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与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道佛三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是迥然不同、大异其趣的。西方哲学同近现代自然科学有密切关系。自然科学是以外在于人的物质自然界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国哲学则以人自身为主要研究对象，它以生命为中心，注重人生、注重修持和体验。现代新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进而是中国哲学在回应西方哲学的挑战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之一在于对中西哲学的融通、会通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事实上，在今天这个时代，给我国各方面予深刻影响的不…     

“强制阐释”还是“思想对话”？——海德格尔、牟宗三与康德哲学的阐释

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十分新颖而又极富争议的康德阐释,批评者们纷纷认为他犯下了可以称作“强制阐释”的错误。但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批评者自身提出的康德阐释却往往也面临同样的指控。海德格尔在承认其阐释之“强制性”的同时,宣称应该将其视作一种“思想对话”。通过对海德格尔和牟宗三的康德阐释的比较和分析,可以澄清思想对话与强制阐释之间的区别。思想对话当中蕴含的主观性要素不仅不会造成对文意的曲解,反而能够作为“效果史”的一部分,让经典的意义变得更加丰富。     

关于中哲史之"合法性"与"危机"问题--为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作

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定义及其三种具体哲学形态,可以看出,其中只有“实体论”这种形态是中国哲学所不具有的。因此,哲学有其普遍性。解决中国哲学史之“合法性”与“危机”问题,应坚持哲学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     

论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上)——兼评孔汉思的“普遍伦理”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

文化的普遍性不是指各民族的文化中永恒存在着的共同性 ,而是指各民族的文化由于人性一致的原则而决定的按照共同的规律发展并经历着共同的基本形态。文化的特殊性不是指一个民族永恒地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 ,而是指每一个经历着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在其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区别于其他阶段的特殊本质 ,或者两个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各自所具有的区别于他者的特殊本质。文化的普遍性与文化的特殊性的关系 ,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哲学上的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的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或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 :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本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因为人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才有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分。所以任何文化都是普遍的 ,又都是特殊的 ,文化的动态的普遍性即为文化的静态的特殊性 ,反之亦然。孔汉思的“普遍伦理”的错误在于把文化的普遍性理解为各种文化中永恒存在的共同本质。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的错误在于把文化的特殊性理解为一个民族永远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在各民族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上 ,因为文化的普遍性的原因 ,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发展道路 ,换言之 ,历史的“一般发展道路”是存在的 ;因为文化的     

论儒家哲学的“超越”与“感通”问题——与蔡祥元教授商榷

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说,严重混淆了超越的两种主体,即“天”是外在的、超凡的,而“人”的心性或理性是内在的、超验的。“感通现象学”的问题意识仍然是康德与牟宗三的问题意识;而其观念背景,在西方哲学中是近代“认识论转向”以来的主体性哲学,在中国哲学中是主张“心即天”“性即天”,因而“以人代天”“以人僭天”的宋明理学。因此,作为“感通本体论”的“感通现象学”其实并非现象学,而是一种前现象学的观念。     

创造观：中西哲学会通建设的新视点——从《圣经》与《说文》谈起

以《圣经》与《说文》为例,分析中西创造观的演进过程和特点,比较中西创造观的异同,进而综合中西创造观各自之长,从创造成果、创造过程、创造境界和创造本性等不同视角,对创造内涵作出四维一体的界定。创造观变革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中西会通“创学”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关于国民性之"在"的追问

20世纪西方国民性研究的根本缺陷,是缺失对国民性之“在”的形而上追问。国民性之“在”是本体论问题,它关注国民性的存在一般,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国民性之有无。这个问题的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国民性是否存在?其二,如何确证国民性的存在?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它表征着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客观性和特殊性,就是国民性之“在”的本体根据。国民性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者是“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正是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人格表征,赋予了国民性以普遍性的规定。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共同创造民族文化中被一同创造出来的,是世代积淀和不断内化、传承、嬗变的产物。因此,国民性不是类概念,而是集合概念;不是量的概念,而是质的概念,尽管它通常总是与多数人联系在一起。决定一种人格是否代表国民性,从根本上讲,不取决于它被多少人拥有,而取决于这种人格能否满足既定文化对人的内在要求,取决于这种人格是否表征了文化的特殊性。     

良知不是纯形式——以王阳明为中心

牟宗三先生认为孟子、陆象山、王阳明讲的“性”是超越的、先验的，其所透显的道德法则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而细读阳明的语录与书信，阳明所讲“良知”似不能这么看待。阳明这里．良知与气、与物、与情都是不能截然二分的。从阳明对气的表述来看，总体上而言，阳明认为良知与气、理与气、性与气是统一而不可分的，如此，则良知不可能有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纯形式的意义。     

积淀与中介

中国哲学界在八十年代初,也开始了一场“哥白尼式”的转变,哲学家的视野逐渐地从客体转向主体。引起这一转变的客观动因是历史的转折和时代的需要,而在理论上充当这一转折的先导和推力的,则是李泽厚。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和《康德哲学与主体性论纲》一文,就是这一转变的关节点。主体性热、实践唯物主义热、皮亚杰热、文化热,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这一转变的扩展和深化。李泽厚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转折的标志,是因为他提出了“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一中国哲学界长期忽视的重要问题。数十年来,国内哲学界关注的焦点是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但对人自身却不关心,所以,“主体性论纲”一出,便震动了整个哲学界。     

“物”的思想谱系——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理论关系再研究

马克思发现并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实现了哲学变革.但德国古典哲学留给我们的遗产并不只是黑格尔一个人的思想.正如海涅所说,自康德把哲学引入德国之后,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而马克思之所以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者和批判者,不仅仅在于他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还在于他真正从现实的角度出发破解了康德自在之物的秘密.     

拉康化的“具体普遍性”——齐泽克辩证法的生长点

“具体普遍性”是黑格尔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齐泽克通过对这一概念进行拉康化的阐释而激活了黑格尔辩证法体系中内在的否定性和断裂性维度。一方面,从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看,齐泽克认为,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是普遍性不可化约的例外点,作为普遍性内在分裂的特殊性,它在构成普遍性的同时颠覆了普遍性;另一方面,从本质与表象的辩证关系看,“作为表象的表象的超感性之物”隐藏并揭示了表象之幕背后的一无所有,而崇高客体则意味着普通之物占据了这一神圣的空位,二者与具体普遍性遵循同样的不可能性逻辑。在对黑格尔“具体普遍性”重新解读的基础上,齐泽克重构了黑格尔的辩证体系。在此,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再是传统哲学所认为的是在辩证运动中吞噬和协调了一切矛盾,实现了绝对精神和自由的总体性哲学。相反,他主张黑格尔辩证法是分裂的、有限的、差异的体系,并存在着不可能性的断裂内核。因此,在本体论意义上,完满的普遍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完满的普遍性只是抽象的普遍性,真正的普遍性是普遍性自身内在的分裂点、悖论点和例外点,是具体普遍性。     

以道家为根柢的儒道互补--冯友兰新理学的哲学归属

本文从哲学本体论视角立论 ,试图证明冯友兰新理学的哲学性质在本土化意义上置根于道家 ,冯氏不是新儒家 ,而是新道家 ;但同时承认 ,就文化意义上 ,说冯友兰是新儒家可以成立。就“道统”意义而言 ,中国人追求真理的传统是一个儒道互补的动态平衡过程。冯友兰作为一代宗师 ,他为种族生存权和文化合法性奋斗终身 ,因此 ,他的“接着讲”决不仅仅是接着哪一家来讲 ,虽说他的新理学之根柢确在道家。     

康德之“启蒙”观念及其批判哲学

本文探讨了康德的启蒙观念及其与批判哲学的关系 ,分析了理性“成熟”之含义 ,认为 ,一方面 ,理性须得“不依靠他者”运用自己的理智来认知世界 ,另一方面 ,须区分各种层面的“权限” ,强调在“公众”层面理性的不受限制性 ;这样 ,“成熟”、“启蒙”的理性就具有“现实性” ,而不是“抽象”的形式。“界限”观念的提出 ,同样使以“理性”为准则的哲学不再是抽象形式 ,而是具有丰富内容的“认知”体系 ,从这个角度 ,可以加深理解康德“批判哲学”所做的“划定界限—领域”工作之哲学意义。     

“智性直观”在东西方思想中的不同命运(2)

“智性直观” 问题在本世纪的东方思想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牟宗 三赋予“智性直观” 概念以“本原直观”、“纵贯直观” 和“如相直观” 三个解释。他相信“智 性直观”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血脉，并试图把它当作中西思想的结合点。另一方面，西田几 多郎则是通过将美学与哲学相结合来展开他对“智性直观” 的理解。他的理解虽然不同于牟宗 三，却仍然是在克服西方近现代主容体思维模式上的一个努力。处在这个总体方向上的是２０世 纪的现象学在对“本质直观” 意义上的“智性直观” 的理解和运用。通过胡塞尔、海德格尔和 舍勒，不仅康德以后人们所面临的“形上学说”和“实证理论” 之两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 而且在对“智性直观” 的描述和阐释方面也前进了一步。     

脸面和自由——兼谈语用学的根本性缺陷

本文基于康德哲学在经验的语言领域中的运用，考察发现：无论是“社稷之礼”还是“宗族之礼”，“礼”和“礼貌”都不存在关联，不过二者可以作为最低层次的对象进入康德的自由体系；同时，“脸面”由“礼”和“损益”两个充要条件构成，“脸面”与“礼貌”无关联，亦与自由无关。语用学对“礼貌”的考察以人的降格为代价，牺牲意志的自由，所以无法形成自洽的体系。     

中国哲学的普遍性探寻与共同体意识

共同体意识建基于普遍性的探寻之上。依据对普遍性探寻的不同路径，中国哲学对于共同体的理解可以划分为治理共同体、自然共同体、天人共同体、道德共同体等不同类型。就治理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追求一种普遍性意义的治理型秩序，以齐同意识认识“性与天道”;就自然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追求自然一致的普遍性，立足于自然之道建立起总体性解释世界的模式；就天人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认为存在一种超越性的普遍性天道，遵循天道统一法则能够使得人类生活超越具体差异而走向和谐一致；就道德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以建构普遍的道德形上学本体为路径，论辩道德本体及其运行之道的普遍性，从而实现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普遍性追求以及与之相关的共同体意识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凸显中国哲学的世界性意义。     

论儒家哲学的“外在超越”

当代新儒家把儒家哲学与基督教加以比较后认定，宗教精神是一种“外在的超越”传统，而儒学只是一个“内在的超越”传统。如果从儒学与宗教之异同的大致区分来看，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可取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此承认儒家哲学只是内在超越而否认它的外在超越，即儒学所发散着的浓烈的宗教意志和信仰意识，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儒家哲学作为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的永恒价值。就儒家哲学的实质即核心内容看，它仍然分成两个层次，即以合性为主体的自我超越和由心推物、及世的世俗的超越。前一种超越由它的必胜之学昭示出来，后一种超越则由其天命观和社…     

“家”与哲学——中国哲学“家”的意象及其形上学义蕴

中国哲学是一种基于“家”的哲学，而非一种关于“家”的“家哲学”。“家”是作为个体的人所从出之处；天地自然，是人类所从出之处。人之知、思既使人走出“家”的浑然一体，成为一种个体性的实存，亦赋予了自己普遍伦理性的存在方式。在离开中回归自己，成为人的存在实现的必然方式。文明作为一种理性的前行运动，必伴之以无明的遮蔽而使人偏离其存在之本真。人类存在的实现，必在其前行的运动中本然地涵具一种回归自身本原的向度。人类灵魂的深处，本原性地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中国哲学强调“知止”,道家讲“远曰反”,儒家讲“不远复”,就是要在“进”“止”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性的张力关系，使人的存在保有其生命整全性的意义。人作为整体性的存在，以原初性的情态方式把握自身及周围的世界。人的实存，原生于“家”,其心之所发，最切近者莫过于“亲亲”。“家”和“亲亲”,构成人各“爱其身”与爱人爱物的普遍性实现之中介或桥梁。由此推扩而“达之天下”,至于“仁民爱物”,其不同层级的普遍化，乃成就为以差异为前提的“通”而赋有“家”的意象和意义。人的自我认同和文明的发展，亦可由此获得其本真性的意义与合理性的根据。中国哲学所遵循的情态性存在...     

天人体用 贞一不二──新唯识论与周易哲学之比较

熊十力先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形上学奠基人，愈益受到学界普遍关注；但是他所创立的“新唯识论”与（周易》哲学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入研讨。然而熊氏自己认定：“余平生之学，频涉诸宗，卒归本（大易）。七十年来所悟、所见、所信、所守在兹。”《壬辰删定本赘语》）“‘新论’谈本体，以体用不二为宗极，毕竟归本《大易》。”《壬辰本规定记》）足见把握其与《易周）的关系，乃是理解“新唯识论”的一大关键。熊氏哲学，我以为可以概括为三个“不二”：天人不二，体用不二，性修不二。天人不二讲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关系，体用不二讲本…     

同致而殊途：钱穆与胡适的两条通往现代之路

钱穆与胡适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各自开辟了一条通往现代之路。钱穆以绵延的文化传统为民族的“生命”,强调根植于传统,吸收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胡适则盛赞先秦的理性精神而否定中古宗教的蒙昧成分,希望建立接触西方现代思潮后恢复理性传统的人本主义的中国。某种程度上,传统在钱、胡理论中分别是绵延与断裂的。钱穆又强调中国文化之特殊性,倾向于在中西不同处建立“特殊性”认同,要求世界各民族之传统步入现代化后,仍能各美其美。胡适追求的“现代”则是西方殊相发展出来的共相,他认为世界文化有渐渐朝混合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并倾向于建立“普遍性”认同。可以说,二氏的两条现代化道路所致为一,其途则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