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释批判传统与启蒙精神：福柯晚期直言哲学的两个维度

“直言”概念是考察福柯晚期思想的一个重要视角,古希腊语中“直言”一词本意指民主政治下的“说真话”实践,福柯借助康德的启蒙论说将“直言”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福柯哲学立足于康德启蒙观所开启的现实性面向,批判现代技术化社会及其治理模式,揭露现代知识—权力所导致的人之主体性的丧失,而后以“直言”作为哲学话语的真理形态与运作方式,让哲学真理不再是储存在记忆中的现成知识或有待主体去服从的先验律令,而是具备某种实践品质和批判精神,并通过“肉身化”的方式转化为主体自身的伦理品性或人格气质,使主体具备勇气与智慧,将生活展现为一场自我考验,从而实现从康德启蒙观中的知识主体向伦理主体的转向,以及治理实践从权力的宰制性控制模式向自我实践的介入模式跨越。     

论福柯晚期伦理学中的"生存美学"思想

伦理学是福柯晚期思想中的一个重心。福柯把他的伦理学看作是一种“生存美学”。本文就试图从现代性伦理学的困境入手,对福柯“生存美学”思想的缘起、其历史渊源、基本内容及后果做出详尽的探讨,以期为现代人的伦理困境寻求一种出路。     

福柯的主体诗学——一种未来实践哲学构想

福柯后期思想发生了“伦理转向”,即从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转向了以自我风格化为旨趣的主体诗学。他从“性经验史”中去发掘古希腊的“自我文化”,由此来思考主体如何构建自身的自我伦理学问题。结合古希腊人的“自我技术”和他投入同性恋的性试验,福柯企图把人的生命存在转变成一种审美化的自我塑造活动,因而提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促成新型主体转变的生存美学。在他的后期著述中,其不遗余力探讨的主体诗学是以维护身体快感的自由为目标的,是以主体审美化的自我创生为前提的。福柯的主体诗学,无疑是在诉诸一种“伦理政治”的抵抗策略。这种伦理政治以其局部的和分散的斗争方式,体现了一种多形态实践的和审美主义的后现代政治取向。     

别一种主体——论福柯晚期思想的旨意

进入福柯思想体系的途径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这就导致人们在评价他时产生意见分歧。关于福柯晚期思想,就存在着回归主体与否的争论。本文认同德勒兹对福柯晚期思想的一些具体内容的描述,但不赞成他由此获得的结论,并进而表明,福柯的晚期思想只不过更新了主体概念的内涵。     

对“直言推论规则修正刍议”一文的商榷

马佩同志在“直言推论规则修正刍议”一文中,对传统的直言三段论式规则提出了具体的修正意见。我认为在该文中提出的三个问题还值得商榷:一,直言三段论式中要不要中词问题;二,直言三段论式中的联锁推理和直言三段论式规则的关系问题;三,直言三段论式的规则是不是保证从真实前提推出真实结论的规则问题。马佩同志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主要表现在对直言三段论式第一、二两条规则的修正意见中,对第二个问题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他举出的修正第一、二条规则的几个例子中,对第三个问题的看法主要表现在对第二、四、六、七几条规则的修正意见中。对于这三个问题我和马佩同志有不同的看法,现在提出来讨论。     

文艺理论的最新动向

乔纳森·卡勒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文学理论最新的一些动向：首先是叙事学的复兴。叙事学开始连接起认知科学，关注更广阔的历史叙述范畴，关注在人们之间讲述的故事。第二，理论界发生了一个“少来点儿福柯、拉康，多来些德里达”的转向，从对抽象的权力关系、精神分析等的关注转向到重新认识非解构论意义上的德里达，开始关注他晚期的作品，比如“友爱的政治学”的提出的动物研究等等。第三个转变被称作“伦理学转向”。     

自我的构建——福柯思想中的伦理与审美主义

相对于早期不遗余力地进行主体的解构,福柯晚期转向了“自我”建构的工作。他认识到了“关心自己”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认识自己”的古老箴言。福柯认为,自我具有自我塑造、自我改变、自我完善的能力,而这些都在以往被大写的、理性的主体所压制和埋没。因此,福柯从苏格拉底、斯多葛派和古罗马那里寻找思想资源,倡导一种伦理化的生存实践。事实上,福柯的这种伦理化实践活动,不惟是一种自我关于自身的道德之构想,它更是一种审美主义,或者说是一种生存美学。同时,在福柯看来,“关心自己”不仅是一种生存美学,也是一种向外界拓展的新思维和新思想。     

道德的底限与普世伦理学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阿多诺的道德哲学,指出他的道德思想是对西方道德哲学的批判继承,他提出的“道德低限”的主张是对维系人类存在的基本道德伦理的反思,表现了阿多诺对人类现实生存状态的关切。第二部分结合阿多诺的道德思想分析我国学术界对普世伦理学的讨论,强调用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去研究道德伦理,指出道德伦理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普世伦理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道德规范则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永恒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莱维纳斯的主体伦理学研究

莱维纳斯并非现象学家,其聚焦于伦理主体的他者哲学,批判了胡塞尔现象学认识论,还要超越海德格尔存在论,从而摧毁了现象学的基础。他强调我与他者之间的伦理关系要比胡塞尔主客体认识关系更加原初,从而抛弃了其现象学的意向行为—意向对象的结构,他还批判了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此在说和共在说,建构了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     

福柯的“生存美学”

福柯于晚期通过对古希腊文化的研究而提出了自己的“生存美学”思想 ,主张个体经由伦理 -美学的途径自我构成为主体。这一思想既吸收了古典智慧 ,也发挥了审美现代性精神 ,同时与尼采、海德格尔的审美之路相通。它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当福柯的伦理学遭遇中国修身工夫论——从福柯晚期思想看中国哲学语境的现代重构

福柯晚期思想转向伦理学,还原了古典哲学原本内涵的修身目的。现代西方思想中求真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内在张力,导致现代性中修身工夫维度的缺失,因而他试图以重建伦理主体来纠偏。这一思路对中国哲学话语之现代重构的启示在于,面对中国思想的汉宋之争,传统思想呈现为重伦理道德而轻求真意识的偏颇,五四学人以启蒙理性的求真意识予以矫正。以福柯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思潮已开始反思过度的求真,在为启蒙之理性求真矫正之时,中国哲学语境的重构就陷入二难之中:一是继续深化中国现代化对启蒙理性之求真意识的内在需求,它尚未完成;二是需要反思西方对启蒙理性的反思而转向修身工夫的现实根源,它为时尚早。福柯的启示是,此尚未完成的真理和为时尚早的工夫必须与当下现实整合起来,作为中国哲学语境重构之奠基。此即福柯所说的一种当下现实的本体论。     

美国当代社会伦理学的新发展

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共同体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构成了当代美国伦理学界三足鼎立的新态势。本文着重对新自由主义与共同体主义伦理学之争的两个焦点性问题——“正当”(权利)与“善”(价值)和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以及哈贝马斯“交谈伦理学”介入两派之争所具有的某种整合意义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当代美国伦理学的发展中心是社会实践伦理学,并就上述三派伦理学思潮所涉问题的新意作了阐发。由此得出的四点启示是:第一,对人类社会实际生活的关切永远是哲学和伦理学的发展动力;第二,对传统的承接和开新往往是新理论的生长点之一;第三,对传统的继承不只是概念的阐发,也是对一种文化精神的弘扬;第四,多元竞争的文化氛围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学术环境。     

列维纳斯:越向自由与伦理的美学

现象学显然是列维纳斯哲学的真正起点,但他最终越出了现象学与存在论,并且确立了一种自由的“伦理学”.当然,列维纳斯的“伦理学”并不是要建立一种道德规则或伦理规范.毋宁说这一“伦理”指的是关切他者、关心自由的形而上学伦理.在一定意义上,列维纳斯的哲学是一种“自由”哲学.列维纳斯说,胡塞尔的“意向性”本身就是意识自由的实现.但正是从这里发现列维纳斯了问题,他认为他人会质疑我的自由,我对他人负有责任.由此,列维纳斯渐次展开了他的伦理形而上学;从而也开始了他的伦理性自由哲学之思.重要的是,这本身就是一种以审美方式看待世界的行为;或者说,它就是列维纳斯的美学.     

论宗教超越人之死亡的伦理学特征 --以基督教与佛教为例

宗教特别关注人死亡后之世界,存在多种解释.以伦理学的视野研究宗教对人之死亡的超越有如下5个特征第一,由至善与神圣存在概念所决定的能超越的伦理学特征;第二,由人之死亡的两种含义所决定的超越性的伦理学思想特征;第三,依据凡俗如何实现其神圣所决定的实践性的伦理学特征;第四,分析能所关系所得出的超越性的伦理学思想特征;第五,此超越性伦理源于何处的伦理学特征.     

论伦理学与经济学的融合

本文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联系入手,阐释了“和而不同”是伦理学与经济学融合的前提;伦理学中体现经济学思想、经济学中反映伦理学内涵是伦理学与经济学融合的中介;伦理经济学作为伦理学与经济学融合的产物,其价值就在于改善经济决策的伦理质量。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不应偏爱于纯粹的数学模型或中性的分析工具,而应把伦理学方法“皈依”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去解决当前信用缺乏、价值判断缺位等实际问题,为经济政策的选择提供伦理指导,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周文疲弊与诸子起源——论牟宗三的诸子起源说

在现代化语境下,“轴心时代”诸子起源是神秘且有趣的问题。就已形成的观点讲,“六经说”“救弊说”“王官说”“职业说”具有典型性。不过,牟宗三不赞成“王官说”“职业说”,认为它们仅为“缘”,而不属于“因”;真正的“因”是“周文疲弊”,即对“周文疲弊”的不同理解和“对付”方案。他以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为代表,具体分析了各家对“周文疲弊”的态度和“对付”方案,展现了诸子形成的主要脉络。此番论说实际上消解了“六经说”,支持了“救弊说”。牟宗三的诸子起源说乃第五种典型观点,它可给我们思考“第二个轴心时代”一些启示：第一,“因”与“缘”之区分非常必要;第二,思想家个体对于一种思想形成非常关键;第三,一种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往往是一种过程展现。     

国际关系中的伦理学论证及合理化

引用福柯会让国际关系研究结出丰硕成果吗？福柯在世时,这会是个令人惊讶的问题。他的贡献能让我们看清楚新问题吗？把一个著述者搬到他的领域之外,或者脱离他的语境“使用他”,这样做合理吗？作为开场白,我想请读者承认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比如“使用概念”,把某种方法更普遍化——求助于一位通才,他也在其著作中讨论了直接或间接地具有国际性的政治现实。     

重回道德主体：福柯与儒家现代价值

“道德主体”是讨论儒家现代价值的基础。福柯认为,以“笛卡尔时刻”为标志,真理与主体的关系断裂了,现代自我既受到规训权力的制约和生产,又发展出自我关怀的技术试图逃离权力,这指向了“重回道德性”的命题。对该命题,儒家可做出有效的回应：儒家教化体系生产出君子,他们由“天道”获得道德义务和伦理勇气,运用“仁”“义”等自我技术,将自我真理的获得与伦理自我的转化结合起来,成为反抗权力的道德主体。     

科学与伦理学关系视阈中的儒家"亲情本位"思想--兼论"普遍伦理"研究的两种思路

关于儒家“亲情本位”思想的不同看法,表现着对“普遍伦理”的诉求以及走向普遍伦理的两种不同的理论进路,体现了现代伦理学“自然性”与“社会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哲学性”的关系,而在最根本的基础上反映着这个科学时代伦理学的特征与处境,以及伦理学与科学的关系。     

福柯对“经济—权力”图式的批判

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论颇多的问题。福柯反对马克思的"经济—权力"图式有两个层面,从第一个层面看,福柯与马克思的权力理论有许多共通之处,权力的"生产性"并不是区别两者的主要依据。而第二个层面则体现出福柯与马克思的根本异质性,即对权力的"经济主义"解读的批判。在这背后,是福柯自始至终对马克思的整体理论与历史观的拒斥,这是福柯早在《词与物》中就定下的批判现代知识型建构的"主体"与"大写的历史"的基调。在福柯的谱系学研究的方法与历史观的理论范式下,他的权力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体塑型问题有着深刻而犀利的解剖,然而抛弃了整体理论的支撑,这种后现代理论的方法论特质,决定了其在改变世界之维度上的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