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中的蒋介石”学术研讨会综述

蒋介石研究和日记资料的运用是近年民国史学界的两大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和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的“日记中的蒋介石”学术研讨会,正好将这两个热点予以结合:从蒋介石看人、看事转变为他人如何看蒋介石、如何看民国史事;以不同日记为资料来源,针对某一问题展开比对研究;日记与档案等多种资料的互补运用.会议不仅讨论了蒋介石及民国时期的重大史事,同时从史学方法的层面深入探讨了日记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这些年来日记使用的一次检验与总结.     

《朱自清全集》日记卷翻译疏误考校

朱自清一生留下大量的日记。这些日记翔实记录了朱自清一生行迹,是研究朱自清及相关历史的重要文献。日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英文或日文写的。所有这些日记,收入《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成为《全集》的第九、十两卷。外文书写部分,收入的是整理者请人译出的中文,其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主要集中在人名、书名等专有名词上。这些误译导致的史实出入,降低了这部日记的文献价值。本文指出了日记中的若干失误,并一一分析考校,力图还原事实原貌,供征引这部文献的学者参考,并为《日记》的重新整理贡献一点意见。     

魅力与缺憾——《约翰·伊夫林日记》刍论

《约翰.伊夫林日记》是英国日记中一部巨著。作者观察细腻,叙事生动,纪事富于魅力。日记记载了当时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但其缺乏日记文类所特有的私密性与即时性特点,读者从中所看到的威严、虔诚的伊夫林形象是作者刻意塑造出的自我形象,因而这部日记实际上更接近于回忆录。     

论《热河日记》中的中国文献与朴趾源的学术立场

朝鲜实学思想家朴趾源创作的《热河日记》堪称"燕行录"文学的压卷之作,其体例构成可分为日记和杂录两部分,结构合理,重点突出,文体多样。《热河日记》中出现了大量的中国文献,朴趾源对中国文献的关注和甄选突出了其反理学立场,凭借深厚的汉学修养和对中国当时学术成就的全面了解,朴趾源辨伪勘误、驰辨逞才,并有意识地关注了与朝鲜有关的文献,彰显其民族情怀。     

《张诚日记》与《徐日升日记》之比较

《张诚日记》与《徐日升日记》之比较苏全有，刘永红《张诚日记》发表于１８世纪上半叶，１７３５年出版的迪·荷尔蒙编著的《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全文予以刊登。至于《徐日升日记》，近三百年来一直搁置在耶稣会档案馆里，只是...     

文学、历史与人类学的跨界表述——潘英海教授访谈录

2012年6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在重庆召开,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潘英海教授应邀出席并作了有关台湾原住民民族习俗的主题发言,同时接受了与大会主题相关的专题访谈.访谈中,潘教授结合《东番记》《金枝》和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等文献,谈论了他对文学、历史和人类学三者关系的见解.     

胡佛研究所藏近代中国档案文献及其研究价值

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有包括蒋宋孔陈等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日记和档案、多位国民政府财经外交要员的私人存档,还包括大量与近代中国密切相关的来华外籍人士文件。这些特殊的史料有助于拓宽中华民国史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史的研究领域并深化研究层次,有助于对这段历史做出多面向、多层次阐释。该所目前正在推动中国国民党文献整理项目,也值得学界关注。     

从翁心存、翁同龢日记的对读探究日记文献的特质

就反映客观真实而言,文献本身有其局限性,傅斯年、陈寅恪两位学者曾指出文献的相对价值,并强调不同性质文献对勘的必要性。本文循此思路,探究相同性质文献对读的重要性,选择翁心存、翁同龢父子1860-1862年在北京的日记作为分析的文本,以翁氏父子关于北京沙尘天的记载为切入点,更正以前关于清代北京年均沙尘天数10.4天的研究结果,得出年均沙尘天数为21.9天的新结论,并由此探究包括日记文献在内的诸多文献的特质。每种文献有其表达意图、选材策略、叙述偏向,还有独自的叙写法则;这些法则对文本的信息和文字风格有内在的规定。每一文献的特质,是在与其他类型文献的比较中显现出来,孤立使用一种类型文献,有较大的风险。     

章学诚史学思想中的历史事实问题

采用文献分析和理解综合的方法探讨章学诚对历史事实问题的看法,结论认为:史学家研究历史事实的基础是历史资料,历史资料在使用前必须经过考证以确保其真实性,与历史问题相关联的真实的历史资料形成历史证据,历史学家以历史证据为基点进行推论建立起历史事实.     

河南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大型综合型戏剧文献《樊粹庭文集》

<正>大型综合型戏剧文献《樊粹庭文集》凝聚着樊粹庭先生毕生的心血和智慧,标志着豫剧现代化进程的光辉业绩。这部文集汇集了樊粹庭先生创作和改编的50余部戏剧文本,辑录了樊粹庭先生40年艺术生涯的自传、日记、导演手记、论文、随笔、剧评、书信、杂著和各个历史阶段见诸各地报刊     

从稿本到刻本:《抑斋日记》版本衍变考察

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有清人武谦《抑斋日记》稿本一部二十四册、抄本一部一册、刻本一部一册，清晰显示了该日记从稿本到刻本的衍变。将三种形态的日记文本进行比对，发现在版本转化过程中，稿本中特有的文献因素和部分有价值的史料内容被剥落，文献的体例由以“时间”为纲转化成以“类目”为纲，而抄本中的批注、浮笺、圈点等，则具体揭示了这一转化过程。借此样本，可以一窥文献形制在转化过程中的沿承和变化。     

有知情者,请提供线索——出版人说

我最终选择了208幅照片中的140幅编入《获岛静夫日记》,这些照片与当时叙述的文字对照,正好构成了当时的历史真相。今天,关于战争的记忆保存与解读,与影像有着密切关系,荻岛静夫给我们提供了承载着历史与记忆的鲜活的“老照片”。今年5月,樊建川透露:他收集到一套完整的日军日记并配有照片。而这套日记从     

关于袁昶的几个问题

在对袁昶存留文献系统掌握的基础上,解决四个袁昶研究中的问题。一是袁昶的字号与室名。袁昶的一生字号与室名很多,以字号室名寄意,表现其宗奉道家与佛家的思想特点;二是袁昶诗集的名称、编排与品评。袁昶从光绪初就开始编辑自己的诗文集,他一边创作,增加体量;一边听取同道文友对自己诗文的品评建议,修改诗作,在诗学上获得提升,调整编排体例,光绪十五年开始刊刻,十六年年初有了第一个版本。广泛吸取文友们的意见,同年又有了第二版本。此后仍然在修正,光绪二十年又产生了第三个版本。诗集的名称最初命名为《骈枝集》,最后定稿为《渐西村人初集》与《安般簃集》。三是概述袁昶的日记。袁昶日记历时近三十年,篇幅较大,是庚子乱后由其后人抄录而成的,也有他人录出的片段,由于辨识上有一定难度,从未刊行。笔者在标校其全部日记的基础上梳理其版本源流、体例与内容。四是从其日记中辑出集外佚诗。     

地方文献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前景

地方文献是知识的物化 ,是人类思想与智慧的结晶 ,也是人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相互交流的重要工具。本文试图从以下几方面阐述地方文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前景。一、地方文献的含义所谓地方文献 ,是指有关一个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自然资源、科学技术、文教卫生等各种资料。换句话说地方文献是文献内容主题涉及某一地区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的一种信息资料。它与地方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各地区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各地区党政领导部门所采取的各种对策无不受本地区历史、民族、政治、经济、文化…     

河南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大型综合型戏剧文献《樊粹庭文集》

<正>大型综合型戏剧文献《樊粹庭文集》凝聚着樊粹庭先生毕生的心血和智慧,标志着豫剧现代化进程的光辉业绩。这部文集汇集了樊粹庭先生创作和改编的50余部戏剧文本,辑录了樊粹庭先生40年艺术生涯的自传、日记、导演手记、论文、随笔、剧评、书信、杂著和各个历史阶段见诸各地报刊     

中国运河文献资料的分类整理

中国运河历史文献资料十分丰富,现存与运河相关的专门著作有上百种之多,史书、方志、政书、类书、档案、笔记、文集、小说、民间文献、外国文献中,也存有大量的运河及区域文化资料.认真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些资料,对运河学术研究及其运河历史现实作用的认知均具有重大意义.     

试论广东的“主僮”

广东“主僮”是研究广东壮族历史压族源的关键。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和社会调查资料,运用历史学和民族学相结合的方法,首次系统予以论述。文章提出广东“主僮”分布于德庆、封开、怀集和连山一带,由粤地土著古越族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而成,文献记载中的僮多与他们有关,明弘治时,他们开始进入国家编户,至清初已大部分融合于汉族。“标话”集团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主僮”的史影。     

袁昶日记中有关刘熙载的文献

袁昶是刘熙载的学生,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虽是读书日记,但其中也记载了刘熙载及其读书治学相关的一些内容,尤其是记载了刘熙载的一些行迹和逸事,以及文学和书法方面的内容。《毗邪台山散人日记》鲜为人知,其记载有关刘熙载的文献极富价值。     

肃慎和西团山文化

肃慎是古代文献记载的居住在东北地区的远古的种族,是满族的祖先。研究满族历史及远古时代的东北和中原的关系,都必须从研究肃慎开始。自一九四八年以来,考古工作者曾系统地多次在吉林市近郊各地发掘原始社会时期的文化遗存,提供了大量的出土文物。虽然尚有许多重要的遗迹发掘没有发表学术报告,甚至未发简报,但现已发表的资料,对认识这里的原始社会历史面貌,是提供了一定的科学根据的。将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互相参证,进行综合研究,可以知道文献     

历史不能臆说——也谈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

鲁迅与周作人两人之间的兄弟“失和”,是学界一直都在探讨的一宗公案。许多研究者出于维护鲁迅崇高的社会声誉,完全按照许广平或周海婴的一面之词,把责任全都推给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进而彻底遮蔽了该事件发生的历史真相。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界目前所持有的见解或观点,几乎都属于主观臆说,根本就站不住脚。从《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比照来看,这桩遭到兄弟二人误解的家庭矛盾,其实与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人格,都没有太大的关联性或因果关系。因此走出“偷窥”隐私的学界偏见,回归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用历史事实说话而不是去捕风捉影,才是鲁迅研究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