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及其现代价值——以石门心学和浙东学派为中心

日本江户时代的"石门心学"与中国宋代浙东学派的商品经济观,共同具有典型的近世特征,也都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等诸多差异,在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二者所发挥的作用也大有不同。对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进行系统性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弥补世界经济学说史迄今大抵无东亚等缺憾,而且可以提供观察传统经济观之现代价值的一个新视角。     

日本近世文论历史扫描

日本近世，俳论形成并得以确立，俳论、歌论、诗论、物语论、散文理论在此时期有了长足发展并逐渐成熟。总体而言，日本近世文论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诗论、物语论、散文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大。参照中国古典文献，日本近世文论显示出丰富多彩的特色，并作为日本文化重要内容而定型。     

关于中国近世文学公共领域的思考

文学公共领域的充分发展是健全政治公共领域的前提, 解读中国近世政治演进的过程要从解读这一时期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状况入手。自明中叶以后, 中国近世的社会批判思潮和倡导个性解放的人文精神不断发展, 并通过明代的文社、清代的茶馆及书场、晚清的报刊等载体向社会民间传播, 这说明中国近世具备了萌生文学公共领域的条件。但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生存环境也使中国近世文学公共领域存在许多不足: 一是批判性不足, 二是地域色彩浓厚, 三是独立性不强, 四是向政治公共领域转型不深入。     

重视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以思想文化面向为中心

内藤湖南在中国近代史论域深具影响的"宋代近世说",以贵族政治的式微、平民势力的高涨为指归,从广义文化视域揭橥宋代开启中国的近世。是说参考欧洲历史分期,深入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形成"多元近世"观。分疏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形成的内、外部契机,反思是说引出的种种问题意识,以期洞见中国现代思想曲折展开的历程,进而重新省思中国现代性。     

基督教与中国宗教近世性格转型初探

宗教对一个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影响。基督教和中国宗教在近世出现的性格转型，对中西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基督教将“天职观”与“禁欲主义”相结合，产生出一种蕴含着“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观念；而中国近世以来，儒、佛、道三教互动发展，也产生出了有入世性格的宗教精神。然而这两种具有入世性格的宗教观念又因其宗教理念上的差异性，影响东西方分别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模式。     

方法与视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兼论政教合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王权主义本质

近２０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将文化作理念化处理的倾向,于是“文化精神”便成为一种脱离具体时空、无法还原为历史存在的“文化寓言”。文化史不等于思想史,真实的文化精神应首先展现在社会制度体系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首先必须从把握中国传统制度体系基本精神入手,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系统的“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样式,决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体制呈现出惊人的同质性,王权主义也就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而圣王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统形符号。     

宋儒“身体诗学”刍论

宋儒的身体诗学奠基于身体观之上,在"身体意象"的营造与书写中,展现其文化内涵与生命境界。儒学由礼乐向心性之学的内转、宋人生活的雅化与人文化为宋儒"身体诗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土壤,而儒学传统中的三相一体的身体观、作为"窍"的身体观、社会化的身体观则为宋儒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根基,身体成为宋儒营造个人生活世界与心灵空间的重要文化符号。     

文化习性、社会整合与儒家传统的现代性

文明的重建是今日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文明重建的基本方向有赖于认清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这一文化习性决定了未来中国社会中真正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仍将是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之不同于西方或其他民族现代性的基本出发点。必须认识到,在建设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是比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化等制度建设工作更加基本的任务;而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了,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需要通过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社会整合方式来实现,这意味着儒家的精神价值传统将成为中国现代性建设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儒佛关系及其对现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佛学作为一种异域文化，自传入之日始，即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一种挑战。将儒、佛两学挑战、应战的关系，置于社会历史的座标之上，才能理清其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佛学在永嘉之乱后，以填补儒学空白、迎合玄学思潮的形式，在传统文化中赢得了与儒、道鼎立的地位。儒家坚持排佛，促使佛学完成了其向儒、道靠近的中国化历程。宋儒调整了儒佛的关系，以“修本”为宗旨，批判继承传统儒学，并融汇佛道两学，建构起天道性命合一的本体论理学体系，终于在学理上超越于佛道之上，完成了儒佛在社会角色、社会功用上的定位。儒佛关系的现代启示在于：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必须先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然后才能达成主客融为新体、中西尽为我用的创造性转化。     

近三百年文化嬗变中的桐城学术精神——以方苞、曾国藩、严复为中心

桐城派在近三百年来的中国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桐城派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援引宋儒义理济于时用,形成了阐明儒道、讲究义法、长于通变的桐城学术精神.桐城之文在从雅洁的古文到通俗的白话文的发展过程中,恪守了文以见道的原则;在散文与骈体的相互对立与对骈偶形式的汲取中,体现了有物、有序的义法精髓;在上溯<六经>及与汉学、西学的冲突中,融入了经世致用的精神.     

“主静”与“主敬”:《近思录》中的“人”—“生”智慧

作为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典籍,南宋大儒朱熹和吕祖谦编纂的《近思录》中充满着与"人"—"生"大关目相联系的"人"—"生"智慧。宋儒从"主静"的形而上之"哲学"出发,牢牢把定中国传统文化向来瞩目的践履性道德教化的大方向,殚精竭虑于修身养性诸命题,遂在将"思想"结晶为"文字"的过程中,通过《近思录》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千古奇丐”武训与西方“教圣”裴斯泰洛齐

武训“兴学于未废科举之时”,实属近代教育之先驱。他兴义学的实质是让学校的大门向城乡社会低层子弟开放,其对兴义学事业的执着的原动力来自于中国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文化精神;裴斯泰洛齐是略早于武训的“近代教育理论和近代义务初等教育的奠基之父”,其终生献身于平民教育的无私精神源于自幼受新教文化熏陶而形成的对人类的虔诚的爱。裴斯泰洛齐是新兴的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他的事业有着较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武训毕竟不能超越时代而不受其文盲农民的主观条件和清末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然而,恰恰因为这一点,更衬托出武训的高大,展现出他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和中华民族勇敢、耐劳、刻苦的精神。     

主持人语

正与西方现代思想史一样,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本质是"古今之争"。晚清民国知识人以新派学术方法重构传统四部之学的行动,除了引发断裂性的精神震荡,也或多或少体现着存亡继绝的延续性思考。中国传统士人如何在世界历史大势中对中国政教传统进行改造和重建,理应成为当今学术     

世纪回眸——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嬗变与传承

在自1898年诞生以来的世纪风云中 ,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数个关键性阶段 :张之洞“中体西用论”—晚清“国粹主义”—“东方文化思潮”—“学衡派”思潮—“中国本位文化论”—“现代新儒学”。在这百年心路历程中 ,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在逻辑的发展上固然不乏有其理论体系不断创制更新和主观心态日趋平实开放的“变异”方面 ,但它作为同一种社会思潮的整体连贯性即“遗传”基因却从未中断过 ,而且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本质所包含的三个层次(中西之争、古今之争、阶级之争)上 ,均凸显了三个极具传承性的基本特征 :(一)在“中西文化观”上 ,具有一定的文化融合意识与笃固的民族本位立场 ,“中体西用”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泥足深陷的思维模式 ;(二)在“古今文化观”上 ,具有相当的批判求新精神与强烈的回归传统愿望 ,“返本开新”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执迷不悟的一贯主张 ;(三)在政治思想和态度上 ,具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取向与整体的改良主义性质 ,反“激进主义”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不约而同的政治论调     

湖南文学百年兴衰溯源：－兼评田中阳《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

政治本位的近世湖湘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曾独领一代风骚,然而在当代却遭遇了从极盛走向衰朽的命运湖南文学的百年盛衰,也恰恰能够从湖湘文化精神本身的优长与历史局限中找到潜因.20世纪湖南作家创作心理定势及其创作文本思想倾向、艺术特质都受到了湖湘文化深刻的影响和规约.田中阳之新著<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便对这两者之间的深刻关联进行了富有创见性的精要论述.     

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

余英时先生是当今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史研究大家,他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之重建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有着深刻的思考。余英时认为,中国问题乃是一个“全面的社会重建”的问题,而“社会重建同时也还是文化问题”。考察余英时的中国文化重建思想,对推动现阶段中国和谐社会之构建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余英时在其著述与论说中,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文化重建任务,即重建价值系统,重建人文学术,重建社会重心。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     

论文化意识下中国民族主义观念之历史建构

对中国民族主义观念的建构历程进行疏释是窥探中国民族主义堂奥之必要路径。通过充分开掘中国民族主义观念的传统特质,既可深入发扬中国民族主义之精神,加强民族文化之自我认同,又可破除拒斥"普世价值"者的民族主义狭隘论所带来的固步自封。中国传统民族主义观念之特质在于其"文化意识"。而中国民族主义文化意识的建构历程则诏示:其当代民族主义只有在具有开放与包容特质的文化烛照下,才能逐步走向真正的自信与新生,并藉此有望贡献于现代世界政治新秩序的良性建构。     

近现代之交的中国诗学转型与王国维的学术使命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先驱.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现代之交诗学转型的重要历史时刻,如何在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再造中国现代诗学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核心主题.19世纪中后叶的文学革命已经开启了中国近现代之交的诗学转型,而深厚的中西学术素养,毕生以学术为己任的执着追求,使王国维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近现代之交包括诗学在内的现代学术转型的开路先锋.     

闽学及其文化意义

本文论述闽学的经学地位形成和对儒学的哲学完成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闽学之文化传统继承性、闽学与现代性之联系、闽学之"近世化"文化现象等及其蕴涵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