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立国传统中的礼法与立事：以苏轼治体论为中心

苏轼对宋代政治中任法特征的批评,显示出来自治体论传统的思维启示,这一点从他对贾谊、陆贽之学的推重中可以得到印证。任法与任人的治体类型辨析,对应着苏轼关于三代、汉唐与宋代历史政治的解读,蕴涵了一套由公私政治原则、政治主体养成、职官法度及治理绩效所构成的治体逻辑。苏轼强调在多重立国传统中形成时政立场,对于立国之初政权建构的前提性肯认折射出礼法政治心智的成熟,以“规摹”先定为导向的立事论展现出治体的实践行动维度。追求富强的新政如何避免政治社会的结构性震荡、尊重立国成宪、优先政治主体养成而非大规模变法,是作为立国思想家的苏轼超越党争时潮的政论特质。这既指向重审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关键线索,也为理解国家治理传统提供了丰富资讯。     

论作为治体生成要素的民心：一个历史政治学的分析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实践者对于重大政权更替的变迁规律累积了敏锐而丰厚的洞见，自秦汉之际一直到清末民初，民心在其间被赋予了根本原理禀性，其得失决定了政权兴亡。基于天人合一的政教精神，天命政治被归结为民心政治。民心的根本是人之大群情性，推重大公中正，处于塑造民风民俗的根本地位，也是政治领导者的正当性来源。为了克服政治衰变中的民心失范，优良政治的出路在于构建起一个包括政治原则、制度方略和政治主体三要素的治体。立国思想家强调政治家相对于行政官僚、治民心（教化）相对于治民事、经制纪纲（礼治）相对于刑罚威权、更化相对于变法的一系列优先性。这代表了对于政治事务的一种规范性理解，它伴随历代立国实践不断得到检验与重构，形成中国政治文明的要义之一。在现代转型初期，民心政治及其治体论遭到现代西方民主政体论的挑战，其义理架构有被社会契约论消解替代的趋向。同时，在严复、梁启超、李大钊和钱穆的思想中，治体论仍作为深层思维资源发挥着牵引作用，显示出与民主政体论的某种融会和张力，民心在立国精神层面的构建价值仍需要充分领会。     

“以法为治”与近世儒家的治道传统

近世儒家把握到了政治社会演变的强烈法度化特征,提出"以法为治"的典型概括。他们熟用的"法"、"法度"等概念涵盖了礼乐政刑、纪纲法度。法被视为基于天理人情的体现公共实践理性的规则集群,并依据文明演进经验衍生出了一套法史观,以三代之法与后世之法的张力显示出传统根基上的因承损益机理。而基于礼与政刑的辨析,叶适等人为礼乐优先的儒家法传统强化了社会理论的阐释维度,推进了社会秩序与政刑之治的反思。依据治人与治法的关系,近世儒家还更新了对于政治类型的理论概括,承认"以法为治"、"以法为定"的客观性,从礼法与共治双重主体意义上强调治人的积极性,警惕"任法"模式的偏颇。这种法度中心、礼法本位的儒家治道论,追求一种优良的法治型态,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华法系的法治资源提供了重要视角,也有益于清理现代国人片面理解法治而产生的迷思。     

元代宰相制度研究

元代宰相制度研究盛奇秀元代基本上以中书省长官为宰相。现将这一制度的粗浅研究成果摘述如下，以就教于方家。元代以中书省作为中央政务总枢。当时人称“中书政本”①，中书省是“纪纲制度”②、“总裁庶政”③的“百司之首”④。在元代中书省之前，蒙古国便已设立过中书...     

宋代王安石家族及其姻亲

临川王安石家族是北宋中期最负盛名的衣冠望族。由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 ,王氏家族深深卷入宋王朝最高权力核心的政争中。政治的成败直接决定了临川王氏的兴衰荣辱 ,而其婚姻选择 ,尤其是与“乌石岗吴家”、“蒲城吴氏”(宰相吴充、吴育家族 )、“仙游蔡氏”(蔡京家族 )、“南丰曾氏”(曾巩及宰相曾布家族 )、“钱塘沈家”(宰相沈遘家族 )的联姻 ,更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大事记讲义》初探

本文考察了宋代重要史籍《大事记讲义》的书名、作者、体例，对该书的思想倾向和价值作了初步探讨，认为该书应列为宋代基本史料之一。     

论宋代功利思潮的演进

宋代功利思潮伴随着北宋“通经达用”的学风而兴起,一度通过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付诸实践,然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宋代的功利思想没能在政治、经济领域产生更大的影响,荆公新学也逐渐走向衰落。南宋时期的浙东事功学派继而举起了功利思想的大旗,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事功学者倡言功利,公开批评空谈道德性命的义理之学,尤其是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将宋代功利思潮的发展推向了高峰。之后,随着理学上升为官学和事功学派的衰落,宋代功利思潮逐渐式微。     

中国古代社会“省”之演变略考

“省”,本是对宫禁之地的称呼.皇权要限制、控制相权,先用内朝架空丞相,再用近臣架空宰相,从而催生了三省制这个宰相体制,使“省”成了对宰相机构的称呼.分层级治理地方并派员监察本来是一种合理的机制,但由于皇帝过度利用监察官,从而使监察区膨胀为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元朝立国,既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行台制度和金朝的行省制度,又继续在唐、宋监察区权力膨胀的链条上行走,使“省”这个中央机构变成宰相在地方上的派驻机构,称“行省”.明初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使当时的宰相机构———中书省撤消,“行省”于是变成了“省”,成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的称呼.这个变化是宰相制度与地方行政机关演变中的一个副产品,也是封建专制的一个畸形成果     

宋代经筵讲义体的发展

经筵的讲稿则为经筵讲义.经筵讲义是道学的产物,与道学之兴衰相始终.宋孝宗在位期间崇尚道学,促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而随着宁宗朝的宰相赵汝愚被贬死,道学名士纷纷被逐,道学被斥为“伪学”而遭禁止,于是经筵讲义开始衰落.道学的地位在宋理宗朝正式得到帝王的确立,与此相应,经筵讲义的发展在理宗朝也达到顶峰.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明清诗论家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

明清诗论家对诗歌法度论予以了有力的消解,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从“活法”角度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二是从“至法无法”角度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明清诗论家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将“有法”与“无法”两个命题在深层次上融通了起来。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宋代中央行政监督制度与宋代社会政治

<正> 我国封建官僚政治制度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日趋成熟、完备。至宋形成了以三省六部为中枢的决策机关、行政机关与监察机关各自相对独立的中央政治制度新系统。宋中枢决策机关是中书,即政事堂。政事堂原为宰相办公之所,宋代发展成“各以其省长官为宰相”的宰执议事决策机关。政事堂决策既定,即予中书舍人草制成书面文件,后付门下省审核, “尚书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倘若“法度命令差失过当,初则舍人缴纳,中则给事封驳。至成命已行,谏官、御史乃论之”。可见,行政监督是贯穿于朝廷决策、出令、执行的整个过程之中的。中书舍人、给事中认为朝廷敕命有不妥之处,即退还(缴奏、封还、缴驳)或执之不下(即不书读行下),以防患于未然。政令下达及执行过程中,则有台谏监督论列,以便及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及早纠正。     

前七子的诗学思想及其批评史意义

前七子的诗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古诗以汉魏为师,旁及六朝;近体以盛唐为法,旁及初唐,中唐特别是宋以下皆不足法。其诗学思想的批评史意义在于对宋代理学与诗学的反动,与以阳明心学为核心的解放思潮颇为相通。     

龚原、耿南仲《周易新讲义》名实考略

王安石熙宁变法，改革科举制度，王氏新学系列著作行于场屋，直接影响到北宋后期直至南宋的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制度。龚原、耿南仲分别著有《周易新讲义》，先后作为三舍法实施期间的太学讲义，与王安石《易义》是一脉相承的。宋代以降，有关龚、耿《易》学著作的著录及其版本流传颇有参差，本文试做辨析。龚、耿二人本王学一派，有着很深的学术渊源，但其书在内容上的差异还是较为明显的。     

前七子的诗学思想及其批评史意义SSCI

前七子的诗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古诗以汉魏为师,旁及六朝;近体以盛唐为法,旁及初唐,中唐特别是宋以下皆不足法。其诗学思想的批评史意义在于对宋代理学与诗学的反动,与以阳明心学为核心的解放思潮颇为相通。     

郭嵩焘的晚年思想

作为支持洋务运动最早的一批人士之一,郭嵩焘一直思索着中国的根本出路。晚年的他看到洋务运动的开展,并没有使中国有多少起色,开始严厉指责洋务运动的弊端。他提出富强之本应是“人心风俗、纪纲法度”,企图从人心入手,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朝统治。郭嵩焘是程朱理学的坚定信仰者,他赞美西方,绝非想把中国变成西方,而是着眼于中国的内部弊端。在他看来,西方的制度所包含着的实质精神(如求实、便民等)与中国的圣人之教有相通之处。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赞美和对中国现状的抨击,力图重建秦汉以来失落几千年的真正的儒家圣人之治。     

"妙悟"论的诗学根源

严羽“妙悟”论有着丰富的诗学根源,其中以皎然、司空图的诗论为代表的唐代诗境论的贡献在于完成了援禅境入诗境的转折,宋代诗家论“悟”重“活”法的审美取向使严羽“妙悟”论走向了成熟与圆融。     

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

宋代元丰官制改革以前的宰相制度,是讨论政治制度,尤其是宋代官制时,首先遇到的问题。 一、关于北宋前期宰相制度的三种说法 (1)认为:“宋代的尚书令,中书令及侍中,自始即为序进之位,不予朝政。其总领百官,统理众事而居宰相者,初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日本学者也认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名称虽然存在,可是,在唐制中作为三省长官的宰相,即让位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参知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