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君子”人格及其现代价值

君子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中的核心人格类型,同时也是儒家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的重要载体,其人格特质主要体现为仁者爱人、济世安民的人道精神,通权达变、乐天知命的生活智慧,见义勇为、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君子彰显了人性的崇高,承载着人类美好的道德期望,满足人们追求善美的道德需要,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提升人性修养、成就善美人生、引领大众向善、淳化社会风俗、强化恪守规范意识和完善社会价值体系等作用.     

公民社会与儒家伦理

儒家伦理与公民社会的伦理要求最重要的本质区别在于二者的“原”、“源”不同,因而导致整体伦理架构不同;其次在于二者对公共生活和公共秩序的认识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公共伦理精神;最后由于伦理旨归异趣,因而伦理诉求侧重于不同的主体。但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二者非此即彼的理由,相反,二者实有一种相与之道。     

孔子的“君子”人格论

孔子平生教书育人,以培养造就"君子"为宗旨。君子一直是人们区分人的道德品行好坏的标准,君子是人们追求达到的理想人格目标,小人是人们所鄙弃的无德行者。君子人格的内涵、特征或者标准,大致说来,应该有10种:仁、义、礼、智、忠信、勇、中庸、和而不同、文质彬彬与自强不息。孔子及先秦儒家汲汲于"君子小人"之辨,目的在于扬善抑恶,塑造仁德的理想人格。     

学以成君子——儒家君子之学的来源与形成

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是以君子引领社会风尚的道德文化共同体。春秋霸政时代的贵族君子,具有诗书礼乐的文化教养与责任担当精神。霸政之后,贵族君子逐渐不守秩序,丧失教养,导致“礼坏乐崩”。孔子发现,赖以支撑社会稳定的礼乐秩序首先需要君子的引领。贵族的倒掉是由于他们放弃了执守政治与社会的担当,其内在原因是对自我修身的放弃。孔子修《春秋》,重整社会秩序;以贵族的文化教养与担当精神教化弟子,塑造了传统贵族倒掉之后的第一个民间君子团体儒家学派。《论语》中的君子具有为政者与道德文化典范的双重意义。儒家的君子之学是以修身成就自我德行,以安人引领社会风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君子与公民：寻找中国文明脉络中的秩序主体

君子与公民分别是古今、中西政治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是政治社会秩序的建构者与捍卫者。从文明复兴的意义讲,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化的复兴;从文明现代化的意义讲,离不开以公民为主体的现代政治秩序建构。但是源于法理本位的公民和源于伦理本位的君子,分别基于公私领域二分理念和基于天人关系一体理想,分别强调权利自由和尚德修身,属于不同的历史话语和现代话语,二者存在巨大的差异。那么,儒家的现代性转化和现代公民的建构之间能否搭建起一座桥梁,使之在文明与传统的维度接榫契合,或者存在什么障碍？究竟怎样看待君子理念对于当代社会的作用,在现代公民养成的过程中又如何借鉴传统智慧、趋利避害？     

先秦诗乐之教与“君子”人格

“君子”一词早期专称统治阶级,后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阐扬其精神价值,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尊奉的道德人格化身。在君子人格的培养中,以《诗经》礼乐教化为核心的“诗乐之教”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在西周时期的官学,还是由孔子开创、惠及普通士人的私学,诗乐教育教与学的设置都非常体系化,以提升君子“雅言”和“雅乐”的修养。通过诗乐对身心的培育与修养,最终形成的君子人格,是内在完满道德与外在仪容举止相互统一的美善境界,并希冀通过一乡一地的努力,使得普天之下都在礼乐教化的影响中。     

"君子"与修身: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儒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研究之二

儒家政治社会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君子教育途径设计与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念相一致。强调君子"以修身为本"的内修之道,以官学、私学、家庭教育为主体的外铄之道,及践行其已修之"仁义"之道的"外王"途径。最后达到其从"明明德"到"亲民"到"止于至善"的君子人格塑造目标。内修、外铄与践行三者紧密结合,就是儒家君子修身的途径设计。     

孔子的“君子”人格理论探析

孔子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儒家的理想人格就是孔子提出的"君子"人格.以"仁"为核心的君子人格理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家族化公民社会的基础:家族伦理与延续的纵式社会——人类学与儒家的对话

本文认为讨论公民社会的内涵,不能离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础。事实上以家族为中心的中国社会文化,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话语而中断或断裂,相反,即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也能随处看到社会和文化延续性的内在特点。在儒家思想、文化、社会的框架下,提出纵式社会运行的内在的结构性特点,并与韦伯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论进行对话。作者所提出的"家族化公民社会",仅仅是一种反映中国社会文化延续性的象征性表述。同时强调当人类学家在研究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原则时,一定不能离开和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对话。     

论“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与矛盾

“内圣外王”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典型形态是中国伦理型政治的必然产物。它把内心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实践融为一体 ,建构为一种独特的伦理政治哲学。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与矛盾 ,进行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并探讨它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一、“内圣”与“外王”在理想中的统一就浑然一体的境界来看 ,“儒家的‘内圣’与‘外王’理想是不能分割的”(1 ) 。但是为清晰地把握“内圣”与“外王”的关系 ,我们有必要对“内圣”与“外王”的内涵分别加以考察 ,以求对“内圣外王”的综合领悟。圣的本来含义按《尚书·洪范》的解…     

经济正义与道德正义——论儒家道德政治经济学中的“均、和、安”

为了达成持续并正当地获取个人利益的目标,我们需致力于将源于内心中利己主义的私利原则同公义原则相调和。亚当·斯密所展望的这种调和可以通过让道德参与开放的市场竞争与革新创造而实现,而孔子所倡导的调和是通过运用一些转换手段使得个人将私利向着公义转变。笔者所要论述的正是后者如何可能,即通过孔子《论语》中的仁道原则所提倡的社会的均、和、安而实现这种调和。最后,笔者从儒家仁道原则的两大方面——克己与达人出发,总结提出了九项公义(均)原理。     

中国“政治道德”主体性现代化进程与新范式探究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总结中国“政治道德”主体性的现代化历程,指出随着政治参与主体范围的扩大,“政治道德”指称的对象已不仅仅是为政者的执政道德要求,它已衍化成以广大民众为基础的所有政治参与者.这一划时代的根本性交化既是历史的重大进步,也对当前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底线伦理建设与道德培育:从政府到公民

在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观中,诚信是其基石,也是社会的底线伦理.而在诚信之上,公民道德建设拥有广阔的发展和提升空间.由于不同层次的伦理道德具有不同的特点,决定了从底线伦理建设到高层次的道德培育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政府应肩负起捍卫底线伦理、引领良好道德风尚的职责;公民则要在现实生活中严格践行底线伦理,在提高个人品德、维护社会公德、弘扬家庭美德、遵守职业道德的基础上,努力承担社会道德建设的重任,在回报社会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孔子与“君子”观念的转化

"君子"大约出现于西周初年,起初并非指称伦理意义上的"有德之人",而更多地在政治学意义上被人使用,它的初始含义是"君之子",后引申为"贵族男子"和"统治者".作为"有德之人"的"道德君子"的出现乃是经历了一个由"位"至"德"转化的漫长历史过程.孔子是实现这一转化的关键人物,他以"德"诠释君子,以"小人"反衬"君子",为人们标举了做人典范.     

《论语》中的“君子”“小人”——现象学语境中的一种阅读尝试

在现象学的语境中,《论语》中“君子”和“小人”的含义大致可以归为三类:第一,不同的生存地位:君子指位尊者(士大夫),小人指位卑者(平民);第二,不同的生存状态:君子指本真的生存状态,小人指非本真的生存状态;第三,不同的生存追求:君子指追求“道”的人,小人指追求“利”的人。而且,在现象学的语境中解释“君子”和“小人”,可以揭示出现代汉语中君子、小人含义的现成化、单一化趋势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原因。     

公共性与公民伦理--兼论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公民伦理思想

本文以哈贝马斯的现代民主和法治国理论为分析前提,讨论基于公共性建构的公民伦理思想.在公民普遍性社会交往的意义上,无论是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结构来谈论的"公共性",还是阿伦特基于行为类别划分来分析的"公共性",都在公共领域成为联接公民与公民伦理概念的基本向度.对于与"公共性"相接洽的公民伦理的基本属性,我们可以在经验性生活的基础上将其概括为公民在公共交往生活中的自然法.它可以在人类公共生活交互性与社会性叠加所生成的层面上,解析为公民伦理的自主属性、公民伦理的和谐属性、公民伦理的权责属性、公民伦理的契约属性、公民伦理的共通属性.     

建构中国的公民身份理论：作为一种内化伦理的积极公民身份的建设

中国公民身份的特殊产生途径与现状需要我们提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公民身份理论。公民身份由制度、意识与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公民身份意识的培育,需要国家通过公民教育的途径,把公民身份的价值意义、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内化为一种个体伦理与集体伦理。在这种内化伦理的基础上,通过公民在政治话语与社会核心价值构筑过程中的参与行为,通过把权利转化为行使权利,以及通过公民对社会共识与社会合作的推动,建设一种自由的、参与的、服从的和被包纳进来的积极公民身份,并通过这种公民身份的建设来实现政治转型。     

儒家“仁”观念与现代公民社会型塑略论——基于中国传统“公”、“私”观念发展演变的视角

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问题成为中国学界近二十年来颇为关注的对象。儒家传统伦理思想资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亦是聚讼纷纭。本文主要基于中国传统“公”、“私”观念发展演变的视角,论析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仁”观念不仅可以有效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弭现代公民社会型塑过程中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思维所致的理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