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辱的人生 伟大的著述─—《史记》导读(上)

司马迁是中国西汉时期最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第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史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记人叙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讫西汉中期的武帝，网罗上下三千年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以其崇高的史德，卓越的史识，精湛的编纂体例，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学，并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轨迹。他首创以人物为中心写历史的先例。描绘出一位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画廊，才尤为中国传记文，学树立了；又高的丰碑。要读懂《史记人须读懂司马迁的人生，屈辱的人…     

立德树人立教圆梦

文章围绕立德树人立教圆梦的主题，借鉴古人的智慧“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去教育学生，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做：一是教师要时刻保持良好的心态；二是教师要多用利导思维；三是教师要时刻传递正能量。     

司马迁的天命鬼神思想探源

“司马迁崇拜上天,笃信天命,对自己,他以膺天命的万百年一出的‘命世者’自居自励,对社会,他以‘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天命观为尺度进行观察分析,总结其发展规律。”就连他花毕生心血编纂的《史记》的目的和内容也规定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①可见司马迁并没有摆脱天命鬼神观念的影响,在他身上还具有明显的天命观和神秘主义思想,本文就其天命鬼神思想之渊源,略作探讨。司马迁的天命鬼神观在《史记》中有突出的反映。《史记》不少地方重复了今文经学家神化古代帝王的说法。如说黄帝“生而神灵”,“有土德之瑞”;帝颛顼“依鬼神…     

汉赋的文运与史述

汉赋文本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以骋汉势,明汉统,建汉德,成就“一王法”的文学化书写。汉赋中“游猎”“郊祀”“京都”三大题材,无论是因楚风、变秦气的创作技艺,还是聚焦历史事件,如“削藩”与“抗匈”,均可观觇其笔力与气象。前人以“体国经野”评汉赋,缘自其描写汉业与汉礼以明汉统,特别是宣、元以后,赋家对汉统的担忧与赞述,又转向宫廷内“戚宦”干政的焦虑;而赋家重视“汉统”,外现为“汉势”,内敛在“汉德”,是缘饰经术的反映,并根植于两个历史节点,即秦亡教训与王莽篡统。赋家论“汉势”,首在武帝功勋（功德）,论“汉统”则溯高祖开辟创建（天德）,而通过赋写“过秦”与“非莽”,又聚焦文帝的仁治（俭德）与明帝的礼制（礼德）。反思汉赋“一代文学”说,其实是文体论的“窄化”认知,倘关注文运与史实,可发现其“一王法”的礼仪书写对后世的影响及价值。     

朱元璋兴学立教的社会功能探析

本文认为，在百废待兴的明初，朱元璋之所以投入极大精力创建学校，把学校与农桑放在同等的重要位置，是因为他对学校的社会功能有充分的认识。朱元璋兴学立教的社会功能相当广泛，不仅具有培养封建统治人材的功能、教化与善俗的功能，而且有谘政议的功能、安边抚远的功能。也正是学校社会功能的发挥，为朝廷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材，适应了大明帝国从“武定天下”到“文以安邦”的社会转型以及新老交替的需要。而学校对全社会进行教化与导民善俗则在屏弃元季陋习，扭转日益颓靡的社会风气，重构明朝封建统治秩序以及安定边疆、招抚邻国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因明代学校教育以政治功能为第一目的，而不能发挥出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同时还深深打上封建专制的烙印，使师生思想受到箝制，乃至身心遭到摧残，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史记·世家》歧义辨析

《史记·世家》共三十篇，除最后一篇《三王世家》略有争议之外，均为司马迁手笔。由于古今词汇的演变，语言习惯的不同，加上在长期的传抄之中，难免有错漏之处，因而仍有不少难句，引发诸多歧义。兹择其要者，辨析如下。《史记》的引文，均依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1）歌《魏》。曰；“美哉，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这段记载，亦见《左传》襄公29年。几乎所有的《左传》注本都写为：为之歌《魏》，曰：“美哉，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铺此，则明主也”对照《史》《左》，“宽”…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比较

历史上常将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并称为《史》《汉》，二书不仅齐名，而且有许多相同之处。它们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史学名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两书的作者都有一定的家学渊源，司马谈、班彪在思想学术上都有相当的造诣，司马迁和班固是在父辈搜集、撰写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从事史书写作的。他们的生平遭遇也有近似之处，他俩都经历过囹圄之苦，然后才得以完成自己的著作。从《史记》《汉书》的体裁来看，都是纪传体史书，《汉书》的前半部分（即汉高祖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基本上…     

《宋史·本纪》的系时特点

自司马迁《史记》创立了纪传体的典范后，一千多年来纪传体一直被历代封建王朝奉为正统，与中国封建制度相始终，其影响可谓深远。纪传体史书分为纪、传、志、表四部分，各部分体裁、内容互不相同，其修纂之笔法义例亦各不相同。本纪以帝王为核心，以编年为形式，提纲挚领，为一代史事之大纲，在纪传体史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编纂方式上也自有它的特点。了解和认识这种文体的编纂体例、书法特点，对于正确阅读和使用本纪十分必要。我在考订《宋史·本纪》时，发现不少学人将《宋史·本纪》本来无误的记载说成有误，由此而致变是为非，厚诬…     

秦都·秦祚·秦灭——先秦札记六则

一、秦有七都 《辞海》“秦雍城遗址”条曰：“从秦德公元年（西元前677年。下略“西元”二字——引者注）至献公二：年（前383年）在此立都达二百九十四年。”不惟遗漏泾阳、栎阳二都，而误多雍城为秦都之时达40年之久，且德公元年至献公二年实为295年，盖撰者不知计年数之法，为两数之差加一。     

从“立心”到“立信”：提升史家研究品质的两大要素

古人治学，讲究“为天地立心”。在史学研究中，“立心”即探索知人论世之道，揭示通达明变之理。史家需富有学术良知，潜心探索历史真理，方能弘扬历史正义；史家著述旨在“立信”，讲求“无徵不信”，只有树立实事求是、扎实严谨的学风，形成言之有物、质朴通达的文风，方可留真史、信史于后人。     

立象尽意──论“象”在儒家语言思想中的地位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力，鼓之舞之以尽神。”（《易传·系辞上》）在言意理论中，《易传·系辞上》所载的这段话历来受到重视，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它明确提出了两个命题：“言不尽意”和“立象以尽意”；第二，从汉代以来，《易传》一直被视为儒家经典，以上两个命题自然关系到如何解释儒家的语言思想问题。儒家坚持“正名”、“立言”、“宗经”等，那么，“言不尽意”与上述思想是否构成矛盾？魏晋玄学家对这个问题作过思考，…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与作用

根据可考的材料，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于周代。它设立的基本目的，是为了防止国家官吏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失德失职，而导致国家政权败亡。周公曾告诫周成王要：“继今立政，其勿以检人，其推吉上，用励相我国家”；“其勿误于庶狱”；“庶狱庶慎”，“知之有毛心，灼见之有俊心，……立政，任人（行政官员）、准夫（司法官员）、牧（民政官员）作三事。”①周公的这几句话是讲于还政成王之时，其大意是：今后治理国家，不应用好险小人，而应用有德之土，来保佑我nl的国家。具体方法是，国主不应把自己的精力用于具体的国家事务，而应让国家官…     

论司马迁的“大历史”史观

司马迁作为一代“史圣”，他的历史观自然是首先需要探讨的大问题。可惜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尽人意。据《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专题索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统计，1994年10月以前国内外此类论文仅18篇，且其中有影响的作品并不多。本文拟打破讨论这个问题的惯用模式，不再仅仅限于唯物、唯心或儒家、道家一类的区分，而从一个新的视角作些尝试性的探讨。一般说来，历史观指人们对历史总的看法。这里，首先遇到一个如何解释“历史”的问题。按通常的理解，历史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     

读《史记》一惑

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言，我“好读书，不求甚解”，因此很少会意，无忘食废寝之苦；也不愿意背诵或摘录名章警语。大凡写点什么，很少引用前人、理论家们的论述以为依据，一是没得引的，二是观点若与他人雷同（不论为人证实，还是引人证己），窃以为这段、这篇就没有必要写了。读者花时费力想看到新理、新论、新观、新念，而不是作者高高地举手投票赞同。前些日子读司马迁《史记》，想在这位历史老祖面前改改老毛病，破例地咀嚼一番，可开头一章就让我思而不解。今天写这篇小文，不得不摘引几段，以求读者、专家指点迷津。《史记卷—·…     

史表隐退问题新论——从本纪的编年化到世家谱牒的兴起

史表作为中国古代正史中的重要体裁，创自司马迁《史记》而为《汉书》和《东观汉记》所沿用。但在魏晋以降的史学发展中，史表却长期缺席于正史，直至《新唐书》中才得以回归。对此，前辈学者多认为史表之难作与难读是导致其长期湮没的主要原因。然而结合史表自身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魏晋迄隋唐间的史表“真空”,实际上是正史本纪编年化和世家谱牒文化盛行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汉武帝年号纪年的推行促使本纪书写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编年体模式，史表中大事年表的历史功用被取代，并随之退出史书视野；另一方面，魏晋以后士族政治的发展促进了世家谱牒的兴盛，在“官有簿状，家有谱系”的社会文化中，以人物为核心的年表不为世人所重，忽视乃至不立史表成为史家共同的选择。直到唐末五代时期，世家谱牒伴随着士族政治的衰落而衰微，史表最终得以回归正史。     

秦汉豪族的呼声──读桓宽《盐铁论》

桓宽的《盐铁论》，继司马迁的《史记》之后，思想上也倾向于豪族。班固提到桓宽写《盐铁论》“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推衍”，是其根据议文整理铺叙的意思，不是胡编；“增广”，只是增设了条目，设有虚增。据此，应当承认，此书基本上是一部根据记录整理的史书，而不是“一部处理历史题材的对话体小说”，“处理经济题材的对话体的历史小说”（郭沫若说，见《盐铁论读本·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８》）。因此，本文把《盐铁论》的思想倾向，当作秦汉时期真实的豪族的呼声。     

汉初的河西匈奴

汉初的河西匈奴●郝树声秦以前，月氏游牧于河西长达六百年之久①。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②，匈奴尚不称强大。公元前２６５年，赵将李牧大破匈奴于代郡、雁门；秦始皇时，大将蒙恬还率兵三十万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今鄂尔多斯一带），却匈奴七百里；直到秦汉之...     

王船山的师德观浅析

王船山明确提出了“为师之道”的立教为本，躬行为起化之源的内涵以及高尚的师德是经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而形成之道；还提出教师必须懂教育、会教育、会学习。     

“嫉妒”是屈赋问世的助产婆

“嫉妒”是屈赋问世的助产婆张世春（湖北省江陵县教委）屈赋是屈原心血的凝聚，是屈原被嫉妒的产物，是以楚国灭亡为代价换取的瑰宝。屈原被嫉妒是客观存在的。《史记》载，“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屈原博闻强记，娴干辞令，入则与王议事，出则应对诸侯，...     

编织人与物的创造力：一个探索生活秩序形构历程的社会学方法论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社会学提供了一个更新和扩展的契机。如果能善用此契机，儒家的天人合德思想将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方法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儒家的天人合德思想都认为：生活秩序是由人之创造力与物之创造力交织而成的。天人合德思想的秩序形构观还能够为行动者网络理论添加三项要素：对持久存在之宏观秩序（态势）的强调、对人际间凝练与传播之方法的凸显、对先驱者修为境界的重视。因此，天人合德思想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已有的研究方法准则再增设三条建议。当社会学者追踪某些代言人建造网络的过程时：（1）学者应该探究这些代言人在追求理想新生活秩序时所感知和援引的宏观秩序（态势）；（2）学者应该挖掘这些代言人与其他合作者一同开发的通向理想新生活秩序的方法；（3）学者应该展示这些方法导致的先驱者（代言人及其合作者）修为境界提升及群体生活秩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