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协商民主发展路径探析

协商民主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形式.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应积极推动协商民主主体多元化、方式多样化、程序规范化、决策科学化的工作.以培育公民意识为基础,不断提高协商主体的协商能力;以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为重点,构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现代社会治理结构;以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为突破,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应急征用的法制构造——兼评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

政府应急征用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经建立了层级较为完备的应急征用法律体系,但通过法规检索与案例梳理发现,应急征用制度设计仍然存在不足。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顶层理念,在征用阶段遵循约束与激励并重,厘定征用主体、完善征用程序、补足激励措施。在补偿阶段恪守效率与公平兼顾,确定补偿主体与利益范围、保障补偿程序公正高效、公平协商制定补偿标准。在保障措施中坚持权力与责任均衡,强化行政主体的责任配置、建立多元征用监督机制、设计梯次征用救济程序。     

论辩式民主及其价值

论辩式民主是菲利普·佩迪特在共和主义强劲复兴的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新型民主观.这种民主观立基于共和主义的传统论辩资源,以无支配自由和公共利益为旨归,以“论辩”取代“自主”、“同意”、“聚合”等理念,突出民主的协商性、包容性和回应性,为重新审视自由与民主关系、化解古今之争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独特视角,对克服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弊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具有重要启示和意义.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制度化建设为基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表征的协同治理过程,其中,民主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上遵循"党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过程上遵循"法治化治理与民主协商治理"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评估上遵循"效率化增益与公平性分享"相结合的逻辑。沿着以上三重逻辑,以参与式协商为内容、以制度化协商为方向、以效能型协商为旨归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议事程序

议会活动是一种动态的、有序的事务,是一种整合多元利益并使之合法化的活动过程。议会代议功能的实现须以议会程序作为保障。通过完善议会程序来回应协商民主的挑战,是当今议会制度面临的主要课题。从协商民主和正当程序的角度来观察议会程序,将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革命。为更充分地展示议会程序对于促进社会和谐、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功能,有必要专门对议事程序中的提议与筛选、对立与对话、表决与结果等构成要素,加以重新审视和探索创新。     

公共利益的界定难题与法律重塑

公共利益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将公共利益还原成个人利益,将个人利益作为公共利益的构成性要素,无疑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然而,现实中,公共利益个人主义方法论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共利益观念淡漠,公共利益沦为一个被掏空了“价值”的空瓶子,成为那些在市场和社会竞争中占优势地位的群体竞相角力的竞技场。在业已被“掏空”价值的公共利益概念中注入民主价值,既能避免公共利益重蹈政治集体主义的覆辙,又能消解公共利益个人主义方法论潜在的危险。在未来的公共利益界定的程序构造当中,应当充分地体现民主价值,体现协商精神,将公共的众人作为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并努力建构一种分析-协商的复合程序构造。     

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历史与文本的考察

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都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同属政治协商,关系紧密。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是有区别的高度关联,两者的内容有着高度交集。从参与政治协商的主体来看,政协协商的协商主体较之政党协商的主体更广泛;从政治协商的形式来看,两者有原则规定和规范化的区别。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高度关联是通过执政党相关文件的规定和人员的双重任职实现的。应通过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这两种协商的高度关联,带动各种协商渠道的拓宽,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公共风险法律规制中“刑扬行抑”现象之反思与矫治

以环境、安全和健康威胁为主的公共风险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近年来部分领域出现了刑事规制扩张和行政规制不足的“刑扬行抑”现象,主要表现为行政违法行为径行犯罪化、入罪门槛降低以及刑事责任优先三大典型特征。公共风险规制“刑扬行抑”现象并未显著提升刑事规制的实效性,反而违背了古典刑法的民权理念,造成违法-犯罪二元体系的消解。此种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执法机关的威慑偏好和认知惯性是主观动因,历史文化和理论思潮的浸染是环境诱因。面对公共风险规制的法治困局,回应性规制法律框架的本土化提供了一种破局新思路,实现了由“刑责优位”到“最佳威慑”、由“威慑或遵从”到“执法金字塔”、由单一规制主体到网络型治理格局的三重转向,为行政规制的功能拓展提供了路径指引。     

迈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的变革路径——环境治理多元规范体系的法治重构

我国当下的环境风险规制模式主要是沿用传统的威权管制型模式和“命令—控制”式运作方式,通过对环境行为的管控和市场机制的调整在常规层面对环境风险进行规制。但环境风险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环境风险规制只能是“决策于未知之中”,而传统法律通过明确权利及义务为基础来规范环境行为的消极危险应对模式显然不能有效回应增长的环境风险,迫切需要构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模式。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更易于回应社会需求确立可接受性的、符合合理性限度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体系,通过协商式环境民主规范体系、程序主义运作规范体系以及舆论话语媒介规范体系减少政府行政规制中的危险,摆脱环境风险规制的预判困境和权力滥用危机,更好地解决日渐复杂的环境风险。     

协商民主的多维度审视

源于对民主实质再思考的协商民主,强调了实质性的民主控制,更多地涵盖了直接民主元素.协商民主重在协商而轻于讨论,其程序性内涵弥补了代议民主的不足,成为了独立于共和民主与自由民主的新型民主方式.协商民主兼有公共与多元的二维属性,“理性对话”是协商民主的先决程序,其特点是公共理性和多元化.协商民主以话语竞争为核心,有效防范了“禀赋效应”.同时,协商民主依赖于公共领域对政治系统的理性批判,对公民参与的要求远高于其它民主形式.虽然协商民主理论在沟通理性的概念层面与公民参与的实践层面都存在着不足,但无论如何,协商民主理论都为现代社会的政治民主实践提供了宝贵资源.     

共识建构:环境公共事件中的协商民主——以XX事件为例

共识建构是协商民主的核心价值、关键特征和终极目标,协商民主通过建构共识从而得以消解公共事件。现实中政治系统的日渐开放和公民参与意识的强化为协商民主的实践提供了土壤。但是如何能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中合理灵活有效地应用协商民主,促使各方形成最大公约数、达成共识还有待深入研究。论文从协商民主理论的视角,以青海XX环境公共事件为案例,分析当前环境类公共事件发生过程,并根据政府—企业—公众—第三方的多元主体分析模式,认为主体间的合作与平等是协商民主的基本价值诉求。因此各主体转变态度,科学理性协商;扩大主体范围,多元协商是化解此类风险的必由之路。唯有各利益相关者在客观、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共识才是完全破解当前困局的根本路径。     

行政执法程序的经济分析

为实现限制行政权的行使、加强公民行政参与以及提高行政效率等功能,行政程序的设计和运行妊须融入经济学原理与方法.程序设定和实施的最终目标是增加社会总体财富,这就要求:充分发挥“自然正义”原则的经济合理性,从根源上破除权力经济的生长沃土,形成多元制衡的利益集团,保障法律的普遍性和神圣性;建立统一且具体的程序立法标准,尽最大努力减少权力之间的协商成本.理性人的每一次行动都体现价值最大化的分析逻辑,适当增加程序参与主体的违法成本,减少违法产生的收益与违法成本之间的差额,从而保障程序的有效性.     

从多元参与到公共协商：儿童福利建设的取向转换与机制重构

儿童是缺乏完全行为能力而需要外力扶助的群体,儿童福利是需要外在支持才能实现的“积极权利”,儿童福利权利的实现需要国家与社会投入资源。目前我国儿童福利建设实践中运行的多元参与机制,存在着主体责任游离问题,难以保障儿童福利权利的充分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我国今后新的历史阶段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福利建设的取向,更提出“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儿童福利权利实现机制的改进指出了路径,即由多元参与转向公共协商。而这需要构建公共协商的积极主体,建立常态化公共协商平台,构建公共协商规则,为儿童福利权利实现机制的重构提供组织与制度保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法治机制建设应适应后工业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对社会风险和治理难度都空前加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应当采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的制度模式,该制度模式将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承担与治理逻辑内嵌于所有社会成员,通过构建领导中心与协商共治的多元主体结构,有序合理地将社会治理资源实现高效精准配置,同时将法治原则与实体权利、程序权利保障内涵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共治体系结构中,实现对权力运行的有效规范和对权利实现的全方位保障。     

"人民"的本体性变奏--从宪政民主到程序民主

民主的根本问题是对其本体———人民的论证。在宪政民主观的视域内,人民的地位和作用是隐晦、消极、被动的。在宪政制度建构中,人民实际上被“虚置”了。在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宪政与人民这两种话语之间的相互需要程度与日俱增。哈贝马斯基于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提出一种程序主义的商谈民主理论,通过沟通理性,把“人民”建构化于既有的宪政秩序之中。     

行政法治与行政程序

行政法治是现代国家所普遍奉行的准则,但实现行政法治必须以完备的行政程序为基石,并且伴随着行政程序法制化的进程而推进行政法治自身的建设。法治是法律适用的一种状态,“是对抽象的规则与具体的行为的认同过程”,在这一“认同过程”中,特定的统一的行政程序起着导向作用①。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过程中,必须通过制定和完善行政程序规范,逐步确立行政法治的价值取向：实现社会整合,规制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提高行政效能。一、行政程序是行政法治的基石行政法治是一国法制现代化的重…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逻辑证成与程序建构

以公益诉讼应对信息公益侵权风险是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发展的应然变革。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具有私益和公益双重属性,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公益诉讼的规制领域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通过法律检视,诉权主体、受案范围、起诉标准、举证责任的规定仍较为粗疏,亟需进一步明确与细化。应当厘清适格主体顺位、适当限定受案范围、审慎界定起诉标准、优化举证责任配置,以此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规范化与体系化。     

论程序公开

(一)程序公开的涵义“程序公开”中的“程序”是指拥有某项职权的主体在职权范围内进行某一活动时的步骤、方法、过程。“公开”,即:使人知晓。“拥有某项职权的主体”可以是国家机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例如学校)和其他组织(例如居委会、村委会)等。程序公开有两种含义:一种是静态的程序公开,指拥有某项职权的主体将事先制订的在职权范围内进行某一活动的一般步骤、方法、过程以正式的方式(如法律、法规、制度等)公之于众。程序公开当然包括结果公开,结果是步骤的最后一环,结果公开是程序公开的必然…     

行政调查的程序法规制

行政调查是行政执法过程中一项常见的、不可或缺的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极易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有必要对行政调查进行法律规制.基于程序在法治中的价值以及我国法律对行政调查程序规定的缺失,应从程序法的角度对行政调查进行规制,将"公正原则"、"参与原则"与"公开原则"作为其运行程序的核心理念,并辅之以相关的程序制度规则.     

审视与反思:公共"治理"的风险及其挑战

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诸如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责任心问题构成的挑战;“国家空心化”对于政府调控能力以及行为方式的挑战;公共治理对于非政府机构组织自身能力以及政府理念的挑战等等。为了有效应对公共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公共治理要重点解决四个层面的问题,即治理工具和操作手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制度的构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理念的转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