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设模式的类型和中国的选择

国家建设是指由传统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建制过程,也是在超越传统国家的前提下建立起和不断完善一整套具备现代国家基本特征的组织、价值和制度的历史过程。梳理历史上各国国家建设的历程,我们可以尝试性地概括出国家建设模式的类型:阶级建设国家模式、军队建设国家模式和政党建设国家模式。以此类型为依据,对20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建设模式的选择问题进行理性分析,政党建设国家模式的最终成功有其内在深刻而独特的政治逻辑。这一模式下形成的政党国家必须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和转型,才能真正有效推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不断深化。     

国家定义与国家治理体系新论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国家的定义应当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其国民拥有公共权力的机构。而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这种公共权力机构沦为列宁所说的"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这是特殊的国家性质。不能把国家的特殊性质当作国家的定义。社会整体利益所要求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执政者的阶级性的矛盾是历史上国家政权面临的基本矛盾,其解决程度决定了该政治权力机构的历史合法性程度。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仍然需要用革命手段来建立与巩固新生政权,建设新的经济基础,因此需要人民民主专政。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剥削阶级已经不是集团性政治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已经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需要建立以依法治国为根本的新的治理体系,这将是与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它将从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权机构面临的上述基本矛盾,是与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     

国家理论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最近20多年来国家理论的复兴是政治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关于国家的自由放任主义与干预主义分析框架都已不足敷用 ,各种不同立场上的理论家正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国家作出新的思考。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为了回应来自政治、理论立场上的责难 ,还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更好地推进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 ,都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由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是现成的 ,而是解释学的 ,我们就既要努力阐发一个超出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又不能满足于一味地从原著中辨认与寻找 ,而要结合时代最重要的经验创建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渐进与突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考察与分析

作为一项优化现行监督体系的顶层设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考察国家监察体制的历史变迁,是解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视角。我国国家监察体制经历了初创和建设受挫、恢复与重建、发展与壮大、整合与完善四个阶段。此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外界环境、思想观念和政治精英三者互动的结果:外界环境的改变形成了制度变迁的压力,新观念的输入为制度变迁提供了牵引力,而政治精英则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鉴于此,国家监察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应该从制度规则和制度组织两个方面着手,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从而实现国家监察体制的有效性与长期性。     

什么是现代国家?

什么是现代国家?这是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西方主流的现代国家概念主要包含“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这两个要素,但是,“民族国家”概念即使在西方也存在理解上的混乱,在实际运用中面临无法适用于多民族国家的困境。宪政民主虽促进了西方的现代化,但在理论上存在诸多偏颇和误区,在实践中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灾难。现代国家的适当定义应该是,与传统国家相比,国家的公共性更强,公民拥有政治参与权,国家机构的制度化和政治权威的合理化程度更高,并有较强能力促进稳定和发展的国家。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理性成长——兼论“两个维护”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文化渊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何要明确“两个维护”？“两个维护”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中外现代化的历史和文化的发生发展规律具有怎样的自然逻辑渊源关系？与世界现代化规律一样,近现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在苦苦寻找其第一政治前提或曰第一政治推动力：国家理性成长。国家理性成长的核心要素是国家理性、权威政府和权威领袖的建构和维护。从“康乾盛世”后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共有五次实现国家理性成长的历史机遇,也有两次关于要不要国家理性的政治文化大争论,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现代国家理性没有真正确立,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能量非常有限。建设国家理性的历史任务落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他们在根据地进行了初步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经过了几次曲折的探索和讨论。党的十八大之后确认了“两个维护”并开展了配套改革,国家理性更加坚定地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为近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政治推动力。     

国家政治力探析

国家政治力是一个国家政治要素的整体合力。其特征具有能动性、综合性、动态性、强制性等。国家政治力是综合国力中的重要方面,并对其他方面有直接的影响。中国国家政治力具有政党制度、政党组织体系、社会管理体制、理论纲领和历史传统等条件和优势,其是在国与国竞争中的优势和条件。     

财政预算与现代国家建构研究评述

西方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很多是从税收法定、公共预算开始的,但中国预算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印证这一点。财政社会学者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出发,向世人阐释了税收制度、财政制度对于国家建构的决定性意义,但后起国家的发展常识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现代国家建构的完成,现代意义的财政预算制度才是可行的。我国学者目前在财政预算与国家建构和国家建设这两个关系维度上均展开了研究,其成绩与困惑值得我们深刻总结与反思。     

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

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     

试论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逻辑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而国家建设是现代国家的形成及其过程。现代化和国家建设是走向现代国家的两个重要条件。对于特定国家而言,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不仅需要国家建设,而且需要实现现代化。早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启动时间不同,现代化与国家建设呈现的关系也不同。     

国家理性:国家禀赋的或是社会限定的

国家理性或国家理由,是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涉及到国家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还是目的性存在的大问题.基于前者,导出了限制国家权力、促使其理性运作的国家理性论说;源于后者,引申出赋予国家权力、保证国家成为自证其理性、正当的国家理性言述.国家理性是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从政治观念史和政治实践史两个角度可知,国家理性有两类论说.国家理性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中两个鲜明的路径,即威权主义国家和民主主义国家,这两条路径各自获得了界定它们的理由.     

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逻辑与历史经验:从契约国家理论到国家建构理论

在西方国家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契约国家理论与国家建构理论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二者均以现代国家的建构作为其核心议题。前者产生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时期,偏重于逻辑推理和演绎的方法,中心在于讨论国家的形成和国家权力的分配,提出了社会产生国家的国家建构路径,而围绕国家集权与分权的争论则描摹出现代国家权力的基本结构;后者则出现在西方现代国家的成熟时期,主要采用历史比较的归纳方法,专注于欧洲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经验的总结,发现了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权力由集权而分权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国家建构的不同路径。二者在国家建构的顺序以及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从"政治国家"到"民族国家"——孙中山国家统一的路径转换

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都是现代主权国家,但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在建国顺序与建国内容方面有显著差异.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孙中山力持通过政治革命实现政治国家的目标与民族国家的统一.由于政治国家价值理念与社会现实方面的差异,政治国家理想与民族国家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孙中山建立政治国家实践迭遇挫折而不能实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在理论和实践上由通过政治国家统一转向了通过民族国家统一的道路.     

从族裔到国族

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集中表现,作为一个政治发展过程,它包含两个面向不同而又联系紧密的命题,即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民族建设侧重于领土范围内人口的认同与整合,国家建设则强调政权对治下体系结构的贯彻与渗透,二者都属于政治建设的范畴,其核心内容也可以概括为"国民(公民)建设".     

中国政治中政治价值体系的构建与国家建设

现代国家建设包括了现代制度组织体系和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设这两个维度。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对于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设的探讨还很不够。政治价值体系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整合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中国传统社会依靠的是儒学价值体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以革命价值体系对社会进行有效地整合。转型时期,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缺失已成为一个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因此,在现代国家建设中必须要构建一套与现代制度相匹配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是现代国家需要确立的制度价值,是国家和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现代政治价值建设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程。     

现代国家成长中的国家形态问题

国家形态与国家成败具有密切关系.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在批判分析现代国家成长中形成的,其工具主义国家观和国家自主性理论是现代国家理论的"元理论",对于研究现代国家建设具有普适性.比较政治发展的研究发现,工具主义国家和自主性国家及其变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理状况,而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国家成功的关键.     

政治现代化与国家自主性

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超越于社会特殊利益集团,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目标而自主行事的性质。国家只有具备一定的相对自主性,才可能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第三种力量。国家自主性体现于国家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但是在后发外生型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决定国家自主性程度的两个方面,即国家对社会特殊利益集团的超越性和国家能力,由于这一过程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而存在着弱化的可能,从而使国家自主性受到挑战,进而阻碍政治现代化的顺利完成。国家自主性对政治现代化而言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因此,国家一方面要通过加强立法明确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决策水平和创制水平,以维护国家之为国家的自主性。     

国家与市场间的徘徊:英国社会福利制度演进中的政治元素

从社会福利建设的进程来看,有关国家取向与市场取向福利建设思维的争议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主要议题之一。国家取向与市场取向的福利建设思维会影响不同时期社会福利的发展速度、发展方向和实际效果。而新世纪对这种争议的实践进行理论分析,能够对社会福利发展进程分析得更为透彻,也方便对未来社会福利的建设提供建议。研究在探讨了英国社会福利制度演进的基础上发现,社会福利建设究竟受到哪种理念的影响与政治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在国家取向与市场取向中如何抉择的政治诱因是政治取向与政党政治间的竞赛。换言之,国家取向与市场取向的福利争议源于两个政治元素:一是政治倾向上的新"左派"与新"右派"之争;二是政党政治方面的工党与保守党之争。     

民族区域自治与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

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构建是国家主权统一与民族权利平等的历史辩证统一.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当代中国治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形式,对多民族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民族区域自治促进了国家的领土单位整合与族际政治整合,保证了国家统一与主权完整;保障了少数民族自主管理内部事务和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民主自治权利的实现,促进了民族平等与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     

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

低组织化状态下的超大国家治理与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矛盾,是中国国家建设面临的基本约束,而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采取政党-国家的特殊方式,则是试图克服低组织化状态以应对内外超强压力的历史选择。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表明,政党-国家的最大的优点是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藉由集权的方式迅速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它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发挥这种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同时,如何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如何保障公民的权利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今后我们仍然需要利用政党-国家政治的强大效能,同时也需要依靠民主法治的力量,继续推动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发展,逐步健全和完善国家的政体形式,构建和发展公民授权体系,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