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权建设与项目制的形成及演变

作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项目制的形成和演变可以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进行讨论和把握。中央政府于1993—1994年启动的财政体制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传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企业关系等,而项目制的形成就是这项改革措施的一个重要结果。在1994—2002年这段时间内,国家通过《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的颁布、修正,初步建立了分税制改革的相关配套机制,完善了转移支付制度,而随着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大,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规模的急剧扩大,项目制也开始超越财政分配领域而演化为一种自上而下进行工作部署、任务实施的国家治理机制。2002年以来,由于项目制的实施并没有显著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甚至导致了政府运作异化、官商勾结等诸多意外后果,中央政府又对项目制的基本形式——专项资金以及专项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规范。项目制的这一形成和演变过程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进程中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深刻矛盾,而如何回应这一矛盾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项目制的后续发展。     

“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开始以“项目”的方式向下面各级政府和基层社会分配,并逐渐成为一种把中央、地方乃至基层统合起来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所谓的“项目治国”.国家通过项目制将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政策、重要意图传达给各级政府,并通过“钓鱼式”项目工程引导、动员地方财政以项目资金配套的形式配合中央政府行动,中央政策执行在依靠科层官僚体制线条逐层运作之外寻找到了另一种“条块统合”的运作方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也可将项目资金和项目优惠政策做为项目捆绑、地方经济发展的融资平台,提高地方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项目制的地方化运作”,但这也可能使中央政策或国家意图被地方各级政府顺势利用甚至巧妙歪曲.项目制运作重构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制约着“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     

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规划项目执行情况暨2005年规划工作要点

2004年项目执行情况报告 2004年，根据全国社科规划办下发的《关于做好2004年国家基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和《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们于4月和11月两次对我省承担的“十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规划项目进行了执行情况检查．重点检查了项目的研究进度、中期成果和项目经费的使用情况。通过检查，基本摸清了情况，为今后的管理工作打下了基础．     

东西部协作项目制：运行逻辑、实践困境与治理路径

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中央统筹、地方协作、基层落实”为核心要义的东西部协作项目制在中国政府治理过程中具有较为深厚的制度渊源。相较于普通项目制,东西部协作项目制具有明显的“央地联动”“东西协商”“基层协同”特点,由此呈现出“统筹式发包”“协商式打包”与“协同式抓包”的运作逻辑。但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项目资源分配不够均衡、目标定位不够精准、利益联结不够完善和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等困境,让项目有序运转中的公平与效率、项目持续发展中的输血与造血、项目梯度转移中的数量与质量难以兼顾。因此,如何让依附、嵌入但又超越科层体系的东西部协作项目制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发展,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中有所作为,值得进一步探讨与反思。     

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

作为新双轨制的增量部分,项目制旨在通过国家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等项目手段,突破以单位制为代表的原有科层体制的束缚,遏制市场体制所造成的分化效应,加大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投入。以项目制为核心确立的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级治理机制,并对基层社会产生了诸多意外后果。项目制所引起的基层集体债务、部门利益化以及体制的系统风险,对于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理论探索与制度构造

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作为政党责任制的一种,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追求制度效用,实现“党规之治”的意志表达。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生成逻辑可从价值、理论、实践三个层面透视：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构成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生成的根本价值动力,提升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实现党规之治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构成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生成的直接价值动力;党内法规之中权力、义务、责任的统一论,是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生成的内在机理;党内法规执行“宽松软”的现实困境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从“立规”向“执规”的重心转移,提供了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建构的实践动力。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运行有赖于责任构成机制、责任监督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宣传教育机制等一系列机制的有效运作,这些机制共同构成了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制度内容。     

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建设的三维路径探析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党内法规制度是促使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一种常态的利器，一体协同推进党内法规制度文本建设与制度执行成效，既是新时代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党内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治理效能的必然路径。近年来，党内法规制度在执行中存在执行主体内生动力不足、执行过程受阻滞、实际效果受折损等现象，党内法规权威性问题引发普遍关注与忧虑。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是主体动力内嵌于执行过程并在内外环境相互影响中生成的，在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与百年变局相互激荡背景下，可以从激发主体内生动力、“关键少数”示范表率、奖励惩戒双管齐下、执行监督组合发力、内外环境协同建设等方面系统探讨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建设的逻辑与对策，为管党治党提供制度支撑与法治保障。     

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

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种既对立又互补的视角,对当下财政转移支付项目进入村庄的社会过程进行观察和分析;特别关注项目过程中的分级制度机制运作模式,包括国家部门的发包机制、地方政府的打包机制和村庄的抓包机制等,分析它们所形成的不同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及其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和结果。项目制作为新旧体制衔接过程中对既得利益补偿的一个重要机制,为分级治理逻辑的汇合搭建了一个制度平台;强调只有通过公共品的供给,增加村民参与的公共空间,实现村庄公共治理,项目制才能真正增进公益进而达成整合的目标。     

项目理政：县域治理激励机制的视角

激励是单一制行政体系非常重要的工作机制,是政策过程的动力来源和润滑剂。基层政府位于单一体制的底端,面临着多重约束：基层政府的低治理权、有限的财政、强化的监察、强社会嵌入性。这些约束条件导致基层政府的弱激励现象。本研究以S市为例,S市作为中部地区的县级市,全面运用项目制,规避现实的约束条件,克服科层制的弱激励缺陷,调动积极性。相对于科层制常规工作,项目制以增量工作为主,从而有利于化解存量工作难以激励的难题;项目制重在“谋划”与包装,从而有利于化解基层被动式治理模式下难以激励的困境;相对于基层职责不清、奖惩难以施行的特点,项目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和标准,从而有利于制定清晰的激励标准。本文也进一步讨论了实施项目制的局限性。     

从“公社化”到“产业化”,农业税何处去——农村税费改革问题探讨

深得民心的农村税费改革举步维艰 ,其出路在于财政体制改革特别是转移支付制度的科学规范 ,基层政府机构进一步深化改革 ,义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等诸多方面改革的配合 ;也需要深刻认识从“公社化”到“产业化”后 ,现行农业税农业税制的根本性变革 ,即取消现行农业税制 ,实现农业税制与商品课税制度的对接。     

探析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是完善财政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可缺少的措施。本文以我国国情为背景，借鉴外国经验，提出了当前完善和发展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具体措施。一、我国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措施我国当前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是“分级包干体制下的转移支付和分税制中提出的转移支付的混合体，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体制补助（或上解）：先确定各地方的收支基数，对支出基数大于收入基数的地方，中央按其差额给予补助；对支出基数小于收入基数的地区，则将其差额上解中央。二是年终结算补助（或…     

“三农”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及其对策

现阶段我国“三农”政策执行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基层政府执行“三农”政策不力；农民表现被动；所需物质基础不够牢固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基层政府有其内在局限性，农民的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不高，政策执行所需资源不足，政策执行机制存在弊端等。为此，必须选择克服这些障碍的合适路径：精简机构，提高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三农”政策执行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农业投入，改革金融体制，拓展资金渠道；强化“三农”政策执行的监督等。     

政策包装：压力情境下街头官僚的策略选择——基于H市街头执法的案例分析

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方式取决于外部环境。在基层行政中,压力情境下的街头官僚行动展现出一种“政策包装”的新策略。对于这种策略的特征、生成和治理,需要进行深入探究。我国东北地区H市城管部门的街头执法案例可以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包装”的过程性描述和系统性解释。不同于政策变通执行,政策包装是指街头官僚通过表面调整政策目标和话语来提升政策执行的合法性。这一现象往往源于基层政策执行的“主动加码”和街头官僚在“公共遭遇”中降低政策执行阻力的考虑。压力情景中的“政策包装”具有短期性特征,反映出行政责任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政策包装策略不利于提升基层政策执行的效能,根本上源自于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责任陷阱”问题,基层政策执行的优化路径需从合理的组织激励、循证决策以及构建参与式治理展开。     

基层减负政策执行：审视与改进

基层减负是党中央为改进基层治理、提高政策执行力、增强基层干部获得感而推行的重大政策举措,2019年被定为“基层减负年”。通过运用党口发文增强执行势能、在科层传达中创新政策内容、媒体广泛宣传营造有利执行氛围、地方主要领导以上率下、建立专项工作机制高位推动等策略,基层减负政策执行在总体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践中基层减负政策执行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运动式执行、“一刀切”式执行、象征性执行,其根源在于思维定式与工作习惯、避责与邀功、政策对象与政策执行者重合。有效化解基层减负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应强化党的执行主导地位、以问责力度提升维护政策的权威性、形成崇尚实干的执行文化、推动执行信息有效流通、提升基层干部的话语权、增强执行主体的政策认同。     

民事执行立法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从世界范围来看，民事执行立法有三种模式：“审执分立”的单独立法模式、“审执合一”的混合立法模式和其他类型的混合立法模式。比较而言，三种立法模式各有利弊，但第一种模式代表了立法发展的趋势。为克服“执行难”、“执行乱”的难题，我国亟须制定一部单独的民事执行法典，而且，目前我们也有条件制定这样一部法典。     

项目制背景下的乡村关系——制度主义的视角

项目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基层政府通过项目捆绑的形式支配村庄。其自利性刺激了村庄的自主性和自利性冲动,村庄利用"躲项目"和"争项目"的策略,对基层政府实施反支配。乡村互动的支配与反支配结构,根源于基层项目治理制度构建的权、责、利三者非均衡分布,并表现为乡镇—村庄(基层组织、农户)二元结构的乡村关系。乡村关系的二元结构通过行政权、自治权的博弈得到稳定。     

基层党组织执行力生成机理探析

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基层党组织执行力由执行主体、执行资源、执行制度与执行客体四大要素构成。执行主体的素质、组织结构、执行客体的认同度、执行资源的质量、执行制度的完善度、执行环境的优劣和执行力文化对执行过程会产生促进或抑制的作用,对执行“合力”的大小强弱产生影响。     

理论、现实与发展——对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分析

社会经济的发展始终遵循着“平均—差距—差距过大—平均（或缩小差距）—差距……”螺旋式发展的过程，平均不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必然打破平均，形成差距，正是差距使经济增加了活力①。问题是：我国目前东中西部差距过大的现状已经对社会生产力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形成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局面。我们怎么样来缩小这种差距？我国理论界及实际部门的专家学者均提出了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我国目前的地区差距问题。本文拟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论—实践效应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一）理论定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能发挥多大…     

项目制如何形塑农村基层治理

税费改革之后，支农资金落实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越来越多采取项目制形式。项目制深刻形塑着农村基层治理。从条线控制来看，通过专项资金管理、专项资金的配套机制和项目落地的组织保障，确保国家支农资金用于农村基层；从分级运作来看，项目制在一定程度上重构着县乡村关系，中央的各种惠农项目大多在县级各个部门汇集，强化了“以县为主”的公共产品供给格局，强化了县级职能部门与村庄的联系，弱化了乡镇政府在项目运作中与村庄的联系；从技术治理来看，项目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也存在着重效率轻公平、对乡村两级组织激励不足、民众参与缺乏等众多问题。项目制在农村基层治理中仍有较大改善空间。     

制度执行的统筹治理逻辑：基于河长制案例的研究

制度执行是国家治理中纵向、横向政府间关系的交汇点,受到参与制度执行过程的纵向、横向主体和卷入其中的各种资源的激励与约束。强化制度执行力,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然要求坚持和完善党建引领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动员与整合治理主体和各种治理资源。河长制是中国流域治理的重大制度创新,创造了党建引领治理机制的中国制度优势效应。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河湖长制”列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成果。强化制度执行力的关键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本文基于D县河长制实施的案例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纵向分层对接和横向多部门协同共同塑造了河长制制度执行的系统化治理格局,运用党政统筹协调治理机制的嵌入、流域化党建的治理共同体责任体系和纵向闭环管理的整体性治理体系等要素,能够实现多层级治理主体的制度化动员与积极响应,释放制度化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