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资本积累的空间化转型及其危机的克服

在数字时代,伴随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劳动作为新的劳动方式出现了,这推动了资本积累的空间化转型。尽管资本按照自己的要求不断生产新的空间,带来空间的内在属性与形态的变化,但这一转型并非不会遭遇危机。由于数字时代中虚拟资本的大量涌现并与投机性的房地产市场相裹挟,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叠加城市危机频发,特别是当劳动主体从工厂车间中的工人转变为游弋于各个城市角落乃至虚拟空间中的“朝不保夕者”时,人们的城市权被剥夺殆尽,这使得解放政治的空间重构迫在眉睫。     

数字时代的积极自由

积极自由理论认为，自由就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所谓“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应符合某种道德观念，因此只有道德的行为才是自由的。在数字时代，各种数字设备与人类紧密结合，形成了“数字自我”。这个“数字自我”可能比行为者更清楚地知道行为者“真正想做的事”是什么。它为行为者出谋划策，甚至依据某种道德观念或政治立场违背或修改行为者的意志。如果依照积极自由理论将“数字自我”的所作所为阐释为自由，就可能出现以赛亚·伯林抨击的“强迫自由”悖论，使“数字自我”转变为“数字独裁者”,而政治现实则可能演变为“数字极权统治”。因此，人类只有加快现有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对数字权力形成有效制约，才可能避免数字极权的到来。     

文字时代与数字时代的哲学思维

在人类历史上,知识载体的变化往往衍生出文化和文明的革命性变革。计算机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标志着数字替代文字的新时代来临,而数码虚拟时空则成为人类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和社会生活交往的平台。在这个意义上,现今人类恐怕是最后一代“读书人”,也是第一代“数码人”。和文字时代相似,数字时代的哲学本质同样在其“强字之曰……”式的命名,而非“数数”式的计算或算计。“文字”与“数字”乃人类自身文明演化过程中不同的“命名”方式。澄清这些不同命名方式的混淆所产生的困扰,以及理解和探究这些方式的本质及界限,就成为数字新时代哲学批判和思维的根本任务。为求达成这个任务,人们需要回到哲学和科学的初衷和本色：“自知己无知”。     

原罪的身体:西方传统哲学中身体的遮蔽之路

在《圣经》中,身体作为原罪的代名词,被视作诱惑的起源、羞耻的对象、惩罚的途径,而一次次被诅咒.无独有偶,在西方传统哲学中,身体同样是恶的象征,被当做求知之途的障碍、上帝之城的绊脚石、主体之路的妨碍者,而一次次被否定.这种对身体的带罪化理解,这种对身体的遮蔽,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对我思的崇拜、对主体的捍卫、对还原论方法的情有独钟,也使得西方传统哲学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意识化的哲学,一种忽视具体、无视对话、漠视动态性的独白论的哲学.     

数字时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变革、挑战与应对

数字时代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数字技术推动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领域向网络空间和心理空间双向拓展，改变了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和用户之间，以及南北方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增强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筹款服务和倡导动员等方面的行动能力。但与此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数字”也给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公私领域数据的安全性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间的平等性带来了新挑战。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须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将国际非政府组织境外涉华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加强国际非政府组织涉华数据行动规制，确保国家数据安全；强化技术赋能，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影响力。     

论数字时代的编辑意识

数字时代的到来对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为我们带来了数字出版,使得出版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作为出版中心环节的编辑工作也随之发生变革。因此,数字时代对编辑的要求也有着新的认识。编辑角色的转变、编辑意识的建构是编辑适应时代发展的当务之急。     

数字时代国学研究的大众化与保真问题

在当今数字时代兴起了国学热,但这股国学热潮面临着大众化与保真的两难困境。破解这一困境,必须充分利用数字时代的传播优势,各方齐心协力,在广泛传播的前提下求真、求实,这才是国学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的现实考量与实践转向

数字时代,劳动形态与劳动分工的转变加剧了劳动教育发展的现实复杂性。数字时代的劳动教育应致力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提升数字时代学生创造性的劳动能力,促进数字时代学生健康劳动关系的建立。由于缺少经验、制度、物质条件等的支持,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的发展面临价值理念失衡、教育性缺失、发生时空泛化等难题。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的实现需要明晰劳动教育的发展方向,促成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的内容体系建构,增进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的实践正义。     

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新变化

数字技术构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图绘,从传统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从工人阶级到革命大众、从阶级斗争到新社会运动、从商品霸权到景观霸权,这个风景线上刻画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产业结构、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等的深刻变化,要求人们重新审视革命力量、阶级力量、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似乎给资本主义注入了起死回生或"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实际上却在进一步积累使自身走向灭亡的因素和条件,给人们认识人的解放问题以及走出乌托邦的幻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维度。技术与资本的合谋成了资产阶级的猎心策略,而无产阶级要掌握技术工具来为自己服务,就必须寻求新的策略。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把握数字时代本质的基础上提出的符合人类历史规律和全球关怀的现实命题。     

数字时代阅读方式的选择

我国目前的阅读现状令人担忧，人均阅读图书册数极低，数字阅读也不尽如人意。纸质阅读和数字阅读不应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片面地夸大或贬抑任何一种阅读方式都是错误的。应该根据阅读的内容和目标，选择适合的阅读方式。阅读有浅阅读和深阅读之分，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选择，浅阅读易碎片化、娱乐化，深阅读适合人文经典等内蕴深邃的读物。提倡非功利性阅读，有助于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和心灵成长。阅读是门学问，不可能凭空学会，需要训练。要加强对读者和读物的分层、分类指导，使阅读真正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浅析数字时代新闻摄影的审美

数字技术对新闻摄影的审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认为数字时代新闻摄影的审美必须符合审美的基本规律,必须坚持真实美和艺术美的辩证统一.     

数字时代与国学研究新气象

数字时代为我们今天的生活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同时,它以其强劲的势头深入到了国学研究领域,并给这一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主要表现在:数字时代给家庭图书馆的建立带来了新的希望;它也为研究者检索资料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它还将引起国学研究范式的变化。     

数字时代的电影版权与法律保护

数字时代对电影产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对电影的制作和传播产生了重大变革。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电影的制作手段更加多样化,传播更加便捷,传播范围更加广泛,这为电影产业带来机遇同时,也对电影版权的法律保护带来了新的问题:电影作品的认定、电影作品版权归属及作者身份认定、电影作品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版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构。如何应对这些新问题,是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所要关注的事情。     

数字时代“码上治理”的机遇、挑战与应对策略

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数字时代，也成就了以“码上治理”为主要方式的基层治理模式。其积极意义在于既降低了公共行政的成本，又大大提升了治理效能，但仍不可忽视技术的双面性特质带来的无法避免的伦理失范风险。隐私泄露、数字鸿沟、尊严弱化以及技术理性扩张等问题是当前“码上治理”技术面临的最大挑战。应对“码上治理”带来的挑战，需要在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从业人员的数据素养、促进技术更新等方面实现制度化、科学化、人性化。     

数字时代图书馆员的素质要求及培养提高

数字时代改变了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对图书馆员的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图书馆员只有通过灵活多样的教育培训,才能提高业务素质,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需要。本文论述了数字时代图书馆员的业务素质要求,并提出了提高馆员业务素质的途径和方法。     

流动时代的留守儿童问题

文章在对有关留守儿童的已有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以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的最终统计数据为参考,首先对留守儿童规模、分性别年龄构成、地区分布、城乡分布、留守模式与受教育情况等备受关注的几个特征进行统计性描述;其次在数据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留守儿童在新形势下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考虑多方影响因素提出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建议。     

数字时代国学研究的四个趋势

数字化技术有利于国学文献的存储和传播,简化了国学研究中的单纯技术性工作,加强了学者与爱好者之间的交流,有助于学术群体的扩大,并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数字化也会给国学研究造成若干盲点或薄弱环节,尤其需要警惕的是真正意义的阅读思考和人文关怀的匮乏。     

论《维多利亚省官方阅读教材》与儿童时代的塑造

本文对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于19世纪上半叶发行的小学官方阅读教材的特点进行评析。认为这套阅读教材对于界定儿童对英国、阶级、语言、英雄主义以及丛林生活的态度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生成的身体与身体意象——影视传播中的虚拟人物

迄今为止人类传播界面中的身体可以分为三类:有机的身体、再现的身体和生成的身体。虚拟人物是数字技术催生的再生的身体。作为传播界面,再生的身体具有其独特的品质。身体意象在虚拟人物的设计与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虚拟人物传播的编码与解码过程中身体意象的渗透具有注定性,虚拟人物负载的身体意象具有综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