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如何开始了“哲学”

古希腊“爱智慧”一词经历的意义断裂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开始。柏拉图是其伟大的发端者。柏拉图如何开始了“哲学”？我们从《理想国》中“反对诗人”、“光源隐喻”、“哲学王”三个主题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认为：“反对诗人”映现了“走向哲学一步”的语言维度；“洞穴隐喻”映现了“走向哲学一步”的“本体”维度；哲学王的思想实际拟定了哲学在人类文化中的中心地位。柏拉图使爱智慧成了哲学（形而上学），进而奠定了西方思想的基本方向。     

从“民本”到“民学”：“民”思想研究再展开——以《尚书》为中心的探讨

“民”是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所关注的核心主题,内涵极为丰富。近代以来,在西方人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影响下,我们以“民本”重新审视古代“民”思想,形成了固定的民本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很好地深化了“民”思想主题,从纷繁复杂的古代“民”思想中提炼出了民本、君本两大主题,但同时“民”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也受到了遮蔽,即那些既不符合民本,又不符合君本的“民”思想便被忽略了。因此,要想呈现古代“民”思想的完整风貌,我们需要在“民本”基础上,扩大研究视角,推进“民”思想的再研究。“民学”于此是一个可能性的尝试,它能够从整体性视域将民本、君本以及其他关于“民”的论说连贯为一体,使古代“民”思想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学说。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蠡测——以《诸子略》为中心

《汉书.艺文志》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有关研究著作甚多,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后出转精。该著强调《汉志》是一部汉代学者校雠东汉以前文献后的学术编目,只有从社会政教的角度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能对《汉志》的著录体例有透彻理解。如《汉志.诸子略》各家的书目著录便反映着各家的学术发展史,而小说家书目之著录突出了小说家与黄老道家和汉代方士的关系,符合汉代小说家特点和作品实际。因此,《通释》对于学习和研读《汉志》,考察东汉以前文献和学术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浅析“哲学”的体系与结构——兼议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哲学"一语在古希腊文中的含义是指"爱智慧",而"哲"字在汉语中,是聪明的意思.从字义上解释,哲学是一种使人聪明、启迪智慧的学问.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根本学问,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哲学——论宋明新儒学的哲学特色

哲学从大的范畴说只是认识人与认识自然两个方面,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质,决定了两种文化的哲学在这两个方面侧重点不同.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的哲学.人是文化的核心与本质,因此扩大而言也就是一种文化哲学.从宋代开始的新儒学,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哲学特色.他们对天道、人道的各种探讨,都围绕着:人是什么?怎样立人?怎样成人?这几个核心问题.     

试析明清时期的“以民养民”论

传统的“立君养民”论在明清时期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趋势,“以民养民”论大量出现,把救助困者、贫者看做是富民的主要责任,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日常社会生活中,主张以富助贫;第二,灾害发生时,主张以富救困;第三,主张宗族内部以富帮贫;第四,政府也极力主张“以民养民”。这一主张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是明清时期富民举办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二是富民借助社会救助实现基层社会控制权的扩张。探讨这种养民思想及实践,对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慈善事业的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冰心“爱的哲学”的文化心理建构

冰心爱的哲学,或可叫做母爱哲学,其中包含着她接触到的各种文化的部分性征,以及受宗教神秘主义和儒家影响而形成的泛爱倾向。冰心爱的哲学,一则受到基督教一神论的上帝创世权威形象的影响,二则是在童心的影响下把基督教超自然的爱的上帝想象在了自然中,因而又与泰戈尔的泛神、泛爱思想发生了共鸣。冰心创作对泛爱倾向的人生哲学由信到疑,因疑而更信的风格可以从自然的倾向和人本主义方面来解释,这两个方面同时也构成了冰心爱的哲学的文化心理建构。     

晚清国家转型的路径与成败——以“三重均衡态”分析为中心

清朝从1644年入关到1750年代完成疆域整合,在此期间形成了地缘格局、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的三重均衡态。这种均衡态在推动康雍乾三朝走向盛世的同时,又构成一道陷阱,使清朝失去提升对内治理能力和对外竞争能力的内在需求,导致嘉道以后应对危机的能力下降。至1850年代,延续近一个世纪的均衡态被彻底颠覆。1860年代至1890年代初,三重均衡态重新建立,既成就了“同光中兴”,使晚清政权得以维持在盛世时期业已奠定的疆域格局,又延迟了政权本身的近代转型。甲午战争以后,这种均衡态再度消失,让位于三重不均衡态,导致清季十年国家转型的失败和清朝的最终覆亡。晚清国家转型因此成败参半：在维持18世纪中叶所奠定的疆域格局方面,是基本成功的;在向近代主权国家过渡及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成败参半;在政治体制的近代转型方面,则以失败告终。     

我们的哲学:“首要在于解释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进展。然而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哲学能解释我们的世界吗?当代我们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历时态上疏离我们的现实生活世界,落后于时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在共时态上没有提升出影响当代中国发展的哲学理念,没有以哲学方式关注现实;在内容上满足于宏大叙事,不注重对新的现实具体而精确的知识分析;在表述形式上抽象难懂,没有提供本应有的明明白白的智慧。哲学的基本功能是解释世界、批判世界、评价世界、引导世界和改变世界,而我们有的哲学研究不要说改变世界,就连解释世界都还没有做到。     

清与朝鲜间“漂民”救助问题管窥——以《同文汇考》中“漂民”文书为中心

清代由于海难而漂流到中国与朝鲜沿海地带的漂民救助问题,主要包括两国对漂民的身份核查、安置、资助、管送等方面的内容。从具体救助程序上看,清代中朝两国间较为完备的救助机制业已形成。在处理漂民事宜的外事程序以及对疑似越境漂民问题的处理上,也形成了国内外相结合的调查、通报体制并且带有典型的朝贡关系特征。而不同时期清朝规定的漂民管送方式的变化以及对朝鲜救助清漂民所做出的回应,反映出康熙中后期之后两国关系逐渐走向顺和的趋势,由此也使得双方间的漂民救助机制得以良性运转。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风规范议题三论——问学于李醒民教授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不断提升的理论自由度与学术评价的学科专业化之间事实上陷入到了一对难以相互润合的制肘,而这种制肘客观上逐渐衍生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诸多新困惑,如学风规范等系列命题。面对这些新困惑,我们绝不能单纯寄望于依赖道德批判去单向抽象破题,而是要深入这些新困惑内部理性挖掘其潜在机理,进而剖析出其背后真实难点,以客观理性态度来具体纠偏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发展中的诸项困难,从而摈弃毫无意义的道德审判心理,走出学术批判中的伦理性思维左右困局。本文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风规范议题中的三大关键词:"学术"、"学界"和"学者",与中国科学院李醒民教授提出的"学术断然拒绝平庸"、"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等论点展开商榷。     

满族开明派与晚清现代化——以端方为考察中心

端方是清末满族权贵中较为开明的封疆大吏,一生历仕南北数省督抚等要职,在政坛显赫一时。端方在晚清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推动了清政府的现代化决策,促动了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教育、民族和外交等方面的现代化改革。端方在湖北、湖南、江苏等地区的区域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出了较显著的成绩。     

论“卫生”在晚清的含义——以《卫生学问答》与《中外卫生要旨》为中心

在19世纪之前,卫生与养生为同义词,皆指通过调摄身心以求健康长寿.传统养生通过对心神、起居、饮食等生活各方面的调理,祛除疾病,保护生命.到了19世纪中叶,在西欧的工业化国家中,现代卫生文明观念确立起来并传入中国.卫生一词作为Hygiene的中文翻译,拥有了新的内涵.最初文人士大夫们基于养生的理论理解和接受了西方个人卫生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在最初阶段,卫生一词含义相当模糊,并未脱离养生范围,这一现象在《卫生学问答》和《中外卫生要旨》中有集中表现.     

论小诗批评的诗学建构——以周作人的译介与批评为中心

小诗是中国新诗发生期被创立的一种重要诗歌形态,有着丰富的诗学资源参与到这一诗体形式的建构过程。其中,周作人通过翻译与批评对小诗概念与艺术规范的确立影响最著,有些基本思想还应当在小诗建构的理论探讨中进一步发挥,或者由此总结应当汲取的历史教训。     

晚明顿悟渐修并重论的兴起——以阳明后学周汝登为例

顿悟渐修并重论在晚明学界修正狂禅流弊的过程中兴起,得到多数阳明后学与禅宗学人的认同。周汝登为阳明学浙中学派代表人物,倡导顿悟渐修并重论。在周汝登看来,因为道是不可分割而必须一次完成对其领悟的,也就是要顿悟。但人受习气熏染,而习气是经验的组合。因此可以通过不断的修养而加以净化。故需要在悟道的基础上有渐修过程。这一理论虽有向朱子学回归倾向,但未摆脱顿悟,故仍受朱子学者批评。     

商鞅及早期法家的学术批评——以《商君书》与先秦诸子思想的关系为中心

先秦早期法家以李悝、吴起、商鞅等人为代表,他们的法家思想皆起源于儒家,与儒家思想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其立论宗旨皆为富国强兵,制定的法律政令多涉"兵法",带有战时法令的性质;其论述则常以治乱、虚实、强弱、贫富诸范畴肯定国家走向治强的主张,而否弃导致国家政治混乱和贫弱败亡的思想。《商君书》对先秦诸子学术批评的主要指向,是先秦孔孟儒家的礼义教化等核心价值观和"不轻不重"的执法与量刑公平的原则。《商君书》对道家使民"愚""朴"观点有所继承,但否定了老子"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观点;吸收了墨家的"尚同"说及人性论观点,但对墨子本人"兼爱"、"非攻"、"尚贤"等核心价值和好辩、"外交"等行为,都给予了明确的批评;继承了名、法家与"礼""法"等上下等级制度和法令制度相关的思想,而对其"烦言饰辞而无实用"的"名辩"则给予了坚决的批判和否定。此外,《商君书》还明显有农家重农思想的影响。     

从“君民共主”到“君主立宪”——以戊戌变法前夜康有为“孔子制宪说”为中心的考察

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自"君民共主"转变为"君主立宪",其所持的"孔子制宪说"可为此转变提供解释。康有为的"孔子制宪说"源于其突破传统公羊学后形成的新的"孔子改制说",强调了孔子立制的根本性法规范地位。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在于其为实现"君民共主"主张,于1895年提出的"议郎制"改革设想受挫。面对挫折,康有为继续坚持其"议郎制"的立论基础——"孔子改制"思想,又复受近代宪法理念激发,最终融铸传统"宪法"思想和"孔子改制"思想形成"孔子制宪说",以强化孔子的政治权威地位,突出孔子立法对君主的规范作用。"孔子制宪说"建立起了"君民共主制"与"君主立宪制"间的逻辑联系。"君主立宪"思想经康有为提出后在清末广为传播,成为清末政治改革的核心目标。     

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理念与展望——以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哲学为中心

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哲学开辟了新的哲学研究领域,跨文化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既承认多样文化的正当性,又设法把这种文化多样性与单一的普遍真理结合起来。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预先推定了跨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内容,正如今日跨文化哲学所倡导的一样,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也倡导哲学的跨文化变革的必要性。作为总体交往领域里一种罕见的思维尝试,他的世界哲学理论大胆克服对永恒哲学的种种传统表象,为全人类构筑了普遍交往的思想框架。他的世界哲学理论不仅全面扬弃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地域思维,也积极获取了东西方多样哲学思维中多元主义的存在根据以及作为支撑正当性的差异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