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农民利益表达与抗争的策略选择

在当前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不够健全完善的情况下,借助一定的社会力量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农民进行利益表达与维权抗争比较经常的策略性行动。本研究主要运用了底层视角与理论试图探讨传媒作为弱者的武器和策略选择何以可能、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何以可为、作为弱者的农民媒介表达何以可行这样一些问题,从而弥补了学术界在底层社会与传媒之关系方面研究的不足。     

农民维权抗争的无效表达:流于过程的情感行动——对西安Y区征地抗争事件的解读

已有研究为农民土地维权抗争行为提供了较多理解和分析框架.通过考察西安Y区征地活动,捕捉到征地事件中农民维权活动中另样一番鲜活图景:村民"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抗争策略的无效表达导致了维权行动流向一个追求过程的情感行动,失效主要原因在于维权抗争过程中双方的组织性及力量悬殊、基层政府"正式权力实施的非正式运用"的运作逻辑、农民可供利用资源的缺乏和集体高于个人利益的潜意识.     

弱者的制度性生产与再生产

相对于自然原因,弱者产生的社会原因更受关注,弱者在权利享有、实现、救济上的弱势地位是造成他们弱势并导致这种弱势境况恶化的根本原因。经由法律所生产出来的弱者,同时又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类似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而弱者的再生产过程同时往往也是"弱肉强食"逻辑的再生产和结果取向的功利哲学的再生产。旨在保护弱者的法律制度若设计不当,不仅会出现非保护对象的对策行为或者"溢出效应",还可能会导致弱者更弱的制度陷阱。相对于给予弱者以特殊的照顾,作为公平正义之保证的社会体制更应优先被关注,实际的不自由和对权利的普遍侵害才是弱者产生的根本原因。     

社会抗争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视角述评

近年来,社会抗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西方学者试图为世界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提供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解释,建构了社会抗争理论。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范式经历了从心理怨恨理论、弱者武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到政治过程理论的演进。目前,政治过程理论的影响最大。受社会抗争理论的影响,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转型期中国社会抗争问题,形成了资源/条件视角、关系/结构视角、情感/意识视角、角色/性别视角。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解读倾向,未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社会抗争,尚有待进一步发展。     

全面性表现、结构性成因与对策性建议--当代中国农民弱势地位问题研究

本文以“全面性弱势”来描述农民弱势地位的表现状况,指出他们的弱势地位绝非仅限于经济上的贫困,而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政治参与的“结构性缺席”、公民权利的缺失、发展机会的匮乏和文化贫困等;以“结构性弱势”来概括农民弱势地位的成因,并结合建国后的现代化历程分析了这种弱势地位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消除农民的弱势地位,从长远来看,其根本保证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从近期来看,其现实选择是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逐步消除。     

弱势当事人博弈策略的微观解读

诉讼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法律逻辑推理和法律条文机械应用的过程,而是一场法律框架内中国式的诉讼各方的资本、权力全面动员和对抗的利益争夺战。在一般入的知识库存里,弱势当事入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本和权力,博弈能力相应地比较弱。然而,弱势当事人以弱者身份作为武器,也能够获得相对有利的诉讼结果。但这是我国目前法制建设不完善的表现,将随着和谐社会的建设逐步消失。     

弱者的"新武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消费者增权 ——以一个手机游戏的消费抗争事件为例

消费者在与商家的市场博弈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而移动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为其实现增权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手机游戏社群场域中,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利用移动互联网这一"新武器"实现利益表达,最终影响和改变商家决策。这一过程与机制具体表现为:消费者基于弱者之间的身份认同,进行原子化个体及其力量的社会性建构,为增权创造了前提;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超常的粘合能力,通过消费者之间的缺场交往,实现了弱者的迅速汇集,形成了庞大的抗争力量;在具有流动性、交互性的互联网空间中,网络意见领袖对普通网民感性化的观点和评价进行理性整合,逐渐形成明确的立场和诉求。在此基础上,消费者展现出一系列积极的、感性的表演式抗争剧目,以一股自下而上的强大的网络力量,影响和改变商家的决策,实现了消费者权力的提增。     

私力救济对弱者权利的实现——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视角

当人们开始重视自己的主体性权利,私力救济就随之受到更多的关注,即使在公力救济更受鼓励的今天,私力救济依然保持了它自己的领地.因为法律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强者的武器,所以弱者在寻求权利救济的时候,常常不得已采用私力救济的手段,而消费者权益保护就有明显的弱者寻求救济的特点.既然"存在就是合理",私力救济必然有其运行的逻辑.因此,我们应该允许处于消费弱势地位的人们通过一定的制度创新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权利保护,这或许是一种代表权利主体自主性的私力救济和国家权力互动的新形式,既有利于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也有利于国家实现社会整合.     

弱势平等:理论界定与刑法实践

社会分层的出现以及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象性犯罪之后,刑法中的平等就不能固守"凡具有脸孔者一律平等"的立场,而是需要引入一种弱势平等观念,即从社会正义出发,给社会弱者以更多的法律保护,给社会强者以更多的法律限制。立基于弱势平等,刑法应该正视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象性犯罪,并分别针对强者为谋取利益针对弱者的犯罪和弱者为维护自己利益而针对强者的犯罪,形成一种"重强、轻弱"的罪刑结构。     

弱势青少年生存状况与社会支持

弱势群体 ,也叫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 ,在英文中称socialvulnerablegroup s① 。它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本研究运用社会学实证方法 ,通过对上海市弱势青少年群体中的 2 6 30位个体的生活来源、家庭状况、个人健康及就业、就学现状等调查 ,揭示与解释了弱势青少年之弱与“社会排斥”之间存在的显性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救助与社会支持的具体对策。     

为了社会正义：将倾斜保护原则植入刑法理论

关怀社会正义，保护弱势群体，已经成为当代法律变革的主旋律，这使价值层面上的倾斜保护得以凸显，并取得了刑法变革的基底意义。与建立在强势公平基础上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比，立基于弱势公平之上的倾斜保护原则因强调利益均衡法则和弱势优位法则，对保护弱势群体和维护社会正义意义重大，因而对中国刑法理念与技术均有强力制约作用。由此决定，刑法应在强者和弱者犯罪区别对待的前提下，强化一种“轻轻、重重”的罪刑结构。     

“弱者”的类型分析

当前学界对“弱者”概念的界定存有主体认识不足和理论分析不透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标准的浅薄。考察灾民和难民、特殊群体、“少数群体”、“LGBT”群体、贫困群体、“社区特殊人群”以及存在“弱势心态”的群体等七类主体，发现这些所谓“弱者”，由于在个人属性、占有资源、所处环境、具体处境四个方面具有差异，而存在能力、权利或尊严上的不同表现形式。一些我们惯常称谓的“弱者”并不能在严格意义上得到确认，每个人都蕴含一种“强弱”的转换可能。     

被动城市化过程中的村庄权力格局与村干部角色

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有一种可称为“被动城市化”,即城市的扩张消解了原来的农村社区。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村委会掌握着土地资源的处置权而形成了强势村委会和弱势村民这样一种权力格局,并且村干部逐渐形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和村民产生分化,、权威或权力地位的合法性是村干部利益的保障,村干部通过对村庄选举的操控来实现这一点。     

立法保护倾向对弱者诉讼胜负的影响研究

立法在“分配正义”时，不仅追求社会最大利益的实现，同时也倾斜保护弱者，以维护社会实质公平。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责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是倾向保护弱者的法律，然而立法的价值追求能否真正实现，有赖于法律的具体实践。通过某省基层法院4563份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保护弱者的法律案件中，弱者获得了较高的胜诉率；特别是相对于中立性法律领域而言，弱者在保护性法律案件中获胜的优势明显。因此，立法保护倾向改变了弱者和强者在诉讼中的力量对比，部分推翻了“强者更容易胜出”的结论，体现了我国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成效。     

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迈向经验解释的中国农民工

底层社会的建构过程是多种社会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行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是一个主体身份确认、建构和类别化的过程.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的过程体现在:制度安排和身份认同的困惑与代表传统文化的传统乡村的脱榫及自我认同的文化缺失、社会关系网络的隔离与自我认同的重新定位,个人认知结构、语言结构和方向感的丧失以及感受到的认知紧张和情感压力;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的主体建构过程则体现在:在"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抗争过程中的一种空间实践与再生产过程,即通过空间的营造来实现一种防御性认同、一种弱者或在边缘建立的认同、一种"主体性空间"边界的建构策略与自我认同建构策略的过程.     

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弱者利益保护

国际私法中的弱者利益保护原则是指在制定、运用和解释国际私法时,应侧重保护在国际民商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或者不利地位的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顺应国际私法发展的趋势,在条文中凸显了对弱者利益加强保护的理念,但在内涵、外延、保护方法以及与其他原则、规则的关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群体性事件中民众抗争行为的微观解构：一个交易成本政治学视角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频发。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激发的主要表现形式。现有体制的“裂度”导致群体性事件成为民众维权的主要手段。以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抗争行为主体的划分，以及抗争民众的行为动机和特征，发现：利益相关群体需要承担大部分交易成本，因此抗争周期也是最长；机会主义群体只需承担小部分交易成本，他们的抗争周期较短，参与动机会逐渐减弱。政府应针对不同类型的群体采取不同的解决措施。     

比较法视角下我国涉外身份关系中的弱者保护原则评析——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中心

作为国际私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弱者保护原则在我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得以确立。在涉外身份关系领域,弱者保护原则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涉外亲子关系、涉外收养关系、涉外扶养关系、涉外监护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一方的保护上。对弱者进行适当的特殊保护体现了国际私法的实质正义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弱者保护原则在我国涉外身份关系领域中的表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一定的不同,并且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如未明确对夫妻关系中的弱者以及非婚生子女的保护等。     

社会权力的培育及其司法规制

社会权力是柄“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制衡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社会权力在我国社会管理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培育与发展社会权力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要对社会权力进行必要的司法规制.     

京沪商人"罢市"问题论析(1927-1937)--一个民族主义视角的检讨

南京十年时期,中华民族危机更甚于前,“济案”之烈度亦远在“沪案”之上,但却并未生成规模宏大的罢市激流。京沪两地的商人或一致反对罢市,或利用罢市手段与反日组织抗争以维护自身私利,或因战时环境而逼迫进行罢市。其中原因,既可归诸南京政府之压制性的民众运动政策,又与中共的弱势地位及其错误政策密不可分。不过,是否罢市、主动还是被动罢市,不应作为评判商人民族主义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