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斯蒂格勒与机器技术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机器论片段的再考察

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演绎了工业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机器技术、一般智力与固定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机器形态加速变革,分析马克思的机器观并找到未来发展路径是直面时代问题的重要任务。目前,在当代西方左翼对于“机器论片段”的大多分析中,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肯认机器与技术作为推动社会的力量,而个人的理论知识与行为能力却又在资本的控制下被进一步剥夺,最终形成了“系统性愚蠢”的表征,出现普遍意义上的“知识无产阶级化”。在本文看来,斯蒂格勒的机器技术观建立在马克思分析“资本”关系维度上,因此,分析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内涵的机器观是理解斯蒂格勒技术理念、理解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与技术、知识与解放关系的路径选择。     

人是如何变成机器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的生命政治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的批判揭示了资本对工人进行肉体规训的生命政治,展现了工人变成机器体系之"人手"的生存样态。以马克思的机器体系批判为切入点,以资本对工人的肉体规训为中介,我们可以描绘出从启蒙时代到后现代资本驯服工人的整个生命政治图景。启蒙时代的思想解放实质上是资本对工人的认知重构,以祛魅的方式确立工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使工人变成机器体系的"头脑"。后现代消费社会则是资本对工人的精神物化,以个性解放的名义掩盖全面监护的实质,使工人变成机器体系的"主体"。人变成了人格化的机器,不仅作为生产性的机器创造剩余价值,而且作为消费性的机器促进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从生产活动到消费活动,从物质活动到精神活动,工人的整个社会生活都处于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的全面监控之中。     

对抗与生存:机器资本主义应用的人学考量

机器作为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产物,本应成为改善和提升人生存状况的重要媒介,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人所特有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被剥夺。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利用机器谋取剩余价值,虽然客观上推动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但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彻底沦为机器的附庸,社会的生命根源受到严重威胁,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岌岌可危。从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不断丧失,机器的普遍应用更是降低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从"人"向"工人"转化的可能性,加重了劳动过程剥削的现实性,但同时也加快了工人阶级革命意识觉醒的必然性,为促进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实现人的解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资本论》关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机器和大工业”中较集中地阐述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思想,揭示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这一本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进而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社会矛盾。这一思想区分了机器与机器的应用,将机器的应用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加以考察,批判了资产阶级虚假的道德原则。因此,科学认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进步,必须要区分科技进步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应用的不同,认清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应用受到资本操控的本质,它既不能给人类带来普遍的福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护身符”。     

资本：权力的量化与累积

在当下历史境遇中展开马克思关于资本权力的批判性研究,为我们揭示了马克思思想的独特理论品质,那就是“深入到社会历史现实中去”。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具有权力自主性,展现为自我生成和动态持存的系统化社会体系。具体而言,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权力架构,资本以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的方式与传统社会权力形式发生断裂,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特殊性构成了资本统治的特殊性。以抽象劳动为基石,价值形式作为纯粹的形式规定抽象于具体时间和具体情境,其实质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对现实的抽象性表达,以遮蔽资本权力的具体运作机制。就此而言,资本积累的实质不在于生产资料等物质要素的量性累积,而在于社会权力的重组和扩展。     

机器集置、劳动规训与自由图景：《资本论》机器思想研究的新维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工具向机器的转化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的标志,发达的“机器集置”推动了机器大工业的繁荣,形塑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独特性。机器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本是降低必要劳动时间、延长自由时间的根本手段,然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机器拥有了主人的权力,劳动者降格为机器的奴隶和附庸,适应机器的运转节奏并接受各种形式的规训,机器实现了自身统治的“永久化”。立足《资本论》的整体逻辑,机器主体性和劳动者附属性地位的确立是“机器异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创造发达生产力通向自由王国的“必经之点”,一旦消灭机器应用的社会形式,就能够消解机器的规训权力,复归其本原性使用价值,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科学审视马克思的机器思想,对激活马克思机器思想的时代生命力、正确处理人工智能时代人与机器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     

论《资本论》的劳动主体性问题——基于日本宇野学派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劳动是否具有主体性的争论。日本的宇野学派认为，在《资本论》的理论中劳动是不具备主体性的，它只能被纳入资本的价值形成增值过程这个资本逻辑中来理解。因此，在宇野弘藏的原理论体系中，劳动过程被放在生产论的开端而不是全体系的开端来加以论述。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劳动被理解为一个作为“无”的东西，而《资本论》中的范畴体系被理解为“有”的体系，劳动作为“无”的过程必须通过这个“有”的体系来把握。劳动价值论也必须放弃从人对自然的一般关系意义上的投入劳动来论述，而要纳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过程中来论述。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环节在于改变劳动力的商品化。这一点不能寄托于劳动的主体性，而必须寄托于一个外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他者”。     

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

剩余价值作为经济范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是反映资本与劳动相交换的经济关系,它是由资本主义历史过渡性质决定的。因此,剩余资本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剩余价值本身是资本关系下“物化的剩余劳动”,或“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也是劳动力创造的总价值中超过予付资本或成本价格的余额,是“没有支付过代价的价值”,或者说是“产品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     

时间剥削与情绪剥削——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分析

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式,平台资本主义利用数据生产资料进行资本增殖,数据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过程的核心。资本的平台化,使生产主体逐渐完全依赖平台生产,同时依赖平台生活,从而造成主体生产劳动与日常生活的相互交织。平台的资本化,一方面使生产劳动突破了固有的时间结构,造成资本对主体闲暇时间的剥削,无酬的数据生产劳动充斥主体的日常生活全过程;另一方面,在产业转型与行业竞争的双重作用下,平台资本主义加速了新的生产劳动形式生成,主体为维护在平台中的声誉,必须被迫从事“情绪劳动”,接受资本的情绪剥削,并逐渐成为“情绪怪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平台的开放性与“自由”性并未改变其服务于资本剥削的本性,反而使这种剥削愈发强烈。在资本的宰制下,平台成为资本控制、监视、剥削主体的新手段。     

共享经济的本质、资本逻辑与未来演进

本文将共享经济的典型模式定义为：以Uber和Airbnb为代表的企业通过在线平台不再需要购买固定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重新将个人生存资料商品化而盈利。这种模式起源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资本和劳动力过剩危机,因此,其本质仍然是以货币计算的商品和服务交换体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享”。为缓解这两重过剩危机,资本主义通过创造新的劳动形式、扩展工作的时间和空间以及不断加剧工人异化等方式试图将剩余价值过程延伸至社会生活的新领域。共享经济内嵌着原始积累的形式,成为资本进一步攫取剩余价值的新空间。     

资本的伪生产性与生产性的劳动——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研究

生产领域中发生的资本的生产性是一种颠倒性的假象,这种假象不仅来自作为资本具有的劳动资料的“自我增殖”,而且更深地来自它作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的吸收和占有者。在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条件下和机器化生产过程中,都会出现劳动工艺结合关系和看管机器之间的结合力量,以及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运用。这些看起来与劳动者个体无关的社会劳动的一般形式都变成了资本关系支配下的生产力,这使资本仿佛具有了离开工人劳动的某种神秘的生产性。生产性劳动,是一种特设关系场境,它是指劳动成为资本增殖且再生产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质性。     

社会主义条件下采用新机器的经济界限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采用新机器是有经济界限的。“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机器”。如果超过这个限度,资本家使用新机器就不合算,即使发明了效率更高的机器,也会被弃置不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使用新机器是否也有经济界限呢?在经济学界认识尚不一致。长期以来,许多同志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使用新机器没有经济界限。只要能多出产品,代替手工操作,减轻劳动强度,就可以使用新机器。这种观点,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资本剥削的经济—伦理体系及其终结的命运——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伦理观

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形式隐蔽着一种针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伦理观上的颠覆、批判和革命.马克思伦理观基于“劳动的立场”而非“资本的立场”,这一立场既呈现在青年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人类学理解中,亦隐含在《资本论》关于劳动概念的经济学理解中.《资本论》是马克思“劳动的立场”的最终确立,且通过“劳动的立场”而非“资本的立场”看待、剖析和批判那种建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资本剥削的经济一伦理体系.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体系的结构性的不正义,马克思宣告了“资本剥削的经济一伦理体系”必然终结的命运.     

劳动本位视域中的文化异化及其作用机制

文化是人的本质在精神层面的确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文化的价值内核和目的所在。大众是文化生成和消费的主体性力量,文化最终应以一种大众化的形态而生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逻辑取代了文化产品应有的审美逻辑,文化生产的目的被异化,文化产品的艺术价值不得不服务和服从于资本的增殖。在总体工人的格局下,作为个体的工人成了总体生产过程一个可以被任意替换的部件,在其身体里蕴藏的“人的自然力”被非常片面地发展着、使用着,劳动失去了创造性。社会的蚂蚁化、个体的工蚁化,带来大众文化的“蚁众”异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文化是为资本更好地麻痹工人、消解其反抗意识而服务的,是通过文化传播为资本服务的意识形态。文化异化的深层动因是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悖论。资本的增殖离不开生产能力的扩张,而人是生产的主体,人内在的劳动潜能开发的程度直接关切着资本增殖的实现程度。资本驱动下的劳动异化将劳动与人的精神世界分离开来,人类的劳动行为本身失去了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类的劳动成果也不再是为人的,而是作为外在于人的异己性的力量与人对立。当下人们文化需求的急剧扩张需要我们在文化生产领域发挥资本的工具性逻辑去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文化生产...     

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透视

“劳动价值论”当代价值的重新激活,需要建立在对以数字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观照之上。 “活劳动”作为剩余价值唯一来源这一论断,正在面对着以“无人工厂”为代表的新的生产方式的挑战;以数字劳动为代表的劳动新形式也使得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程度进一步加深。面对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劳动产品形态、劳动过程的控制、劳动者自身等正在发生的变化,仍需要回到价值生产领域之中,立足于资本主义劳动和资本的结构性矛盾,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和方法,把握数字技术与社会现实生产方式的复杂关系,从而深刻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与特征。     

数据商品的生成逻辑与资本化过程探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数据作为信息的数字化形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独立的生产要素。数据具有五种存在形态,作为要素形态存在的数据是数字劳动的对象化产物。当数据要素作为商品,其生产过程的起点是数字技术及数字化生产资料,数字劳动的具体劳动过程以数据挖掘和算法算力迭代升级为核心,内嵌于开放协同、动态优化的生产网络组织之中。数据商品具有商品的二因素特征。数据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生态圈数字化变革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数据商品的“价值”由抽象劳动所决定,但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数据商品的资本主义应用即数据的资本化过程。从“劳资关系”来看,数据资本从时空两个维度强化了数字化剥削,开放式生产网络修复劳动力市场的横向分割,智能机器体系以弹性工时取代固定工时。从“资资关系”来看,数据要素的垄断性占有、集中式生产网络与数据驱动市场的形成导致资本的无序扩张,必然会阻碍社会分工的有序演化和经济效率的有效提升。加强对数据资本的引导、规范与治理,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出“中国特色”的应有之义。     

科学技术优先发展的规律和自身发展的规律

我认为,要把科学技术优先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当作经济规律来探讨,也就是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这两个规律。(一)科学是人类精神的产物。科学并入生产过程意味着科学在工艺上(或者说在技术上)的应用。这种应用会物化为具有指定性能的生产资料。按照指定性能设计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其中的现代机器设备(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为固定资本)本质上是人类智力的物化,是以劳动社会化为条件的科学技术的物化,因而也是人类劳动器官的延长、扩张和升化。马克思说,任何机器都“是由人类的手所创造的人类头脑底器官;都是物化的智力”。又说:“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     

固定资本视域下的技术性失业：历史回顾与当代审视

固定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存在方式经历了生产资料、自动化的机器体系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逻辑进阶。伴随固定资本形态的革新及其规模的扩大,技术性失业以不同于以往的当代图式卷土重来,久有争持的“人机论战”重新占据理论高地。尽管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替代效应与就业吸纳效应在短期内难以一概而论,但由技术性失业本身引致的“富裕中的贫困”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息息相关。消解技术性失业的弊病既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放任主义成见,亦不能依循“丰饶经济学”的乌托邦主义神话,理应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与规制下,稳步实现就业扩容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科学地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研究——兼评用“要素价值论”来深化劳动价值论

“要素价值论”主张资本、土地等都是价值的源泉 ,这与事实不符 ,也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违背 ;西方庸俗经济学提出“要素价值论” ,是为了用它来否认资本主义的剥削。因而 ,不能用“要素价值论”来深化劳动价值论。深化劳动价值论必须坚持马克思的价值一元论 ;必须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正确认识 ,从而科学评价科技劳动、管理劳动和服务劳动及其创造价值问题 ;必须坚持理论的科学性与政策的功利性的统一。     

资本的权力与主体性的消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个政治问题

对资本权力的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资本是一种规训劳动者主体性的力量,其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将劳动主体重塑为“经济上有用且政治上无害”的柔顺个体,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人力资源基础.这一规训机制具体实现为资本规训权力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同构.在时间维度,这一同构表现为资本权力对时间的侵蚀,以“工作日”“时间表”的形式占据人的生命活动,使时间成为吸纳和榨取人类精神劳动的媒介;在空间维度,这一同构表现为资本权力与空间的糅合,资本将触角从以工厂为代表的封闭空间扩展到以城市为代表的开放空间,以隐秘的剥削性开启了从肉体规训到精神物化的范式转换.资本与时间、空间的同构,使资本对人的规训发展为一种政治权力,结果使劳动主体丧失了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最后以产业后备军的形式成为资本权力宰制下的“赤裸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