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关睢》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孔子诗论》"《关雎》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诗》之“思无邪”辨

“思无邪”不应作为释《诗》依据。因为《诗》三百并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 ,原本不具备创作主旨方面的统一性 ,不可能篇篇为无邪之作 ;先秦诸家引诗、用诗时往往断章取义 ,抽掉情爱内容以合己用 ,这是当时的公认原则 ,我们不应在释诗时误入歧途 ,孔子悟诗时的有意误读是为阐发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服务的 ,是一家之言 ,不能以之为释诗依据。从实用目的出发对《诗》三百的征引、索解和领悟 ,不能与释《诗》相混淆。     

《韩诗外传》诗教思想探究

从《韩诗外传》所塑造的历史群像图及孔子形象来看,《韩诗外传》的历史构造重在传承儒家的诗教义理,而不在于历史史事的真实。通过这种历史构造,韩婴打通诗与史,塑造历史人物形象,传承儒家诗教义理,体现了韩派今文诗学传承诗事的特点。而这种历史构造的有效性在于:其一,《诗经》自身就有很多美君子之德的诗歌以及叙述周朝开国君王的史诗等,这为诗教的发挥准备了最为基本的素材。其二,诗文的朦胧性、灵活性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比类引申空间。其三,诗教的精神在于通过诗或者诗句“兴起”,领会到儒家的义理,《韩诗外传》可以说是韩婴由诗句“兴起”儒家义理后的一种构造,其有效性奠基在其能真正自反,“兴起”儒家的义理。     

即景生情 托物言志——也谈杜甫诗《望岳》兼与萧涤非先生商榷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这首五言古诗是现存杜诗中最早的一篇,几乎所有的注本和选本都把它列于开卷之首。这首诗当写于公元736年至746年间,时值杜甫正在北游齐赵之期。就诗题而言,“望”字是关键。“望”,不仅是取材的角度,也是全诗的线索。几乎每一个诗句无不与“望”字相关,这是准确理解与把握这首诗的前提。全诗八句可分做四层理解。一、二两句为第一层,写“远望之色”(仇注卷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论宋词的感伤美

一文学中写感伤，古已有之，并非来人的发明。《诗经》就有《采蔽》写戌卒羁愁，州e兮》写思妇闺怨等。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但他只是以“怨”作为诗的四个功能之一，并没有说非0怨”不可。宋玉的《九辩》则写贫士失意的悲怨：“坎摸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开后世怀才不遇的感伤诗的先河；而他在诗中慨叹“悲哉秋之为气也”，更成为中国诗歌“悲秋”的老祖宗，故有“宋玉悲秋”这句熟语。但从总的来说，汉代诗写感伤并未成为风气。《汉书·艺文志》说：“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仍然是哀、乐并提的。至…     

《明诗评选》编纂的诗学思想一———论王夫之评明诗学前代诗歌简

《明诗评选》对前代诗歌创作的批评与接受是船山诗学思想的体现。船山认为明诗学得古诗表达方式和谋篇布局的传统创作手法并有所突破而具有神韵性。船山还指出在诗歌创作中由于杜诗创作求格律风格和唐诗繁琐曲折传统造成对情感表达的伤害,而且唐宋诗对诗“意”不具有创造性,最终只会将“意”寄托于前人之诗歌以此来舍旧趋新。     

以仁见义:《孔子诗论》的论诗特点

《孔子诗论》是我国最早的孔门论《诗》文学思想著述,其与儒家哲思一脉相承,具有重要学术价值。通过《诗论》第一简的"提纲"之言,以关键词为逻辑引线的论《诗》言路,以及《关雎》七篇之《诗》评这三条论《诗》脉络,可以看出,在看似松散的孔门《诗》论背后,儒家之"仁"一以贯之。这一研究,一方面可以填补相关空白;另一方面,可以将《诗论》提升至哲学高度,为其语内、语际新诠释开辟不同视野。     

《望岳》新释

一杜甫的《望岳》,脍炙人口,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对诗的要旨,人们往往能心领神会。但由于注家蜂起,人们对这首本来深刻而浅显易懂的诗反而不解了,读注本而坠入五里雾中,大有茫茫然不知所以之感。如对《望岳》之题解,《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是这样解的:“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杜甫赴洛阳应进士举,落第,於是漫游齐赵一带,这诗是游泰时所作。泰山为东岳。近岳而望,并未登山,故题作望岳。诗中描绘泰山高大而磅礴的气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礼义"的发现与《孔子诗论》的理论来源

战国时代是对“礼”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的重要时期。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礼”当成了自己学派的理论标志。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大量论礼精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礼”论水平和诗学成就。从《诗》传承与接受的角度而言,用诗机制的延续和发展是《孔子诗论》的理论背景,《孔子诗论》是用诗的诗论。从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变迁而言,从西周春秋间重“礼仪”到战国时代重“礼义”的变化,是《孔子诗论》的礼学和哲学依据。“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对性情的制约与调节是“礼义”发现的重要标志。以“礼义”和“性情”为思想前提的《孔子诗论》,是“礼义”诗学,也是“性情”诗学。     

“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的“道始于情 ,情生于性”是先秦儒家的重要命题 ,它揭示了以家庭亲情为本的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产生的根据。本文进而分析了这一命题所蕴含的先秦儒学的“性静情动”说较之以往的“性善情恶”说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论价值     

中道──“周文”所显现的上古伦理精神──中西文化研究系列之一

先秦儒学以中庸为至德，认为古圣相传之道即一“中”道。此说于史可谓确然有据。《诗》、《书》崇尚情文中和的德性理想和温恭平和、宽柔敦笃的人格风范；周礼本亲亲以成其社会的等级原则，以礼、乐互涵为德性教化之本；《易经》以神道设教，贯通一阴阳和合、刚柔相济的日常生活智慧。这些，都体现了一种文质中道的伦理精神。这种中道精神对先秦儒家的心性之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巨。     

《周易》“统率群经说”的历史考察

《周易》为儒家“六经”之一,自古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六经”由以《诗》为首到以《易》为首,反映了自春秋末年到秦汉间儒家学术的重要转变,意义十分重大.孔子整理和传授六经,于中最崇《周易》.至汉代确立了《周易》六经之首和“统率六经”的地位;儒家经典扩充而至十三经,《周易》乃由“六经之首”进为“群经之首”.汉代以后的整个经学时代,《周易》一直稳居学术核心的地位,历代易学家对《周易》统率群经的说法多有诠释.当代易学界以金景芳先生为旗帜的义理派认为,《周易》创造了体现宇宙本体论和宇宙万物本质的经典哲学,《周易》与群经讲的都是“天人之学”,“性与天道”是其共同的主题,其他经典所述之理完全汇通于易理.确认《周易》统率群经的地位,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特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杜诗考索

杜诗考索丘良任《九日曲江》是入蜀后诗杜甫《九日曲江》诗，仇兆鳌于题下注云：“当是天宝十二载作。盖十三年九日有寄岑参诗，十四年九日，有杨奉先诗，此诗盖在前也。”《杜诗镜铨》、《读杜心解》均编在天宝十二载。时杜甫在长安。诗云：“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     

返本开新──评《内圣外王:儒家的社会哲学》

苟子说：“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研究传统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发掘其中蕴含着的可以转化为现代价值的精神因子，使之融汇到文化传统的长河中，获得不息的生机，并促进社会的进步。程梅花的新作《内圣外王：儒家的社会哲学》（泰山·金橄榄丛书之一，泰山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宗旨。该书立意于掸去历史现象的重重迷障，揭示儒家社会哲学的真谛，探讨儒家社会哲学在中国现代化和全球未来发展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生成之途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代化的文化动因是世纪之交学术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存在着百方…     

《吕氏春秋》之论诗引诗与战国末期诗学的发展

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于“诗三百”若干篇的作者和创作背景、于孔子师徒并惠施言诗，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书中引诗表明，在秦并六国之前一段时间，人们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而各家学术思想正逐渐趋向合流。《吕氏春秋》引诗文字与汉人“四家诗”传本均有较多差异，而与战国其它文献引诗出入不大，很可能有相对稳定的“古本”作依据。作者对于逸诗的征引和推重，说明直到战国之末，儒家之三百篇传本依然未能在其它诸家习诗者那里被定于一尊。     

儒家性情学说历程及其终结──戴震人性学说在终结中的作用

纵观整个古代儒家人性学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孟子的“性善说”和葡子的“性恶说”是两条贯串着儒家人性学说发展的线索。虽然后继者大部分都继承“性善”思想，但在论述“情”的方面发展了“性恶”的思想。中国哲学史上人性善恶争论的过程，实质上是“性”与“情”这对范畴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孟子虽然没有提出“情”的概念，但在论述性时透露出关于“情”的思想。他从人性善出发，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端”就是仁义礼智，侧隐、羞恶，是非与辞让就是“情”。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     

论《诗大序》"情志"说对千年词学的辐射

我国第一篇诗学专论《诗大序》,在总结先秦儒家诗学的基础上首创了“情志”说。这一理论光源在煌煌普照诗学领域的同时,对千年词学亦产生了强烈辐射,由此引发了长期纷争不息的“情志”冲突。历代词学家或主张“缘情”,或主张“言志”,或主张“情志”统一。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探索,终于调和了“情”与“志”这一对词学矛盾,最后为词体文学作出了恰当的定体定位,使词成为以“缘情”之体貌蕴含“言志”之内核的复合体,从而在文坛上与诗歌并驾齐驱,相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