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散文艺术

<正> 我国散文传统源远流长,但作为针对骈文偏弊而兴起的古文运动,则开始于李唐而完成于北宋。北宋古文运动的盟主是被称为宋代韩愈的欧阳修。但最后完成古文运动,并以宏富精湛的创作,显示了这一运动的最高实绩者,则是欧公门生苏轼。欧阳修不愧是热心奖掖后进而又极有眼力的文坛宗师。他初见苏文即预言此人,“他日文章必独步下。”(《诚斋诗话》)后来同儿子欧阳棐论文,谈到苏轼,又说:“三十年后,世上更不道著我也。”(《曲洧旧闻》)青出于蓝,后来居上,这曾为一切通人所深信的历史发展辩证法,果然体现于欧门弟子东坡之     

苏小妹的真伪

本来，苏氏一门就够显赫的了：苏洵为当时名儒，两个儿子苏轼与苏辙高登科第，名满天下，同为文章之伯，翰苑之才。当时人就曾经慨叹：“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尤其苏轼，诗可与李杜接轸，文堪同韩柳并驾；词为豪放派鼻祖，书为宋四大家之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难以企及的巅峰。可那山川灵秀，似乎偏萃于一门，世上又盛传苏小妹的故事，大都说她诗才敏捷，聪明绝世。自古及今，愈传愈奇。其中特别突出的有三种：　　一是明代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专有“苏小妹三难新郎”一卷，其中写道：“老苏生下两个孩儿，大苏、小苏。……     

澄观“华严大疏钞”的西夏文译本

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Инв．No．7211号佛经，题名缺佚，克恰诺夫先生曾据尾题著录为《大方广佛华严经注由义释补》。通过与汉文大藏经对照，此编号现存的两张残片实际分属唐代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十三和辽代鲜演大师《华严经玄谈决择记》卷四。本文参考汉文本对澄观“华严大疏钞”残存西夏文进行了翻译，并就其翻译年代和相关注释术语作了探讨。     

东坡论杜述评

杜甫和苏轼是耸立于唐宋诗坛的两大诗人。宋人普遍崇杜,苏轼更不例外,特别是他对杜甫在蜀中的遗迹充满深厚的感情。他晚年思归蜀中而不可得,思乡之情与崇杜之情常常融为一体,他在诗文中对杜甫作出相当全面的评价。“一饭未尝忘君”的含义在对杜甫的评价中,恐怕没有比“一饭不忘君”一语,影响更大的了。在封建时代,这句话几乎成了对杜甫的定评,也是他被尊为“诗圣”的主要原因。然而近三十多年来,这又成了一些人贬低杜甫,或作为杜诗局限性的主要论据。这句话最早就出自苏轼,他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     

《苏轼文集》校改指瑕

孔凡礼先生点校,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文集》,是目前最好的苏轼文集点校本。《文集》以明茅维《苏文忠公全集》为底本,并校以东坡七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三苏文粹》、《东坡外集》、《东坡志林》、《仇池笔记》等,博采众本,择善而从。但不免有个别值得商榷之处。     

佛教典籍与苏轼诗歌创作探微——以《金刚经》为中心

宋人做诗偏爱以学问入诗,苏轼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对佛教典籍尤其非常熟悉,比如是《维摩经》《楞严经》《华严经》《圆觉经》《金刚经》《坛经》等佛教大乘经。佛典的义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苏轼诗歌风貌,本文以《金刚经》为中心,细细分析其在苏轼诗歌创作中的表现。从思想角度看,这部经帮助他如何运用佛教智慧来处理人生存亡意义的问题。从创作角度看,《金刚经》灭尽着相思想,给他提供不少写诗的源泉,或以之作为归纳而用,或以之作为演绎而用,或以之作为主导思想贯入全篇而用。正因如此,苏轼的诗歌所呈现出的才是另一番景色。     

说明文的性质、特点及分类

说明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并予以定名，时间并不长，它是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普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说明”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因为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却是早就存在的。最早的如甲骨文占卜辞，就是用来解释占卜内容的。在中国较早的历史典籍中，如《易经》、《尚书》、《礼记》中也可以见到说明文字的踪影。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语言表达形式也出现分工，文章样式有了“文、笔之分”，“文”即是侧重于记叙人物事件、抒发感情的文学作品，“笔”则是侧重于学术研究，说明事物的文章，如《史记·八书》、《汉书·十志》…     

试论修辞技法对文章表达效果的作用

试论修辞技法对文章表达效果的作用胡文贵曹丕在《典论·论文》里说过：“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句话可以概括我国历史上一向对文章的看法，也说明文章对于社会的重大作用。宋代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曾转述孔了的话说：“言之不文，行也不远”，这又说明，文...     

《叶氏宗谱序》与《像赞》非苏轼、苏洵作辨

《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载叶瑞汶《对苏轼佚文＜叶氏宗谱序＞的考证》一文（以下简称《考证》），作者称他于1992年春在浙江义乌农村看到《义乌南阳叶氏宗谱》，中有苏轼撰《叶氏宗谱序》与苏洵为翰林学士叶道卿遗像所作的《像赞》并附有原文影印件。《考证》经过考证断《序》与《赞》为苏轼、苏洵作，实际上却并未作认真的、扎实的考证，甚至连最基本的人事关系都弄错了，故作此文以辨之并就正于叶氏及方家。《考证》谓：“为了讨论问题方便，将苏轼父子的佚文公布如下，其中的分段、标点符号和括号，系作者所加”，然其断句、标点均有错…     

苏轼的文章理论体系及其美学特质

苏轼在欧阳修的奖擢下跃入文坛,正是北宋古文运动将要取得实绩之时,而这个实绩之主要体现应该说就是苏轼的文章写作和文章理论批评,正是苏轼为北宋古文运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苏轼的时代已经是古文的时代,骄文的违反辞达,仅剩下一点未珍之余风,而古文的违反辞达,则有“求深”、“务奇”两种弊端,成为新的“时文”,可称之为“古体时文”。所以,革除这一新的文弊,便成为当时文章批评的主要任务之一。苏轼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他的文章写作和理论批评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的。针对唐代古文运动以来倡导古文者在观念主张…     

读苏轼的《喜雨亭记》

《喜雨亭记》是苏轼早期的作品,写于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当时苏轼正在风翔府任签判,年方二十七岁。苏轼是二十二岁考中进士的,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了主考欧阳修的极度赞赏,说是“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并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二十五岁被任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他没去。二十六岁又应“制科”考试,考入了“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第三等,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光荣。由此,他被任为凤翔府签判,其职务是协助知府处理一些文字工作。这是苏轼在少年得志,名满海内的情况下,第一次进入仕途。     

宋濂《杜诗举隅序》一识

清代以来 ,研究杜甫和他的诗集的论著中往往要提到钱谦益及其《杜诗笺注》的影响。 1 940年洪业所写《杜诗引得序》中说 :“清代的杜诗之学者鲜不受钱谦益 (1 5 82 - 1 6 6 4 )《杜诗笺注》之影响。”〔1〕洪序中还引用了钱谦益的《读杜诗寄卢小笺》中批评黄庭坚和刘辰翁的话 ,这段话集中体现了钱谦益贬抑前人学杜评杜的一种批评态度 ,这段话也见于钱注杜诗的《略例》,文字略有不同 ,在《略例》中是这么说的 :“宋人之宗黄鲁直 ,元人及近时之宗刘辰翁 ,皆奉为律令 ,莫敢异议。余尝为之说曰 :自宋以来 ,学杜诗者莫不善于黄鲁直 ,评杜诗者莫不…     

刘赜重订汉语言文字略例

武汉大学刘赜教授新著《说文古音谱》,附有《重订汉语言文字音系略例》一文(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今年第1期)。文中提出以下各点:语言以声音表义,文字寓音义于形。音、义、文字三者不可分割。事物怎样,文字音义也怎样;“文字音义本缘诸实事以生者也”。文字后作,以代语言,“其文尽先民之心声,其声则史”。“昔尧遭洪水,尧字与所从之垚,并高土之名”;又“禾名曰私,厶产盖始于农艺”。自然先于人为,词汇随着事物的演变而损益。“兽角有两,……而二玉相合曰     

苏轼的易学与朋党论——兼与欧阳修、司马光、程颐“朋党”观比较

宋代党争激烈,与之相伴也产生了一些朋党类的文章,苏轼的《续欧阳子朋党论》即其中之一.除了《朋党论》之外,苏轼还在《东坡易传》中借阐释《周易》的机会,表达他的“朋党”观.苏轼的朋党思想与欧阳修、程颐、司马光的朋党思想具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也可从苏轼的《东坡易传》,以及欧阳修的《易或问》、司马光的《温公易说》、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中找到思想根源.通过这些比较,还可以看出苏轼的朋党思想具有一定民主的思想因子.     

如何面对窦娥的悲剧——与苏力先生商榷

本文对苏力《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一文提出商榷,主要观点是:1.在元杂剧《窦娥冤》中,桃杌把窦娥判斩并不如苏文所说“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做出”的“基本合乎情理的判决”;2.在法庭上,原告张驴儿的陈诉并不比被告窦娥的申辩更可信;3.即使在古代,窦娥在刑讯逼供下承认“药死公公”也不能称为“证据之王”;4.窦娥的冤案不是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造成的。文章提出,在进行“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时,务必要注意二者的区别,切勿步入误区。     

钱谦益诗论平议

中国文学史上,钱谦益是明代最后一个巨子,也是清代第一个巨子,所谓“领袖两朝”主盟文坛数十年,声望几于宋之苏黄。他的文汪洋博赡,宏肆奇恣;他的诗鲸铿春丽,风气遒亮。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他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诗论流布广远,影响巨大。世论以为精悍辟透,辨议恢宏,往往大振力出而截断众流。同时的大诗人吴伟业就作过预言:“牧斋之于诗,可以百世”(《吴梅村集·龚芝麓诗序》)。然而我们的古代诗论研究对钱谦益这个人     

文道与人才

熙宁四年(公元1071),王安石变革科举制度,“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一举废除了自唐以来的诗赋取士制度。这实际是北宋道学家重道轻文理论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王安石不是道学家,但他的《三经新义》等新学著作当时尚未问世,所以这一改革得到了拥护道学的朝臣们支持。早在熙宁二年变革科举的方案提交朝廷讨论之时,司马光等守旧派大臣对之皆无异辞。①在这场表现为政见的“文道之争”中,站在对立面上的是苏轼。他的《议学校贡举状》是当时唯一持反对意见的奏状。苏轼针对变革“重道轻文”的思想,尖锐地质问道:“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     

论朱熹对苏轼散文的批评

苏轼散文在南宋风行天下的同时,也有着极大的争议性,受到诸多非议。其中,朱熹对其批评最为严厉,其对于苏文的负面看法从文章之"道"到创作技法的非议无不涉及,几乎可以视为苏文非议的"集大成者"。这主要出自于朱熹对当时"崇苏热"以及苏文大盛等社会现实的担忧,而在对苏文严厉批评的表象之下,理学实际上已经开始与苏学合流。     

苏轼论画

苏轼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在诗、词、散文、文艺批评、文艺理论等多方面都作出了贡献。苏轼还是一位大书画家,是唐代颜真卿以后的巨擘;他的书法被称为“苏体”,他又是一位有名的画家,善画古木丛竹、顽石乱绦,也画过动物如螃蟹,人物如佛像等等。苏轼画竹,风格最与文与可相似,所以属于“文湖州竹派”。而苏轼对于当时北宋艺坛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同李公麟、王晋卿、米元章等人一起,发展与壮大了文人画,以     

苏轼确知“周郎赤壁”的位置吗

苏武贬满黄州,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前、后《赤壁赋》,遂成古典文学之瑰宝。但苏轼借以抒发怀抱的这个黄州赤壁,却不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苏轼是否误认其为“周郎赤壁”了呢?抑或如有人所说,苏轼确知其并非“周郎赤壁”,但也不妨暂时借以抒发情怀呢?笔者认为,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北宋诗人张耒在《明道杂志》中说:“周瑜破曹公于赤壁,云阵于江北。而黄州江东西流,无江北。至汉阳,江南北流,复有赤壁山。疑汉阳是瑜战处。”张耒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己经怀疑黄州赤壁并非赤壁之战的真正发生地了。苏轼自己在《东坡尺牍·与范子丰书》中也说:“黄州西山麓,斗入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