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之争与电影空间探析

在当下“空间转向”的整体语境中,对电影空间的理解突破了其仅仅作为“容器”的单一概念,对它的探索与实践不断深化.电影空间包涵着空间单位、空间复合体与总体空间三个层次,电影制作中空间的分量逐渐加大,目前有空间走向前景、成为文本中心,地域升华为美学上的空间以及影像空间紧密连接社会空间母体的趋势.     

效果循环与视域融合：六个版本“天涯歌女”的接受史发微

“天涯歌女”迄今已有六个版本,承继与演绎关系复杂。1927版最早,由欧阳予倩编导演,但未成功,只有电影插曲的意识和故事红线得到首肯。1937版不是电影,只是田汉为电粼马路天使》所做之插曲,但却因充分彰显“天涯歌女”的符号所指与转喻而大获成功。1940版虽由周璇主演,但违逆受众之审美期待,因“客彰”而弄巧成拙。嗣后,周璇的悲剧人生使“天涯歌女”这一符号的文本间性增添了纷繁博杂的“世界性”。1989版因陈松伶之“孱挑”而再度折戟,影视界公认此题之险,其叙事学范式渐成经典。1995版最成功,皆因深谙受众心理学,“天涯歌女”遂晋升为电影母题。2008版着眼于周璇的成名史,迎合当下芸芸粉丝,以娱乐性和低俗性哗众取宠,致这一母题的社会批判锋芒丧失殆尽。六个版本的“天涯歌女”在作者与读者、作品与受众、艺术与世界的二元互动中,在戏里戏外,在看与被看、可见与不可见的移情与换位中,效果循环,视域融合,终致此符码在中国电影史上经典化。     

整合与赋能：元宇宙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从元宇宙与数字经济之间的关系说起

元宇宙的本质是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据此,文章从探讨元宇宙和数字经济的关系出发,进而厘清元宇宙和数字经济的各自边界。同时,从技术与定义等多维视角总结出元宇宙和数字经济的关系。当下,把元宇宙从“概念”落到“实处”是解决元宇宙概念炒作问题的关键。而将元宇宙和数字经济相融合是元宇宙落脚现实的一条有效进路。具体言之,元宇宙应从技术整合的路径来引领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元宇宙的场景塑造是数字经济与实体企业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尤其是,数字孪生、虚拟研发平台和数字工厂等场景为实体制造业的数字化升级提供了最佳路径。     

现代焦虑与文化想象：近年来中国电影中的父子关系

父子关系是反映家庭伦理的一扇窗口,其和谐与否事关子代健全人格的养成和综合素质的提升,与此同时,也受到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形塑和经济分配的影响。在近年来的中国电影中,编导常常站在子代的立场和视角,对于当下正在转型的中国式父子关系进行一定的刻画和表现,旨在表达子代的现代焦虑,反思传统父子关系的一些弊端,呼吁建立新型父子关系。“尊崇与启蒙”“因循与反叛”“怀念与想象”是进入这些电影文本的三重维度。把握和探讨电影中的父子关系,有利于以电影为媒介,化解父子的冲突与矛盾,构筑良好的家庭内部关系,建设幸福家庭、和谐社会,在传承与创新当中实现子代与父辈之间的相互尊重、彼此理解和平等对话。     

中国电影叙事衰微的背后

从《英雄》到《无极》,张艺谋、陈凯歌相继推出的几部中国奇观电影,无一例外地在故事的情理逻辑上遭到了观众的普遍质疑。但这种现象决不仅仅是孤立的个案,叙事的欠缺作为中国电影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中国电影的接受效应。本文从艺术传统、创作心理和现实语境等多重视角,探讨了创作者的社会角色定位、时代症候以及中国传统“语言观”和艺术思维模式对当下中国电影叙事走向产生的或显或隐的影响,以期能够对中国电影创作有所启示。     

从神话到现实——"英雄形象"被接受的心理历程

“人类关于现实的普遍本能……始终把这个世界从根本上看作英雄主义的舞台。”[1] 这句话说明了英雄对人类精神的支柱作用。提到英雄 ,人们总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由衷地产生崇敬之情。英雄形象和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主义情结是不是一成不变地搁置在人们的精神家园中呢 ?接受美学认为 :“新的文本为读者唤起熟知的早先文本的期待视野和规则 ,那样早先的文本就被更动、修正、改变 ,或者甚至干脆重新创作了。”[2 ] 新的文本是在早先文本中繁衍的 ,这种繁衍来自于早先期待视野与新的读者期待之间的较量与比照 ,从而推陈出新产生的文本和文本中…     

论元宇宙中的“共感”与真实

元宇宙虚拟空间是包围物理现实与虚拟媒介的共延空间,元宇宙超越并融合现实世界,营造“共感—真实”效果。元宇宙通过媒介为介入数字叙事的人们提供“共感”体验,在这场体验中,元宇宙为“真实”提供了一个虚拟场域,受众事实性的真实情绪感知与身体体验又削弱了虚拟场域的边界感。最终,元宇宙传递的符号意义被接收者整合,受众携带当下的感知,主动“弥合”或“悬搁”现实和虚幻之间的距离,自主地“沉浸”于元宇宙空间;又在与人的共处中,真实地保留了经验世界中感官的丰富性。     

百年之际的中国电影现象透视

百年之际的中国电影现象,折射出的是多重社会文化因素的深入变迁。其中,张艺谋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段始终具有相当的“示范”作用和社会蕴涵。以《英雄》肇始的古装大制作武侠影片则是一个进军“国际路线”的典型范例,同时体现出影响中国电影工业机制与文化接受的复杂动因。而在这一令人瞩目的电影“飞地”周边,则是“新主流电影模式”和政治主旋律电影的日趋成熟。     

“女性电影”的“变”与“不变”——从《相爱相亲》到《爱情神话》

近年来,由一批女性导演创作的“女性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熠熠生辉,获得了商业与口碑的双丰收。文章以一直以来坚持女性主义书写的“50后”女导演张艾嘉的《相爱相亲》和“90后”女导演邵艺辉的《爱情神话》为比较文本,探析这些由女性执导、以塑造女性形象为主题的“女性电影”,在文本建构、主旨表达及艺术创作上的总体趋向,解码“女性电影”的“变”与“不变”、传承与突破的演绎特点。     

合拍片的发展思路与意义再审视——从当下中国电影在马来西亚的消费现状谈起

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市场，历来是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的重点板块，但这种传统优势在当下已有所弱化。1997年之后，香港电影人与内地的合拍片虽然在国内市场不尽如人意，却在马来西亚斩获较好的票房。这为中国电影借助合拍片的形式重振海外市场提供了契机。内地与香港的影视合作需要调整发展思路，站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高度，避免市场短视行为，约束资本权力，深入改善与内容生产者的合作关系。从世界范围来看，主流院线的电影消费具有同一性。类型电影具有相似的情理逻辑、叙事规则、美学风格和最小的文化折扣。当下中国电影商业价值的开发，需要将重点放在情节上来，发挥类型电影优势，通过富有想象力的“突转”和“发现”建构情节。     

《英雄》的文化阐释

2003年,《英雄》的上映在中国电影界无疑是一大盛事,它标志着张艺谋成功实现了向商业电影的转型,但同时,它又是一部高度民族化的电影,它反映了导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索和理解。本文拟以《英雄》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分析来阐释传统文化对影视文本建构的参与,并希望在分析时能够理解到它的精致意蕴。     

《英雄》:新世纪中国电影转型的文化想象

以电影《英雄》为研究对象分析新世纪中国电影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文化策略。一方面，该片试图打破“内”“外”市场的局限，打造真正可以在全球流行的商业大片；另一方面，从国际市场转向本土市场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开始突破区域边界，跨国和跨地域合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力量。转型期的中国电影如何呼应具体的时代和文化语境建构大国形象、树立文化自信，如何将中国智慧融入电影故事以适应“中国梦”的制造，将中国电影的变化轨道视为一种想象的建构也意味着要去研究它在社会变迁中的意识形态的困境和探索。     

中美对日作战电影的战争胜利叙事模式比较

“二战”题材的影像文本不断深化和丰富着对历史的镜鉴与反思,并在艺术设置上精心构建了多样的叙事模式,如“战争胜利”模式、“英雄成长”叙事模式、家国叙事模式等.中关对日作战电影在运用这些叙事模式建构故事情节时,因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诉求、国民意识形态和个体精神境界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深层支配功能.本文通过对中美对日作战电影“战争胜利”叙事模式的不同表现形态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力求进一步揭示和剖析其背后的生成原因及深层艺术规律,从而深化认识中关战争影片的叙事性特征.     

“拼凑”记忆:作为现象的电影身体

梳理电影理论的发展脉络，在对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的关系探讨中，“身体”立场在其中发挥的微妙平衡作用值得重视:摄影机械的再现视角无法回避记忆书写过程中的“主观过滤”，而“身体”的影像在历史记忆中对完整经验的保存具有重要潜能，即以影像身体的即时性、片段性的局部经验保持对世界完整性的暗示。从现象学立场出发，论述电影中的身体如何作为“具体经验”完成对作为“完整经验”的记忆“任意”却“丰富”的拼凑，即身体如何“重拾”记忆的“真实”。“身体”作为视角看待记忆的再现，需要重新思考记忆再现时对时间的“连续性”要求。记忆从来都不是与现在割裂的、被想象在银幕上的他者，而是与当下紧密相关的过去，需要注重对“此刻”身体感知经验的表述。同时，电影中的空间并非所叙记忆事件的背景，而是身体记忆所生成的空间，且空间中的身体往往承担着“传感器”的作用。     

广东电影文学创作新论

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十分悠久。中国影坛上很早就有了“文学电影”的说法①。一般认为,这类影片深受文学影响,描写细腻且富有社会意义。因此直到今天,影坛仍流传着所谓“诗电影”、“散文电影”、“小说电影”的说法,可见文学对电影的影响之深,早已经将其体裁结构和表现手法,潜移默化于电影文本之中。然而,文学电影并不等于“电影文学”,电影艺术是融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摄影等艺术于一体的综合艺术,而不是以文学语言的单一形式叙事的文本。把文学等同于电影,或把电影等同于文学,都是不适宜的。当然,文学与电影在美学意义上是…     

当代电视纪实文本的“秀叙述”

当下,真人秀节目风靡电视荧屏,成为电视纪实叙述的典型样式.围绕“秀叙述”这一概念,透过叙述学视野考察真人秀以及电视纪实文本,能够深入解析电视真人秀“文本身份”的建构与转换、“普遍隐合作者”的确立与变异、“作秀”和“反秀”叙述的关联等重要问题.总体而言,“秀叙述”是纪实型的:文本发出者与接受者达成了纪实体裁的“叙述规约”.原创力不足导致某些特定类型的“秀叙述”拥有面目雷同的“隐合作者”,从而共同建构出了“普遍隐合作者”.“作秀”与“反秀”在“秀叙述”中同时存在,带给受众混杂性的认知体验.为了建构文本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信任链”,伪饰的“反秀”叙述应该避免.     

侠文化与20世纪中国小说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同时又具有“民间性”与“反正统性”的特征 ,其文化价值观念以“元叙事”形态和“潜文本”方式被转译为 2 0世纪中国小说的叙事资源和创作题旨。这批小说大都采取“英雄传奇”式叙事 ,具有“侠义”母题类型 ,并表现出“江湖乌托邦”境界。     

当代新闻叙事的“受众转向”及其“诗学功能”的生成

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普通人参与媒介叙述的潜能得到释放，受众在新闻叙事中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从公共新闻到公民新闻的发展，使受众的新闻叙述控制权得到扩张。新媒体环境下普通受众参与的互动叙述从不同角度延伸新闻故事的情节线，使之成为一个开放性文本。“受众叙述”所具备的动态生成的特性，导致文本边界趋于消解，由此建构了新闻叙事的“全文本”。受众以“游猎”姿态展开新闻叙述，对主流媒体的新闻文本进行挪用、拼贴和戏仿，生成具有“杂交”性质的叙述文本，成为当下年轻世代新闻消费的“间接化”与“娱乐化”的重要表征。作为一种“生产者式文本”，受众叙述不再受制于新闻类别的“常规”，为新闻“诗学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更多可能，并在集体意义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肌质”抑或“整体”——20世纪西方文论中一个隐含的文本诠释范式之争

韦勒克和弗莱是20世纪西方文论界的两座高峰,然在韦勒克对弗莱的评论中显然见出二者就文学批评理论与文本诠释原则所持观念的迥然之别。弗莱主张将文学批评建构成具有一定程度独立性的“系统的科学”,韦勒克则认为这种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思维结构只是一种“虚构的批评”;同时,弗莱认为具体的文本价值判断并不是文学批评的根本任务,只是一种有关文本鉴赏“趣味的历史”,韦勒克则认为文学的直接经验是建构文学批评理论的基底,弗莱的做法等于是取消了文本的审美价值。韦、弗二氏关于文学批评的争论,实则折射出20世纪西方文论中以“肌质”和“整体”所呈现的两种不同文本观和文本诠释范式。以文本为中心实现二者的两相调和,不失为当下文学批评建构和文本诠释路径的一个可参考方向。     

比较文学学科合并之思考——合并之合理性、方式、基础、目标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在中文系合并后，可以通过比较文学课程整合传统中文系诸课程，使其完成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汉语言文学工作者的时代任务。“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科合并方式，当是保持两个学科各自边界参与更大结构构造。古代汉语与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经典阅读，这种双语、双文本是当下中文系学生应具有的基础。具有独立批判能力、世界眼光的汉语言文学工作者，是当下中文系学生的培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