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sis、例外状态与新帝国的诞生

特朗普的上台实际上代表着全球化政治格局的衰落,也意味着一个新帝国时代的崛起。从阿甘本对stasis的政治范式的分析出发,将内战作为政治的基本格局,可以发现,政治哲学中的契约和立法仅仅是内战格局的结果,内战不仅奠定了梭伦改革的雅典政制的基础,也奠定了现代民主政体的基础,即内战确立了斗争派别之间的均势平衡,迫使诸派别相互妥协而签订契约。这样,自威斯特伐利亚公约以来的国际政治格局就是一种stasis的均势结构,但各方力量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形成例外状态,就必然导致从民主共和体制向帝国体制的过渡。今天全球化的衰落正是stasis的均势平衡被单一势力打破的结果,而这个单一势力正在试图建立与恺撒相同的事业,即让全球政治从共和状态向新帝国状态过渡。     

“例外状态”发展简史——兼论阿甘本例外状态的常规化进程

例外状态现在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理论界的一个热词,而且在阿甘本看来,例外状态已然常规化。本文以阿甘本《例外状态》为蓝本,从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两个方面梳理了例外状态的发展史,并从中抽象出例外状态常规化的三个特征:例外状态始自战争;例外状态已经普及到各个领域成为一种常规化的国家治理方式;立法机构将立法权让渡予行政机构。     

遭遇阿甘本——赤裸生命的例外悬临

阿甘本依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福柯的考古学方法,探寻了不可能在场的在场性,在福柯创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资产阶级生命政治批判基础之上,生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赤裸生命、神圣人、悬法例外状态等一系列重要的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统治新形式的深入思考之境,并对德波指认的资本主义景观社会、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现代收容所等重要历史事件作出了极为精彩的本质批判和内里透视,直接引领了当代激进批判话语的重要现实转向。     

虚实结合 交融共生:元宇宙的例外空间存在状态及其现实意义

无论是社会文化还是空间认知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媒介的发展所影响,新媒体的兴起引起了信息场景的变化,传播学研究的“空间转向”问题也由此被提出,元宇宙概念的出现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作为一种概念型产品,现阶段可供研究的元宇宙类产品并不多,但从互联网的发展来看,它却具备了两个前提：电子游戏的虚拟场景与网络社交媒体的信息场景。通过对此二者的研究,元宇宙的空间属性逐渐展现,它超越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存在形式,呈现出虚实结合、交融共生的存在状态,而通过对阿甘本“例外状态”的引入,元宇宙的“例外空间”属性也被挖掘出来。同时,“例外空间”不仅是元宇宙空间独有的特性,也是当下互联网虚拟空间以及自媒体信息场景的呈现形态,这为传播学的“空间转向”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双向博弈——试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思想史考察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争论贯穿于自由主义的始终。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其理论侧重点各有不同,而这一讨论折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就是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边界问题,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角度解读两者的双向博弈局面。     

从赤裸生命到荣耀政治——浅论阿甘本homo sacer思想的发展谱系

在阿甘本的著作中,homo sacer是其最难理解的概念之一。1995年阿甘本最初提出了homo sacer概念,这一概念具有双重例外的特殊含义,以及其在例外状态下的存在模式。阿甘本近期的新著作主要有《语言的圣礼》《王国与荣耀》《业主》等,进一步考察这些著作,从而梳理阿甘本从早期的对政治纯粹生命性的关怀,以及更为深入地从中世纪直到近代脉络中找寻到剖析homo sacer得以生成内在于西方文化和政治核心处的奥秘,具有现实的学术意义。     

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

本文概述了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并在此基础上从自由主义演化的角度,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分野——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及其两个基本概念“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作了比较充分的挖掘和探讨,从自由主义的实践意义到其学理特征,得出全文的基本观点:消极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积极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终级目标,消极自由主义以个人自由权利为基本价值取向,积极自由主义则以消极自由主义的普适性的核心价值观为前提,谨慎地、理性地、渐进地追求积极自由。     

捍卫消极自由——论伯林的自由观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以赛亚·伯林提出的一对重要概念。伯林强调消极自由对于现当代人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同时他也着力分析了积极自由变性的问题,提出在现当代社会条件下人们捍卫消极自由的重要性。但伯林并非是要人们放弃积极自由,他承认人类在追求自由的历史过程中积极自由所占的地位,并强调,人类拥抱积极自由时,如果没有为消极自由保留空间和地盘,那也就意味着丧失自由。     

从“自然状态”到“人民主权”——卢梭政治自由思想的逻辑建构

政治自由是近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范畴。在政治自由问题上,卢梭以平等前提下的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将合理假设的"自然状态"作为逻辑起点,将"自然的自由"、"社会的自由"和"道德的自由"作为实现政治自由的必经阶段,将公意指导下的"人民主权"作为最终目标,从而构建出政治自由观的独特逻辑,同时也包含着政治自由被滥用的可能。     

论消极自由理论的发展 ——从本杰明·贡斯当到以赛亚·伯林

本杰明·贡斯当关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划分，是以赛亚·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划分的直接理论渊源，并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初步的阐释。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评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本文认为,消极自由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它应当被视作是积极自由得以实现的手段。消极自由的范围是由积极自由来决定的。伯林的多元主义也并不能作为消极自由的理论基础,因为多元主义包容了非自由的价值观念,而且,积极自由与一元论、极权主义并无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本文的最后结论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并不能割裂开来,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非常状态下的决断——民初府院之争的新解读

民初府院之争,表面上看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角斗,实则是因<临时约法>在政体层面规划的重大缺陷所致.在宪政民主实践的操作过程中,畸形的二元体制结构造成总统、总理权责不清;总统既不能解散国会,亦无紧急命令决断权,国家元首黎元洪在危机时刻没有任何的合法资源可资利用.借鉴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非常状态下的决断理论审视整个事件,可以看出灵活的决断策略、决断时机的把握,无不考验着执政者的魄力、经验和智识,而这些要素正是当时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所匮缺的.     

从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货币哲学视域下我国主体性的出路

在货币哲学视域中,货币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形而上魔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主体性日益走进消极自由的囹圄。为了争取积极自由,建构一种驾驭货币的主体性,我们要肯定和反思西方近现代建立起来的主体性,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培育具有先验性和经验性品格的主体自主性,同时坚定主体性扬弃货币和资本的理想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