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华慈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非化约”论及其当下意义

在20世纪的思想史和中国学研究领域,本杰明·史华慈素以其思想的深邃性和思考的前瞻性而深受学术界称道。他对中国思想“非化约”特性的研究,不仅凸显了其思想史研究在整个学术史上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为进一步反思中国传统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价值及其转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全球化语境下的“主体”(他者)争锋——由《我爱比尔》论“第三世界”文化自处问题

华语小说《我爱比尔》被作者王安忆定义为一部"关心现实的小说",其微妙地呈现出一场东西方之间的话语争锋——致力将对方纳入建构"自我"主体性的参照谱系。"全球化"作为无法逃避的文化经验,为各民族提供了更为直接的遭遇机会,同时折射出第三世界国家在现时如何自处的文化主题。在全球化的现实语境中,一切有关民族主体性的诉求都有可能指向"他人"。这为第三世界以"主体间性"为基石?在既成的差序二元格局中"反客为主"提供了机遇。而同时?本土文化作为东方的发言立足点,在全球化浪潮里已被策略性地"他者化",反被西方的消费文化内化为亚洲人自身的文化共识。作为"自我东方主义化"的东方主体,主人公"阿三"与恋人"比尔"的爱情构成了现代东西方文化间的隐喻。而"中国性"所指代的东方本土经验也成为这场"主体"(他者)争锋的焦点所在。     

网络群体类别化标签的话语建构研究

网络传播中群体类别化标签作为一种身份认同,其生成与流行往往伴随着复杂的话语建构过程。以“小镇做题家”观之,文本层面,在场与缺席的三组概念之横向组合及纵向聚合,赋予这一标签以特殊意义。话语实践层面,负向情感的相互交织和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需要,成为话语生成与扩散的动力,且公共传播中的话语接合又使其在破圈过程中出现复杂的意义变迁。社会实践层面,一方面,话语源于社会现实,这一标签式话语是对当下社会的一种镜像再现,反映了寒门大学生所遭遇的双重脱嵌困境;另一方面,话语建构社会现实,这一话语也体现出小镇学子通过话语建构实现“逆袭”的心理。     

语法化与主观化：“起来”和“起去”不对称分布

本文在语料考察基础上,以认知语言学的主观性和主观化为理论工具对“起来”与“起去”的不对称分布进行对比分析,指出“起去”的消隐现象与“起来”的概念包容性相关;“起来”经历了一个主观性不断增强的主观化过程,而“起去”没有获得主观性表达功能因而走向消隐。     

对网络公共领域危机的思考——从“艳照”事件看网络公共领域公共性的缺失

在市场经济时代,消费主义借＂受众本位＂的思想对网络公共领域发起挑战,网络公共领域出现了缺失公共性的危机。本文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模式下,对网络＂艳照＂事件中凸显的网络公共领域危机———＂公共性缺失＂问题进行思考,浅析造成网络公共领域危机的原因,并对重塑公共性,建构网络公共领域提出了一些建议。     

网络诗歌场域的“江湖化”——“诗江湖”现象初探

当前,网络诗歌的多数研究者,提到了一个共同的诗歌现象:江湖化。这既是学界对此的敏感,也是"诗江湖"确实已经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诗歌话题和重要现象。本文拟探析"诗江湖"的界定和表征,期待引起对该话题更深入的探讨。     

“世界文豪自杀档案”系列之二海明威：自杀是塑造英雄形象的绝笔

一、“硬汉”的自杀令人瞠目结舌1961年7月1日是个星期六,厄内斯特·海明威的妻子玛丽,陪同丈夫从梅奥诊所检查治疗后回到凯奇姆镇。在整个检查治疗过程中,海明威始终显得郁郁不乐。玛丽误认为是因为他连续不断的治疗弄得很疲乏的缘故。吃晚饭时,海明威的脸色平静,气氛一如往常。饭后,玛丽因旅途劳累,想早点休息。盥洗后,她进了自己的卧室。     

从“去实践化”、“去本质化”到“去美学化”——关于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后的思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当代中国美学经历了从"去实践化"到"去本质化"再到"去美学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相对于实践美学乃至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后实践美学的脱胎换骨最为成功。而在后实践美学之后,美学则面临着从"美学"到"后美学"的根本转换,"美学的重建"与"非美学的思想"是当代中国美学所面临的全新的历史使命。     

死亡游戏之殇:青少年新型网络自杀行为探究——基于“蓝鲸”事件的考察

“蓝鲸”死亡游戏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自杀游戏,严重威胁着青少年的生命安全。通过塑造独特的死亡审美,“蓝鲸”聚集了有自杀意向的人群,通过理性的游戏设计帮助玩家逐步克服死亡恐惧,实施自杀行为,游戏模式的网络化传播使得“蓝鲸”得以在全球扩散。现代社会的个体化、理性化、技术化特征,既是网络自杀行为得以形成、实施和扩散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青少年网络自杀的深层动因：个体化时代的信仰危机,让青少年感觉到孤独与虚无;“园艺文化”影响下对青少年理性化的培育和“裁剪”,压抑了其生的本能并唤起了其死的本能;技术异化与道德盲视折射出技术进步的社会风险。控制和预防青少年的网络自杀行为,要加强集体教育,克服社会信仰危机;引导个性发展,发展学校社会工作;规范技术使用,重视网络道德建设。     

工具革命:“活”与“死”的实用辩证法——论“五四”白话文理论的命意基点及内在理路

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文学革命派认为,文学革命的实质就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文学革命的历史就是文学工具革命的历史.从实用主义理论出发,他们认为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要想有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他们还用历史的文学观念和进化的文学理论,对文学工具的“死”与“活”进行了辩证分析,从具体的比较之中,他们得出白话文一定会战胜文言文取得最后胜利的结论.     

“占有”抑或“存在”：马克思对幸福主体生存样态的澄明

占有欲望不是人性的一般特征,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性的具体表现,把对对象的占有欲望的满足当作幸福的源泉,是私有制社会的特征,占有与人发生联系的所有事物的欲望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产物。人的“占有”生存看似是人的主体力量的发挥,却显示了人对物的奴性依赖关系;人的“占有”生存看似是人对物统治的背后,却显示了人被异化成为了物的附属物。马克思认为,幸福的生成逻辑在于人从各种依赖性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人”的全面方式“存在”。只有实现对幸福“占有”主体生存样态的扬弃之后才能摆脱“物性”主体逻辑的束缚,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并真正获得“属人”的幸福。     

危机与“脱危”之后：社会心理学的晚近发展

50年前社会心理学发生的“危机”是影响其当代走向的标志性事件。这次危机导致了社会心理学内部与外部两方面的变化：在内部,不但引发了原本占主流地位的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再造,以行为主义为基础的研究范式弱化,新的“认知革命”兴起,而且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新生的社会建构论也破土而出。在外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本土化运动向美国主导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其中最显著的是欧洲社会心理学成功建立了“第二个知识中心”,并通过社会表征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及话语分析技术等反过来影响到原本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心理学。     

“宅化”与“诗化”冲突下的主体生存困境反思

网络虚拟时代的到来,颠覆了传统的社会交往方式,以人与交往对象在空间上的分离为表征的虚拟化生活带给我们的不止是见方居所之内的日渐"宅化",而且伴随而来的是以游戏冲动为附载的走向审美化生存的当代困境。"宅化"的主体生存方式以对现实生动活泼的真实的游戏化,冲击抑或震颤着人们优雅、诗意、自由生活的现实生成,造成人们由对现实真实的依赖转变为对虚拟的真实的麻醉化沉浸,形成人们在虚拟秩序中人的生存困境。只有重构人的意义世界的评价体系,超越对象性思维方式,充分觉解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方可得解。     

“五四”新文学的主体意识与自我价值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总是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寻求自我发展的源动力,并反过来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对这一变革加以审美的表现。面对＂五四＂运动的＂改弦更张＂,中国新文学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方向,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感召下,＂五四＂新文学高扬主体意识和自我价值,主要体现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自我形象的塑造,着力表现自我价值的体认和主体精神的探寻,这种努力使＂五四＂转型期的新文学适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从而掀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崭新一页。     

“新公共管理”的合法性与公共性危机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措施导致其面临合法性与公共性危机 ,危机的背后暗含着管理主义与法治主义的冲突 ;同时也反映了公共行政学与行政法两个学科自身面临着的危机。由于各国历史和政治制度的差异 ,使危机暂时仍处于可控的范围 ,但是它已给世界性政府改革提供了新的思维向度。     

“寻根”中隐现的缺席历史——论王安忆早期小说的“自我/城市”主体建构

城市所带来的时/空双重交替感,内化为作家王安忆在主体建构层面长期存在的文化焦虑。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促使王非常自然地投身于"寻根文学"的大潮之中,并将根的触须深入自身,完成了由民族主体的追寻到个人主体性确立的置换。王安忆对生命本体的一再追问,在文本中体现为其对确立成长谱系中坐标执着的努力。于作家而言,个体的"寻根"与地域"寻根"相辅相成。个体寻根的缺失感,投射于对于上海的地域认同,且贯彻始终。在文本中对虚拟历史的参照并于其中的坐标定位,使得自我/城市二者身份,在主体确立的层面上形成了迭合。城市最终成为作家情感投射中的另一个"自我",而这种转化亦使城市史以"他者"的姿态自然地出现于王安忆的小说书写中。     

“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著名论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闻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其实质是中国是否需要革命,是走资产阶级改良之路还是走无产阶级革命之路的讨论。论战在理论上阐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中国社会学人的“本土化”意识与知识生产

“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学的时代之问。通过实证分析可发现,超过六成的社会学人对“本土化”持有积极正向评价,学术声望越高的学人对“本土化”越为开放和包容,高跨国学术资本者更强调社会科学概念和方法的相通性。此外,学人所熟知的理论家依次为经典学者、欧陆学者、本土学者和北美学者,而拥有港澳台地区或国外博士训练的学人对本土理论家的熟悉程度明显偏低。学术声望和学术权力对学人的中文论文数量和质量均产生显著正效应,跨国学术资本则在英文论文发表的作用较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本土化”意识对学人的英文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正效应。总之,社会学人在“本土化”态度上求同存异,在理论家偏好上注重经典,在知识生产上呈现“多重二元”。深入理解“本土化”意识在知识生产过程的作用,对建设和完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启发性。     

重建“信念伦理”与坚守“网络底线”——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网络伦理价值体系的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要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思想,就必须依赖于网络伦理健康发展的文化支撑,这种支撑应该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基础和内在动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号召对于网络伦理领域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毋庸讳言,现时代的网络伦理现状是不容乐观的,甚至呈现出了各种新的困境与危机。要坚守"网络底线",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一个最重要的长远使命就是要重建网络主体的"信念伦理"。重建网络主体"信念伦理"的有效路径主要有:重新认识和挖掘传统道德信仰资源的当代价值,唤醒和重塑网络主体的道德理想信仰;提升网络主体的道德自律能力,以笃定其道德信仰;培育网络主体的道德情感,以激励其道德信仰的持久性。如果这些方面可以同时有效地展开,那么在重建"信念伦理"的进程中坚守"网络底线",则必然会成为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重构当代网络伦理价值体系所最值得期待的美好愿景。     

近代中国的“少年论述”与国家认同危机

近代以来,中国不断经历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亡国灭种之严峻局势的威胁下,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逐渐萌生。在他们的构思中,为挽救国族危亡,亟需打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以应付内忧外患,而落脚点则在于塑造出理想的现代国民。然而,在这个重塑国家主体的过程中,代表着过去与传统的成年人被视为已经失去了参与再造国家未来的可能与资格,承载着民族希望的是拥有素质可塑性与无限未来的青少年们。这种"少年论述"自晚清以来逐步形成并流传甚广,到民国时期已成为社会舆论中的主流话语模式。利用从晚清至民国的一些时人言论可以分析这类话语模式的缘起、内涵及其与近代国家认同危机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现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崇新重少"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