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钧从众：道心与人心之间

“民心”政治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十六字心传”,关键是在“道心”和“人心”之间如何“允执厥中”。朱熹将其精髓阐述为满足人民“合理”的欲望。这一世俗理性的政治理念启发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经过深度加工后又以马克思主义为中介输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独特的方式复兴了中国传统的“道心”和“人心”政治,并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在“先善后众”的原则下,努力在“合乎善”与“合乎众”之间进行审慎的平衡。     

道德、学术、政治:郭嵩焘“人心风俗”论的三重视域

郭嵩焘的"人心风俗"论在道德、学术、政治的三重视域融合中展开。人心风俗基于道德,道德是人心风俗改革和建设的核心内涵。人心风俗明于学术,学术是人心风俗改革和建设的理论基石。人心风俗本于吏治,政治是人心风俗的改革和建设的根本手段。由此也展现了一位儒者的儒家哲学精神:接受分殊的开放精神、因时因势的通变精神、建立善政的制度精神、德才并重的人才精神。     

从中西“人性预设”差异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宪政制度设计的人性诉求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设计,都应该是建立在特定的人性认识基础之上的。中西不同的人性预设,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治政方略和制度路径,尽管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都存在着不足。为此,本论文在对中西＂人性预设＂差异之比较分析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从人的内在性出发,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深层次地揭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设计所应该追寻的人性诉求,从而为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可供借鉴的新思路。     

中国特色党政复合体制的政治逻辑与实践机制

中国特色党政复合体制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把钥匙,表征着一种动态的党政关系,而解读这一复合体制需要借助于制度—体制—机制三维分析框架。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党政复合体制的政治原则;新时代使命型政党是中国特色党政复合体制的政党定位;党的领导地位是中国特色党政复合体制的制度保障;“政治—行政”二分的功能耦合与职能分工是中国特色党政复合体制的运行模式。中国特色党政复合体制必须借助良性机制的有效运转才能发挥其制度优势。民主集中制塑造了政党的权威认同、党组政治强化了执政党的领导能力、归口管理保证了政党的全面统筹能力、党政合署办公实现了党政职能的深度整合。     

代议制的理论预设与实践困境

本文追溯了代议制的历史渊源,概述了代议制的一般特征,探讨了代议制关于主权在民、人民能够控制政府、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政府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并执行人民的意志、少数服从多数、代议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等诸多理论预设。与此相对照,分析了代议制在实践中的种种问题或困境,进而提出以公民参与来改善代议制的基本观点。     

中国道路与人类现代化经验:基于“使命型政党”视角的考察

中国道路的成功得益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而中国道路所蕴含的现代化义理又足以对人类现代化经验形成实践性与学理性反哺。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的角色定位,是中国的现代化既能吸收西方现代化经验又能反哺乃至校正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关键;而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制度资源与制度力量,则是中国有效推进现代化的基本保证;以高明策略和科学方法因应潮流,是推进现代化的正确打开方式。     

人民主体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从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中,通过人民的主体角色的确立、主体地位的保障、主体力量的统合、主体价值的塑造等主体内容构建方式,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主体论”。人民概念与角色从基于革命的单纯经济政治概念与功能到基于建设的人民与执政党、国家和政府间关系的复合概念与功能的多样扩展,人民主体地位基于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而获得的制度保障,人民主体力量基于执政党力量对人民力量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力量有机统合的合力生成,人民主体价值基于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与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一体两面”式双重建构,四者共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塑造了内蕴新型主体功能、新型主体制度、新型主体力量与新型主体价值于一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通过用“使命型政党”统合“制度”、“人”与“治理”的方式,锻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理性力量,开创了“人民主体论”的新境界。     

从路线规划到制度优化：建构中国政治发展的中层理论

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是一个争执不下的待解难题。当前学术界围绕中国政治发展的路线,形成了国家中心论、政党中心论、宪政中心论和协商民主论的典型模式。然而,这些模式的论争部分程度上忽略了制度遗产、社会条件、价值诉求以及外部压力等影响因素。基于中层理论的研究视角,本文提出将中国政治发展的路线设计转为过程设计,通过制度优化,机制创新和程序完善的过程建构,实现制度继承与制度发展的有机统一。     

高度自觉与“三型”执政党建设的现实响应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建目标发展的新定位,更是自身长期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体现。而建设"三型"执政党,党不仅有高度的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制度自觉,同时也有在21世纪现实实行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设"三型"执政党的现实路径是,既要在政党自身及其对象化职能的"三型"建设中发展,也要在现实有效机制监督的"三型"建设中发展。     

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民本位”与“官本位”思想

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官本位"政治文化思想为主要特征的。金观涛先生在《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一书中全面刻画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环环紧扣所形成的超级稳定的、保守的封建制度。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本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产生并通过后天学习和社会传递形成的反映客观政治过程的观念意识,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     

服务行政的“公民”本位及其政治哲学基础

作为管理行政的替代模式,服务行政是以公民为本位,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公共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行政模式。服务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可以从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合法性和政治功效角度加以理解。社会公正、法治和责任是服务行政的政治价值取向,彰显民意、服务与合作、公民参与是服务行政政治合法性的根源,而服务行政的政治功效是有助于维系政府的合法化存续、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行政存在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个人自由隐形的萎缩、服务行政的低效率、服务行政的理想化色彩等。探讨服务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对于旨在完善学科体系的公共行政学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

低组织化状态下的超大国家治理与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矛盾,是中国国家建设面临的基本约束,而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采取政党-国家的特殊方式,则是试图克服低组织化状态以应对内外超强压力的历史选择。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表明,政党-国家的最大的优点是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藉由集权的方式迅速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它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发挥这种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同时,如何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如何保障公民的权利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今后我们仍然需要利用政党-国家政治的强大效能,同时也需要依靠民主法治的力量,继续推动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发展,逐步健全和完善国家的政体形式,构建和发展公民授权体系,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三个代表”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历史重心

“三个代表”思想从总体上反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政治观 ,即政党建设在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是决定社会主义政治和命运的历史重心。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运动和变化中 ,在精神文明的社会发展功能日益凸显的进程中 ,在利益的分化和整合已经成为执政党的空前政治使命的变革中 ,“三个代表”开创性地聚焦了新的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     

“人心”与“文心”的分裂——论王褒诗品与人品中的两面性

王褒为人的行为方式与其诗文作品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从人心这个角度看,他是荷恩眄,忘羁旅,性格是软弱谨慎的,从文心即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他又不断地抒写着羁旅之感与归乡之念,不断地在和不幸的命运作着抗争。这种分裂人格的存在是由于王褒在历史的大变革以后戴上了人格面具,从而造成了人心与文心分裂的结果。     

“政党在乡”:执政党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转向

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地方乡绅实现的。晚清以降,随着士绅的分化与消失,乡村政权式微,而国民党的政党下乡以失败告终。共产党通过组织建设、政治动员、革命与改造等方式实现了政党下乡的成功。但改革开放后,乡村政治出现了内卷化困境,许多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蜕变为赢利型经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尊重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切实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坚决而适度地矫正和去除行政化倾向,通过吸纳乡土精英,动员和组织新乡绅力量,使党的意志真正被乡村社会和群众所接受,实现政党下乡到政党在乡的转变。     

曲端之死与南宋初年的政治本位

南宋初年,抗金名将曲端因与张浚战略方针不合,加之王庶诬陷其谋反,被投狱致死。后代史论多对其功过是非进行正反两面的人物评说,以至于曲端之死似成为千古悬而未决的冤案。曲端之死与张浚猜忌或王庶诬陷关系不大,实出于曲端专横跋扈、不服从上司及彭原店之败,其根本原因在于曲端的这些政治品格或政治经历,与南宋初年宋高宗政权建构稳定的中央政权这一政治本位背道而驰。     

论1920年代政治文化与鲁迅的“学术观”

本文从192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兴起的历史张力谈起,重点分析1920年代鲁迅所参与的几个重要学术问题的论争,包括"文化传统"问题、"进研究室"问题和"学术方法"问题,揭示学术论争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彰显鲁迅参与学术问题讨论独特的"非学术化"的姿态,即重视整体的学术指向,着力维持学术和政治的张力关系。     

伟大的政治创造：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探索与历史贡献——基于“变革-稳进-超越”的政治解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创造出来的植根于中国大地的新型政党制度。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探索与历史贡献,需要构建内在特质、内涵要义、发展逻辑与结构维度等维度构成的分析范式,在构建“变革-稳进-超越”的政治解释路径的基础上,聚焦于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定型的政治诠释,揭示其历史变迁的基础要素与鲜明特点。在此基础上,围绕“新型”的出场逻辑,进一步阐明新型政党制度之“新”在于其是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最新成就,为世界政党制度提供了独特贡献,是政治制度在总体性创新方面的典型成果,对于认识制度变迁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解逻辑,进而在政治概念的政治学分析层面也具有独创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