现的家庭和社会问题.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分析——以北方农村为基础

当代农村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深刻影响着家庭代际关系.家庭代际关系主要指上下代之间所形成的抚育、赡养、继承、交换和交往关系.代际关系不仅限于"家内".而且存在于"家际"之间,它有性别和生命周期之分,有抚育-交换-赡养之差异.还因制度变迁而有时期和强势代与弱势代之不同.当代农村代际关系研究应做到三个结合:将制度变迁、社会转型与家庭代际关系结合起来,将代际关系与家庭功能变动结合起来,将家庭代际关系与家庭结构和分家行为结合起来.当代农村代际关系既有代际之间束缚减少、日常冲突降低等表现,也有亲子代支配资源能力逆向变动、养老方式单一等问题.推进多元养老体系建设,倡导子、女两系财产继承方式和赡养方式,改变亲代对子代婚姻花费的包办,建立新的家庭规范,对现代代际关系的建立将起到积极作用.     

代际交换下家庭权力关系重构——基于苏南农村并家婚姻模式的田野调查

代际交换不仅是代与代之间的日常互动,而且对家庭权力关系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苏南并家婚姻是一种“并而不合”的双系婚姻模式,在此婚姻模式下形成多种互动关系。父代在单系家庭内部通过代际交换的方式将资源让渡给单系子代,以获得子代家庭的参与权。双系父代家庭之间围绕子代家庭展开竞争与合作,在互动中建构出双系父权的权力关系,在双系父权的权力关系作用下,形成子代夫妻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新型家庭权力关系虽然能够相互制衡产生稳定性,但是代际交换一旦过于频繁,代际关系过于紧密,便会对子代核心家庭关系产生影响。     

中国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CHARLS 2013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对当前中国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现状、动机与规模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主要结论有:1)中国家庭代际财富呈现向上转移的特征,同时年轻一代存在明显的"啃老"现象;2)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转移主要由父代特征变量决定;3)子代对父代的财富转移由子代与父代的特征变量共同决定;4)收入是影响子代与父代之间财富转移的重要因素;5)农村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转移偏向儿子,但女儿却更有可能给予父母财富转移;6)父母给予独生子女的财富转移规模更大;7)帮忙照顾孙子女会促进父母对子女家庭财富转移的可能性与规模;8)离家较远的子女给予父母更多的财富转移。     

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调查数据分析贵阳市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老年人的居住方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3个客观变量和收入满意度、生活照料满意度2个主观变量对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产生显著性正向影响,且具有稳定性。经济收入、健康状况和住房条件变量尽管对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也有较强的正向影响,但在加入老年人个人特征变量和主观变量后,影响强度减弱,最后不具有显著性,说明这些变量的影响力不具有稳定性。     

过度劳动的代际冲击：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的经验证据

过度劳动日益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目前学界较多关注过劳行为的短期影响而相对忽略了过度劳动的长期冲击效应。基于新人力资本的能力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代际视角评估父代过度劳动对子代新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揭示过度劳动代际的影响异质性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过度劳动对子代的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会导致子代非认知能力的恶化。在家庭角色分工下,父亲过度劳动会显著促进子代认知发展,而母亲过度劳动对子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非认知层面。相较于男孩,女孩的非认知能力受到父代过度劳动影响更为显著。相较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中父代过度劳动的代际冲击表现更为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父代过度劳动能够通过收入效应、家庭教养方式和健康传导效应作用于子代的新人力资本积累。未来应当更加关注代际视角下过度劳动带来的长期影响,有效促进子代新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优化。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研究

利用中国居民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CHNS)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子代受教育年限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与以子代职业类型为代表的社会资本投资确实是解释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的重要因素。1991—2011年间,职业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扮演着比教育因素更加重要的角色,然而从2004年开始,两者之间的差距有了明显的缩小。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会带来其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的不同。要提高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政府需要在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努力保证各个阶层子代拥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家庭生命历程事件的代际支持:实现路径与运行逻辑

从生命历程视角探讨家庭生命历程事件的代际支持,有助于深入理解不断变化的时空背景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当代意义。基于解释性时序混合设计的研究发现,生命历程事件的代际支持呈现出两条主要的实现路径：一是基于家庭形态改变的代际支持调整,二是基于需求引致的代际支持变化。生命历程事件的代际支持既非纯粹基于家庭主义导向的利益权衡,也不完全是家庭规范约束的结果,共同的价值体系和紧密的情感联结促使家庭成员对代际支持达成一致性理解,使代际关系伦理在家庭生活中被制度化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家庭秩序。这种相对稳定的家庭秩序对于老龄化不断加剧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研究

文章通过对河南省蔡寨村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的240位村民的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本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总体水平比较高。个人文化程度、个人初次就业时的年龄和父亲的职业、母亲的干部身份对代际职业流动（与父亲相比）存在着影响,个人的文化程度和父、母亲的职业和家庭的经济水平对代际职业流动（与母亲相比）存在着影响。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人文化程度在较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水平,而父亲的文化程度、家庭的经济水平和母亲的职业则通过子女受教育程度来间接影响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总的来看,农村居民要想获得农民以外的职业,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受教育水平。     

中国城市移民的污名建构与认同的代际分化

污名问题受到了高度关注不仅因为其关系到被污名者的生存、生活和与主流社会的融合,也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本研究引入社会表征的研究视角,探讨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而迅速分化和形成的第一代城市移民和其子代污名社会表征,认为城市移民污名的建构体现了对话与互动的双向特征,并通过锚定和具化机制加以实现。在这一背景下,城市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的认同根基与认同应对策略选择都显现出代际的差异和不同的偏好,同时也体现了代际之间从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的过渡,这是代际认同分化和污名感知的深层动力和驱动性的基耦的所在。     

论环境保护与代际公平

代际公平理论关注的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资源与环境的公平分配问题。当今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这个问题必然会影响到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本文从实现代际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出发，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对策和建议。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综述

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是指企业在代与代之间所进行的传递,代际传承集中表现为家族企业领导人的更替.家族企业领导人的更替为什么一定要在家族内部人之间进行呢?国外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侧重于经营家族化现象的制度根源和性质,强调家族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约束,家族企业不得不在家族内部寻找接班人.接班人选择是代际传承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绝大多数的家族企业为保持家族的延续性会从下一代的家族成员中挑选接班人,而且大多采用长子继承制;传承是否成功可以从继任满意感和继任绩效来评估,代际传承不仅仅是企业绩效的问题,如果传接双方对继任满意而且企业绩效发展平稳就可称为成功的代际传承;以企业领导人更替为标志的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所包含的内容远不只是所有权和经营权,企业代际传承中还有很多的资源进行传承,他们对代际传承有很大影响.     

职业代际流动、社会融合与共同富裕

在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下,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已进入新阶段。有效提升职业代际流动性,是开发与积累人力资本、解放并发展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实现途径。通过引入演化博弈思想,构建来自不同群体的子代职业选择博弈模型,利用不同社会规范来协调参与人行为选择,能够根据演化稳定策略揭示职业代际流动全过程。从社会关系网络出发,会发现不同家庭子代对资源的搜索、组织和使用存在群体差异,缺乏代际流动性的社会容易导致阶层分割,资源难以整合,阻碍中等收入群体的提质扩容。进一步深化社会融合与职业代际流动协同作用的研究,可以在代际间的动态循环过程中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措施,让被排斥但具备条件的劣势群体获得必要的职业发展机会和资源,从而避免贫富分化和社会区隔,建立流动性高且融合度高的社会,更高质量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     

西部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社会学研究——以甘肃M县四个村为例

贫困与人类发展进程相生相伴,研究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对于我们调整反贫困战略、寻求制度体制层面上的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视角出发,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探讨了西部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影响因素,即: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以及社会关系网等自致性因素;父亲的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以及子代儿时的家庭结构等先赋性因素;社会支持与社会流动等社会性因素在终断/延续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论代际道德责任的可能性基础

代际道德责任的存在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在环境伦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颇具争议.虽然代际之间受到时间的限制,生活在不同时代和环境,无法进行直接的交流和商谈,但生活在当下的现代人仍然具有对未来人的道德责任.人类作为一个生存整体的连续性、现代人们行为对于未来人生活的影响以及未来人作为理性存在的人格和尊严,都为代际间的责任提供了必要性基础.代际契约的可达成性更是为这些责任的履行创造了现实性条件.所以,代际间的道德责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有坚实的存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