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与生成逻辑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历了三次法治目标的飞跃。“法律信仰—法治信仰—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过程中从现代国家建构到普遍法治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进程中国家经验积累和政治认同的结果。法律信仰体现了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规范的核心地位,法治信仰从价值维度、目标维度和实践维度三方面对法律信仰实现了超越,社会主义法治信仰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文化传统和文化自觉的历史逻辑以及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践逻辑来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未来期待。     

社会信仰:特定社会的公共信仰

社会信仰是特定社会共同体的公共信仰.从特征上看,社会信仰具有公共性,能积极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是一种社会合力的结果;主要以一种不断发展的、多元并存的“累积的传统”表现出来；具有文化传承性、民间自发性、广泛性等诸多基本特征.从本质上看,社会信仰就是社会共同体对世界的真理性追求、认识与实践.     

神圣之维的美学建构——关于“美的神圣性”的思考

美的神圣性与终极价值、绝对价值密切相关,是终极之美、绝对之美,揭示了美之为美的根源。人与世界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意义"三个维度上发生关系,对于"人与意义"维度的忽视是中国传统美学存在的重大缺憾。尽管从表面上看,中西美学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相同的属性——都把审美活动作为生命超越的一种方式,但二者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孕育美的神圣性的温床,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国美学在此方面则存在根本缺憾。关于美的神圣性的思考,是美学自身所蕴含的神圣之维得以真正展开的历史契机。对于美的神圣性的讨论,能够推动中国当代美学与古代美学的重构。     

神圣空间与信仰

神圣空间在现代性的时间-历史框架中,不断面临理性的"祛魅",世俗化因此成为其难逃的劫运。但神圣空间仍旧以"巫术-宗教意义的神圣空间"和"人文意义的神圣空间"两种历史形态顽强地生存在现代社会,并为现代人提供心灵安顿空间。对神圣空间信仰的起源、历史衍变类型的考察,可以系统展现神圣空间的历史和现状。而在现代性悖论与时间批判中,不仅可以解释神圣空间在现代社会继续延存的根本原因,还可以揭示神圣空间作为诊治现代性危机的现代性人文信仰的深刻内涵。     

“天·德”之辨:现代文化信仰的“理性”与“神性”

为了杜绝宗教犯罪,康德等人将道德假想为自给自足的概念,并以之对宗教进行规范。不过,道德只是一个或然性的、实践性的概念,剥去质料的"道德"并不存在。从信仰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研究道德与宗教问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信仰的是"非形象化"的神性的"天",而西方社会在经历对宗教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之后,也皈依到了对"去形象化"的神性的"天"的信仰。对"天"的信仰其实是对社会共识与社会精神的信仰,因此其本质是社会性的;同时,由于信仰根本在于主观"认信",而且信仰可以给个体带来真实的精神圆满,因此,信仰也是个人的。对"天"的现代信仰可以帮助个体突破个体的生命牢笼,真正融入社会精神,从而形成个体与社会的双赢。在现代文化信仰之中,"神性"和"理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现代文化适应中的社会资本建构

本文将社会资本建构作为现代文化适应研究的一个维度,通过三个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案分析,探讨不同社会资本建构模式对现代文化适应的影响。文化适应的制约因素不仅在于社会结构性的制度安排,更在于个体自身在社会经验积累中形成的一套主观生存伦理和生活价值观念。社会记忆和社会生活的情景性支配着个体的行动逻辑,进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资本建构模式,最终影响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程度。     

“佛系”青年亚文化的结构、社会风险及其引领

“佛系”青年群体以网络为主要阵地,以娱乐性、遁世性的情感寄托为核心纽带,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独具一格的圈层化地带.“佛系”青年亚文化具有三大结构——情感维度的娱乐性、价值维度的遁世性、意义维度的虚无性.“佛系”青年亚文化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其相悖论的不合理消极成分.它所带来的社会责任的模糊与放逐、价值理念的迷失与错位,以及意义追寻的迷茫与彷徨,亟需以“破茧成蝶,不负青春”的担当精神引领社会责任感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青年价值建设,以“英雄主义”的情怀建构意义世界.     

神圣、世俗与现代社会

本文主要追问全面去圣化的现代世俗社会神圣生活的可能性,考察何谓神圣?它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可能的基础是什么?神圣与世俗相对,超越世俗之上,却赋予世俗以现实性和意义,是世俗的现实基础和意义来源。面对现代困境,新正统神学提出了回复上帝主体性的方案,传统儒学则提出了回复天-人结构中的天命的主体性的方案。这是中国传统儒学与基督教神学的一致之处。     

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及其实质

中国人是有信仰的民族,其信仰主要表现为对“道”的力量的膜拜.中国人的信仰是在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框架当中的一种内在超越的人文信仰.士大夫注重学理的阐发,讲中庸之道和内圣外王之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而老百姓则信奉“积善余庆,积恶余殃”、“坏事莫为,善事多行”、“头上三尺有神灵”烧香磕头拜菩萨.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的信仰遭遇蜕变和阵痛,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和传统人之为人的做人信仰的失落.信仰问题的实质是价值、制度和人的现代化的三重合奏.当下,重塑信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创造性转化中国元素,将“仁爱”融入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注重“五位一体”、制度建设与心性人格建构的互动.     

康德幸福观及其对我国建设幸福社会的启示

康德从幸福较之道德是一个变动不居的主观感受性的自然层次概念出发,给予了幸福必须要以道德的普遍法则为基础才能体现人的理性、自由之尊严的价值定向,同时,康德以德福一致的合理希望为根据,为实现幸福构造了一个理性信仰。康德的幸福观对当前我国建设幸福社会的启示：建设幸福社会应该以建构幸福文化为先导;建设幸福社会应该以建构一些普遍的法则为基础;建设幸福社会应该注意建构一种坚实的共同社会信仰。     

在“传统”与“发明”之间:关公信仰的社会文化功能演变

在当下,诸多传统文化被重新"发明",关公信仰作为关帝故里"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也在以"关公牵线、旅游搭台、经贸结亲"为主格局的关公文化经济模式中被重新"发明",其社会文化功能在历史承继的基础上,也发生着当代的传统发明。透过这些社会文化功能演变,可以发现只有发生"在地化"的关公信仰,才能使关公信仰得以保持"原真性"而普遍流行。这一观点也可以推广到对于凡能体现统一国家历史的诸多神圣文化现象的研究之中。     

20世纪中国文学对儒家文化的寻根及其张力

对儒家文化的寻根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其中“五四”时期及20年代,30、40年代和80、90年代尤为突出,且呈现出不同的话语面貌。这种寻根形成了两种张力:一是儒家文化在遭到反叛的同时,也被潜在或公开地认同和赞赏;二是儒家文化与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化基本上处于冲突状态,但它有时也会被进行现代改造或话语转换。由此得到启示:应当把儒家文化及其他传统文化与西方等外来文化相互阐发,从而以综合创制的方法来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建构,并完成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文化的颠覆与救赎——试论《白鹿原》的文化内涵

革命话语的转换使得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又一次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本文从文化与历史演变关系介入,揭示出《白鹿原》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反省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所遭受的毁灭性的打击,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文化颠覆和精神虚无的状态;另一方面,揭示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构的文化救赎过程中,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性话语存在的深刻矛盾,并指出小说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启示我们找寻真正的实体性的历史意识,重新开始“讲述”关于“我们民族命运”的“故事”.     

春节:中华民族神圣传统的生活叙事

中华民族的神圣意识,在春节期间有着特别集中而突出的展示与培育,并以多样化的民间生活叙事为支撑.春节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以年度为周期的神圣起点,春节的进入与结束体现出神圣与世俗的二度转换.春节所延续下来的神圣意识需要尊重,其神圣传统需要以种种方式促进在当今社会中的传承;应遵循现代民俗学理念,尽快完成对于各地春节节俗的田野调查工作;还应积极关注春节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使之在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     

当代中国社会主导信仰建设探析

信仰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精神文化现象和特别的心理机制,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着眼当代中国主导信仰建设的现实问题,探索当代中国主导信仰建设的时代背景、主要问题、形成原因,并对如何加强主导信仰建设进行思考,为营造良好的马克思主义氛围、强化当代中国社会主导信仰的影响力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这是当前中国主导信仰研究的重要任务。     

对“生知”思想的再解读

传统对生知的解读忽视了儒家的信仰维度,没有充分揭示生知的内涵。生知与儒家的圣人信仰和天道信仰密不可分。生知、学知的划分表面上是区分认知资质,实质上是以先天离天道的远近来确立圣人的神圣级别,而生知之圣在这个阶位体系中居于顶端,具有最高权威和神圣性。生知与性善论之间存在必然关联,在荀子性恶观和天人相分的背景下,只能产生圣人学知的观念。     

农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效用

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农村社会文化建设正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发生着变革，并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广大农村，人们文化观念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由传统文化向世俗化发展。社会文化是人们在特定时期内形成的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信仰和情感。世俗化主要是指在现代社会中，一些超自然的信仰以及与此有关联的事物已变得不重要了，社会成员越来越趋向于现实性、理性化，越来越重视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世俗化是现代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反映了当代农民一种新的内在文化取…     

试论道教“师道”的神圣性建构

道教自创教以来就宣称其宗教之“师”的神圣性来自于神授,然而不同派别的祖师和神授的经书各不相同,在魏晋南北朝道教教理教义不断走向融合的过程中,道教的神灵体系也不断趋向整合,形成了“一炁化三清”的神灵体系和道、经、师的“三宝”观念,从理论上解决了人间的“师”在天上的依据,一定程度上为拥有不同祖师的道教派别找到了神圣性上的统一,这为建立整体性的道教“师道”奠定了神圣性基础。     

神圣与世俗:房山石经唐刻《大般若经》中的宗教社会空间

房山石经唐刻《大般若经》刊镌过程中幽州社会各阶层皆有参与,构建了有别于实体宗教神圣空间的"社会空间"。此社会空间以宗教的神圣性为依托,在内部群体构成、活动辐射范围以及群众聚集形式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世俗性特征。在此宗教社会空间中,各个信仰群体以家庭、地域、社邑等方式结合,通过各异的参佛理念,或表达个人祈愿,或隐含政治诉求,或流露血缘特征。将刊镌佛经这一佛教活动融入多元化的具有世俗特征的信仰理念,展露了宗教空间中神圣与世俗的矛盾与依存。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