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道”“吏道”的聚散分合——法律史视域中“官吏分途”的知识谱系与当代反思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儒法两家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化官僚及其成立条件的理论体系,儒家"士道"期待帝国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秦代以法治国,"吏道"独尊,汉代"独尊儒术"而"霸王道杂之","士道"与"吏道"并用,相互融合更相互冲突。"士道""吏道"之间的深刻矛盾加大了融合的难度,东汉中期之后儒学士林与士族的强大推动"士道""吏道"走向分离。"士道""吏道"的分离开启了中国古代"官吏分途"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儒吏分流的过程,是儒生官僚自利化、贵族化的过程。"官吏分途"最终造就了官吏两分、儒吏两分的官僚结构,使儒生官僚成为一个相对贵族化的特殊利益群体,对理性行政和国家治理产生消极影响。     

秦简《为吏之道》的思想史意义——从其集锦特色谈起

本文通过对《为吏之道》与相关先秦文献的疏证,否定了前人关于其思想主体的法家说、儒家说和道家说,认为它杂取先秦各种思想于一体,具有集锦特色。作者认为,这一特色使得《为吏之道》具有以下的思想史意义:它体现了那一时期思想文化的融合趋势,从草根文化层面体现得如此集中明显,在此前的传世文献中尚未发现;这一特色也告诉我们:先秦诸子有着共同的思想、文化资源、相似的知识背景、话语平台和相近的问题意识;在法术家思想大行其道的秦代,《为吏之道》的思想基调与儒道思想更为接近,证明了儒道思想的生命力。考虑到这份材料只是针对基层官吏,故不能将《为吏之道》视为秦代思想世界的简单化约,专制者所奉行的还是法家思想;《为吏之道》更多技术层面上的守则,缺乏儒道创始人对于大道的关怀,这又是其思想史意义的局限性所在。     

论京房的受重用及其考功课吏法

汉代经学是儒家经学的确立阶段,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给儒学发展拓展了充分的空间。汉元帝时,重用经学之士,注重人才的德行道艺和学术水平,使大批儒生涌入政界,京房就是这样背景下,加上长于占卦,受到元帝的赏识,进而受到重用。这时,京房提出了考功课吏法,该办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初朱元璋力行廉政的原因探析

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苦难的生活经历使得朱元璋痛恨贪官污吏.元末纲纪废弛、官吏腐败导致灭亡的教训,使朱元璋认识到要巩固新生的明朝政权就必须加强廉政建设.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也是朱元璋力行廉政、“重典治吏”的重要原因.     

秦朝"以吏为师"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以吏为师"是秦国暴政的手段之一,这种畸形教育制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尊奉法家反对儒家是导致"以吏为师"的根本原因,分封与郡县制之争导致了"焚书坑儒"与"以吏为师","坑儒"事故使"以吏为师"的畸形制度进一步巩固.究其实质,"以吏为师"在于加强思想控制."以吏为师"破坏了秦朝的文化教育,对先秦时期行之有效的"官"、"私"学之教育制度,也是一次致命的破坏.     

清代地方吏弊防治思想及其变化

近世以来,地方吏役不可避免地成为基层行政的主体,但其专权导致的社会不安在清代地方亦达于极致.有清一代知识分子和官僚精英从强化官长威权以弱化吏役擅权之可能、提高吏役自身素质以降低其弄权之可能和去例案太繁、省文法以改善官役之施政环境等三大方面阐述了他们的地方吏弊防治思想.这些观点和建议,有些在清代的社会发展中遭到淘汰,有些则成为清末官制改革的目标之一,但基本上均无法付诸实践,体现了时代的局限.     

论私德

众所周知，社会公德对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来说，是不可须臾或缺的，人们对其给予关注和重视，亦是十分自然的。可是，当人们在关注社会公德之时却往往忽略乃至遗忘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个体私德的培养。本文就私德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关系作一简要论述。一、私德与公德是对立统一的，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在道德的范畴里，“公”“私”是相对而言，对立统一的，私德也是相对于公德而言的。正如一枚硬币总有其正反两面一样，没有私德，就无所谓公德，反之亦然。那么，私德指的是什么呢？通常人们把热爱祖国、廉洁奉公、见义勇为、大公无私…     

秦“法治”的理论困境透析——以睡虎地秦简《语书》、《为吏之道》为中心

本论以对秦简《为吏之道》中对吏品行、才干和政治态度三方面要求的分析入手,结合秦政"以吏为师"的制度,指出其对"吏"的要求,反映出秦国通过一准于法和"以吏为师"实现其"法治"的政治思路。进而,从理论上剖析了秦国"法治"的面貌及其思想进路,说明了通过"律制"对礼、俗、法等不同层次规范的整合,秦尝试订立一套划一的社会评价机制和社会秩序样板,并通过作为其政治终端的"吏"的塑造,完成其政治构想在民间的落实。最后,通过对《语书》做个案研究式的分析,进一步阐明上述"法治"思路与法令繁密、吏治酷烈以及地方抵制强烈等不利局面之间的内在联系。     

论商鞅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的思想

商鞅认为,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原有的监察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和法律漏洞,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吏犯罪的问题。他强调“法”的规范性、公正性、公开性和平等性,提出重刑治理官吏犯罪,采取整饬官僚体制,建立新的检举、揭发机制,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强化官吏的办事效率等措施。经过商鞅的治理,秦国“百吏肃然”,但是,他的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缺失。     

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御史是中国古代社会监察制度的主体,也是中央集权兴衰的一个缩影。一个绕有兴趣的现象是,唐代御史在官僚制与社会舆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形象。在官僚制中,御史始终处于“清官”和清望官”序列,而且后期御史大夫与中丞的官阶较之前期还有所提高。但是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来看,前期称之为“法官”的御史,后期则被称为“法吏”;前期“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而后期出使在外的御史却常常受到来自各方的漫骂乃至殴打。文献中关于御史的这两种不同的记载并无抵牾之处。一方面反映出唐代中央力图从官僚制上提高御史的地位,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无力改变中晚唐时期出现的“轻法学,贱法吏”现状。在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下,唐后期的御史构成、秉公执法观念以及社会地位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明显弱化的趋势。     

左宗棠吏治思想述论

左宗棠吏治思想述论孙占元吏治，指官吏治事的方法和成绩。晚清著名政治家左宗棠讲求吏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是对吏治务求予以整饬，并通过“察吏”来革庸奖循；二是主张以“训吏”和“恤吏”来提倡为官之道。－、整饬吏事与“察吏”吏治的好坏，关系到统治机制能否正常运...     

唐代官刑论

中国自古以来的“鞭作官刑”的古训,一直是封建时代惩艾官吏失职违法的不易警言。自东汉诸帝杖罚郎官、九卿之后,出自皇帝特旨的鞭杖朝士的事例,在历朝均屡见不鲜。与之相伴而行的各官署官长杖罚僚属的事情,也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在有的时候更给以特别的提倡。但随着对官吏杖笞之事的制度化,尤其笞杖刑在刑种上被纳入五刑之后,这种官刑似乎被泯灭了治官的纯粹性质,既难以与对百姓施用的笞杖刑相区别,又难以与对官吏适用的徒流刑划一条明显的界限。因此,对作为古代治官,治吏的一种重要手段的官刑,仍有分离出来进行专门研究的必要。本文仅就唐代施用于官吏的笞杖刑,作些探讨。     

唐代典吏考

"典吏"是唐代官府职员的类属称谓,学界以往倾向认为其并未有特定所指。新出《天圣令·杂令》有关"典吏"的规定提供了探讨这一问题新的切入点。唐代行用的"典吏"称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典吏"与"主典"、"典"等称谓意义一致,是对主要从事文书起草、文案检请等工作而有着各种名目的官府低级职员类属称谓。基层官府和新出使职官府相应职位以"典"命名,即"职典",是狭义的"典吏"。职典未有品阶,唐令以"其称‘典吏’者,‘杂任’亦是"对职典属性进行规范,确立了其在行政体制中与州县府、史、佐等杂任一致的职权与待遇。实际上,广义的"典吏"更为常见,成为文书运作高度程式化和官、吏分途日益明显时代背景的一项印记。     

试论咸同时期郭嵩焘的政治思想

郭嵩焘咸同时期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把官贪吏虐,政治黑暗看作是“致乱之源”,从而一方面极力主张“严以驭吏”,“肃清官吏之路”;另一方面也主张“宽以抚民”,反对严刑峻法．这些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郭氏后期思想的变化和发展,同时,对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法家取向如何进入汉末士人视野——以崔寔为个案

东汉时以儒学经术出身的士人，在取向上与法家的“文法吏”角色是处于对立状态的，而且这种对立很容易会造成他们认知上的紧张。但是，在崔寔身上，我们却没有看到这种对立所导致的认知紧张。崔寔个人对现实政治的理性认知及他出任郡守的切实的政治经验化解了这种一般意义上儒法的紧张冲突。     

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和燕齐方术

董仲舒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位对现实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而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接受，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一系列重大变化：儒家政治思想成为统治者的政治观念；儒家出身的文官成为不久前诞生的官僚集团的主体；先秦至汉初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分属儒、墨、道、法、名、杂等学派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阶层几乎全部“儒”化；儒家倡导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结果是古老的中国文明进入“儒家文明”时代。如果把“儒家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比较一下，我们…     

试论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内在结构

官文化、士文化和民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内在结构,在中国传统绘画、文学、音乐、建筑中得以外现。在审美文化层面上,绘画有“错采镂金”、“气韵生动”和“艳俗之丽”之分,文学有“道根文枝”、“得意忘言”和“俗而易晓”之分,音乐有“乐通伦理”、“声无哀乐”和“俗声俗韵”之分,建筑也有“皇家气派”、“造境天然”和“民俗风格”之分。在精神境界上,士文化所求的是“意境”的道禅至境,官文化所求的是“载道”的儒家之境,民文化所求的则是“从俗”的墨家体验。     

郑观应与清季“官督商办”

19世纪80—90年代，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全盛时期。也就在这个时候，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赞扬过“官督商办”，他说：“全恃官力，则巨资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贵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另外诛求；则上下相谁，二弊俱去”①。这似乎成为郑观应竭力主张在中国发展官督商办企业的依据。其实，作为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郑观应在这里主张的“官督商办”，与当时洋务派官僚所主张的“官督商办”并不是一回事，前者的主张只…     

试论中国古代监察官员的选任制度

古代中国的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国家行政系统实施必要的制衡和监控，在保证国家机器持续正常和有效运作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监察效果的好坏，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监察任务的监察官员。韩非就曾指出：“明主治吏不治民””，其意无非是通过“治吏”去更好地“治民”。而监察官员就是为实现“治吏”的目的而设置的，实际上是一种“治官之官”。他们肩负着“彰善津恶”、“激浊扬清”、“纠劾官邪”、“肃整朝纲”、“绳瓶纠谬”、“匡辅人君”、“封驳冷谏”以及“荐举贤良”、“矫平冤狱”等重任。这种职责，…     

论梁启超的理想人格：《新民说》重读

在“道德革命”的旗帜下,梁启超的《新民说》表达了“新民之道”的多项意谓。该书以明确的历史意识和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为前提,以建设“公德”为契机,以“利群”为道德之总纲来平衡公德与私德,目标是造就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应的“新民”。解读《新民说》,不宜纠缠于表述之欠周延甚或前后扞格,而可悬置系统哲学的框架,以观念史的方式钩玄提要。“新民”的历史形态是由“臣民”变为“国民”或“人民”,在道德界则应超出“私德”扩展“公德”。真正把握其“公德”观念,需要对“德”有逸出一般行为规范的界定,明确其包含“品性”“德行”和“行动”及其“力量”之复合意义;在此基础上会看清梁启超所谓“公德”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观念群,它们由五对相反相成的观念绾合而成,涉及到形上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诸学科,对它们作辩证综合方才能描绘出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型理想人格,汲取其对于我们今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