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已尽而意有余”辨──论钟嵘《诗品》中的“兴”

通检钟嵘《诗品》，“兴”字出现九处，而从诗学范围来谈的则有七处：“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斡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着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诗品序》）“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且辄书．内元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诗品》卷上）“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　　不奇。”（《诗品》卷中）“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     

亦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对其论述历时既久、数量亦多。笔者在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中,对此萦怀多日而似有所得,现试就此求教方家。 一、第一批评者为谁 长期以来,严复以牛体马用为喻作为“中体西用”的第一批评者已成不争之论,并被载入各类相关教材之中,但实为大误。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已指出,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第一批评者应为何启、胡礼垣。他们在成书于1898年的《新政安行》中写道: 本末者,事之始终也,指一事之全者而言,谓其有是本,因而有是末也,非指二事之散者而言,谓其本在此,其末在彼也,本末有先后而无不同也。其本为嘉禾,则其未必不为粮莠。其本为粮莠,则其末必不为嘉禾。体用者,身之全量也,指一身之完者而言,谓其有是体,因而有是用也,非指二物之异者而言,谓其体各为体,用各为用也,体用有内外而无不同也。其体为羽翼,其用则为冲天;其体为鳞甲,则其用为伏地(郑大华校点:《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全     

张载在批判佛学中建立的哲学体系论析

佛学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由依傍黄老到独立开宗,影响社会精神生活各个方面,至唐宋已几乎家家信佛,户户谈禅。张载概述这种情况说:“自其说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乃其俗达之天下,至善恶、知愚、男女、臧获,人人著信。使英才间气,生则溺耳目恬习之事,长则师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驱,因谓对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学而知,故未识圣人心,已谓不必求其迹,未见君子志,已谓不必事其文。”(《张载集·正蒙·乾称篇》,下引本书只注篇目)在张载看来,这种社会风习造成了“人伦不察”、     

公孙龙正名实的“唯谓”逻辑思想

名实问题是先秦逻辑争辩中的重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公孙龙在《名实论》中集中阐发了他的“唯谓”逻辑思想,他说:“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就是说,“名”(概念)要做到正确使用,就得专一地称谓(“唯乎”“其谓”)彼“实”或此“实”,比如面对“白马”之实,只能用“白马”之名来称谓,不可用“马”之名来称谓.这种思想,一方面确实肯定了概念的确定性,避免相互混淆;另一方面却也否认了概念本身的辩证特点.下面对此作一些分析.     

周代前期的文化整合

两种文化接触后的“涵化”情形，是十分复杂的。更多的学者强调其过程中的互动，而就作为主体或者客体的其中任何一方来说，都处在不断的“整合”流变之中。用此种文化理论来反观中国古代的诸多文化变迁，都会颇具启发意义。本文以周代前期的文化整合为例。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谓：“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周代新文化是如何“兴”的呢？孔子说它是“监于二代”①，“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②。周文化对殷商文化的“损益”，可以说是一…     

跋二首

跋次园书曹植《洛神赋》人有壮时好之而至老弥笃者,我与曹子建之《洛神赋》,盖如是焉。尝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非魏武之雄才大略不能道;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则非陈王之铄心绣口不能咏。尤以《洛神》此赋,实为屈子《九歌》之     

论郭象“独化”范畴的本体论意义

关于“独化”的含义，郭象在对《庄子·齐物论》中“罔两问景”一段作注时说： “……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 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邪？无邪？ 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 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 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城，虽复罔两， 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 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 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 虽复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将使 万物各反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外 无所谢，而内无所矜。是以诱然皆生而 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今…     

儒家哲学的“三句真谛”——《中庸》开篇三句的释读

《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三句话 ,已经把儒学乃至整个一部中国哲学说透了 ,堪称“三句真谛”。此三句话可以复述为 :得天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天。这是一个环 ,这个环上有三个点 :天·性·道 ;三段弧 :天—道·性—道·道—天。这么三个点、三段弧 ,覆盖了古今中外一切哲学的基本课题 :天关涉本体论 ;性关涉人性论 ;道关涉规律论。此三句话体现中国哲学以“人”为其终极关怀的人文特征。在这个“圆而神”的系统中 ,人始终是其核心     

论先秦时期哲学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

中国哲学传统中存在与西方哲学经典概念理性相对应和意义趋同的概念，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理性”，也存在哲学理性观的历史演变。《易传·说卦》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理与性对举，意蕴主要涵括自然事物的本性与内在规律，属于认识论范围。《后汉书·党锢传序》谓：“天刻意则行不肆，李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这里“理性”概念指个人品性修养，属于修养论范围。南北朝《刘子新论》的《辩乐篇》谓：“淫、怆、愤厉、哀思之声，非理性、和情、德音之乐也”；其《和性篇》则谓；“理性者使刚而不…     

儒道宜普及于庶民

一、儒道有恒常之价值在中国今日之言儒学,极易引起人之误解:以为儒学自清末以后,已被人扬弃打倒数十年,现在重谈,简直是封建、腐败、陈旧思想之复苏。大体而言,儒学的确是曾经过暗淡时期,然此并不等于其本身无价值。此好比一有道有才之人,又何能保证其一生必路路畅通而不遭谰言厄运哉?然即使是屡遭蹇舛,并无害于其为有道有才之质也。所谓“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者也。儒道是人之道德行为上践履之道。当人践履至极,则道是已具备于人心之中,道、人心以及行为,皆融合无间而成为一主体。此孟子所谓“践形”也。儒学是将此道视为一套思想系统之学…     

《宋书》校议(十九)

《卷十一·律历志上》 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阮　之阴,取竹之　谷 生,其窃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 （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版点校本,第２０６页） 按：“断两节间而吹之”,《晋书·律历志上》作“断两节间长三寸九分而吹之”,《隋书·律历志上》亦云：“传称黄帝命伶伦断竹,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愚谓竹之长短异,吹而成之音亦异,此既为黄钟之宫,则不能任意而断竹,即此“断两节间”后恐佚“长三寸九分”五字。 《卷二十三·天文一》 故国志书于吴而不书于魏也。（同上书,第６８８ 页） 按：“…     

浅论王夫之对“气”范畴的新规定

王夫之不仅继承了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传统,而且还在多方面向辩证唯物主义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其中之一,就是他对“气”这一哲学范畴的新规定。王夫之和以往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一样,把“气”看成世界的本源。认为“气”无处不有,无时不在,而动、静则是“气”的本质属性。他说:“太极之在两间,无初无终而不可间也,无彼无此而不可破也,自大至细而象皆其象,自一至万而数皆其数,故空不流而实不窒,灵不私而顽不遗,亦静不先而动不后也。”(《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九章)“太极”,就是阴阳     

清雅:白石词之美学风度

白石之词,张炎谓“清空”“骚雅”,沈义父谓“清劲”,汪森谓“醇雅”,谭献谓“清脆”,周济谓“清刚”,孙月波谓“清超”,陈廷焯谓“清虚骚雅”,戈载谓“清气盘空”。时下又有论者谓“清雅”,并以之为别于豪放、婉约的古代词苑中之第三派。我认为,宋词不存在豪放、婉约等派。所谓豪放、婉约,大抵就词作之风格而言,如徐釚谓“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沈曾植谓“易安以婉约为主,幼安以豪放为主”,詹安泰谓白右“极意创新,力扫浮艳,运质实于清空,以健笔写柔情,自成一种风格”,均从风格立论。正因为豪放婉约乃就风格而言,故同一词人     

章学诚“方志为外史所领”说发疑

翻阅部分方志及论著,见到许多人讲方志起源,必称《周礼》,清人章学诚堪称代表。其说云:“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悉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博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国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必资百国宝书也,又何可忽哉?”(《方志立三书议》)又云:“惟念方志为外史所领,义备国史取裁,犹《春秋》之必资百同宝书也。”(《为毕制府拟湖北通志序》)     

韩愈《山石》诗系年一证

韩愈《山石》一诗的写作年代,诸家考证纷纭,迄无定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据方世举《韩昌黎诗集注》说,谓“本篇当作于贞元十七年(公元八○一年)七月,时作者在洛阳。”或谓作于客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中之时。王元启《读韩记疑》曰:“按此诗当是独游而作,公在徐,所视无一相从者……今此诗卒章又复云云(按:指“嗟哉吾党二三子,亦得至老不更归”之语),是以知其为在徐作也。”王鸣盛《批韩诗》则谓:“观诗中所写景物,当是南迁岭外时作,非北地之语,但不知是贬阳山抑潮洲,不能定也。”     

风葬略说

“风葬”,亦称“树葬”、“挂葬”、“悬空葬”或“天葬”,是一种古老的葬俗。葬法多是在树杈上架以横木,然后将死者置于其上任其风化,也有将死者悬于树上或陈放于专门制做之木架上的。此种葬俗在我国历史文献上记载颇多。《魏书·失韦传》云:“失韦国,……父母死,男女聚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周书·异域上》谓厍莫奚人葬俗是,“死者则以苇薄裹尸,悬之树上”。《北史·契丹传》述及契丹葬俗说:“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方式济《龙沙纪略》则明确提出了“风葬”这一名称,谓“东北边有风葬之俗,人死,以勿裹尸,悬深山大树间,将腐,解其悬布尸于地,以碎石逐体薄掩之,如其形然”。这种葬俗直到解放前或解放初在我国东北地区的鄂伦春人、鄂温克人和赫哲人中尚有流行。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旗和阿荣旗等地的一些鄂温克人中,多以桦树皮、苇子或蓆子裹尸,在树杈上架以横木,将     

我读李白《苦雨》诗

李白《苦雨》诗，全称为《玉真公主别馆苦而赠卫尉张卿二首》。此诗在李集中原以为一般酬赠之什，未曾受到特殊关注。自80年代李白0两人长安”之说①兴，此诗涉及李白开元十八年（730）初入长安一事之有无，遂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主张确有其事者，以之为力证；主张并无其事者，亦以之为力证。譬如函谷，一方欲以一丸泥塞之，使长安固若金汤；一方则欲去其一丸循以破之，使长安不攻自下。“一丸泥”者何？题中之人事也。双方均在此下功夫，侧重于题中有关人事之考证，而对该诗本身之探索则止于浅表，不知该诗中自有深沟高垒，奇阵伏兵，据…     

管子学商斠

第四篇内业道满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百姓日用而不知耳一言之解上察于天下极于地。蟠满九州解谓了察推及也蟠旁薄之貌谓得其鱼躍花发水一言会悟上天下地充满六合鸢飞流无荓道也何谓解之在于心安。谓得其心之所安孟子言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则居之安即此意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以功用言之安以效果言之惟能治然后能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有官体之心有神明之心故曰心以藏心     

颜氏之儒考述

《韩非子·显学篇》有"儒分为八"之说,其中"颜氏之儒"所指是否颜回一派,学者多有分歧。而之所以出现分歧,其中一个原因便在于颜子生卒年存在多种异说。通过对各种意见的分析考辨,我们确定颜子当少孔子三十岁,卒时为四十一岁。而且,颜子当有门人,其学得以传承,可以形成一派。韩非所谓"颜氏之儒"当指颜子一系。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颜子与曾子、思孟,颜子与庄子的学术思想关联问题。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