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负担综合治理的基本理路

学业负担是典型的多因单果问题,从其丰富的内涵及形成的机理看,应着眼于政府、社会和学校“三方协同”的综合治理。其中,政府的治理应凸显“政策高地”作用,承担规范治理导向和构建政策保障体系的责任;社会的治理应注重“舆论阵地”作用,承担健全舆论机制、营造良好舆论生态的责任;学校的治理应夯实“治理基地”作用,承担自主变革课程、教学和评价等以有效治理学业负担的责任。由此形成政府“法治”、社会“德治”和学校“自治”的“三方协同、三治联动”的义务教育学业负担综合治理体系,力争从根本上解决学业负担过重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研究——以北京市“接诉即办”为例

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社会权力的作用和影响日渐重要。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与党建引领、政府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的权力结构,彰显了多元化社会主体的权力与权利双重属性,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模式为这种权力互动结构提供了制度性范本。“接诉即办”社会权力谱系中的“乡贤库”、物管会、镇街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街巷长、“小巷管家”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研究社会权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社会权力的未来面向应当是制度优化、法治细化,从社会结构的最基础层面助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并逐步发育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     

地方政府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模式构建与政策建议

协同治理与社会冲突管理具有显著的契合性特征,但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导致“碎片化管理”,缺乏协同治理理念、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绩效评价考核机制,使传统社会冲突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冲突的复杂性、动态性特征。要突破传统社会冲突管理的困境,需要创新社会冲突管理模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一是树立协同治理理念,完善地方政府权责体系;二是建设“整体型政府”,有效整合公共资源;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四是健全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转型期新型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治理研究

新型群体性事件具有触发事件的偶然性、参与主体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事态发展的非线性、冲突的暴烈性和影响的危害性等特征。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行为和角色之间的行为互动是治理社会风险的重点。有效的治理机制是构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性治理架构。同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社会风险、公共危机和触发事件的治理。     

冲突理论视阈下的网络群体事件探析

网络群体事件从冲突的成因看，是冲突主体在社会进程中安全感的剥离，信任感的丧失和受挫感的增强使然。从冲突的类型看，主要存在现实性和非现实性冲突。从冲突的性质看，这种冲突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面。从；中突的应对看，第一，无论对于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7中突都应积极响应。第二，媒体应扩大正面舆论的宣传面，秉着客观、公平的理念进行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第三，政府应从韧性管治的角度，强调司法调解，并秉着公开透明、公正的原则处理冲突，以此重建信任关系。、     

和谐社会视野中德治对法治的“超越”——兼论社会治理范式的当代转型

德治对传统法治的“超越”,是在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型的全球大背景下,我国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这种“超越”,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在实践中的尝试,它以和谐社会理念为现实基础,以人的道德存在为其存在论依据。作为一次现实行动,这种社会治理范式的转型,需要以德治建设为逻辑起点,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社会德治模式的基础上,在德法辩证统一的层面上实现德治对法治的当代“超越”。     

市域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法治是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内涵和依托。依法治市是市域社会治理题中应有之意,以此为切入点,阐述市域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的重要意义,从加强立法建设、行政执法、司法保障、法治监督、法治服务和法治宣传方面提出完善市域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的路径。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转型期群体性事件中“谈判者缺席”问题的社会结构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群体性事件愈来愈呈现出突发性、暴烈性、难以控制、难以协商等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群体性事件中“谈判者缺席”问题有关。“谈判者缺席”问题直接反映的是群体性事件的无组织化状态,而其深层社会结构根源在于转型期“社会中间组织的缺失”,这导致社会缺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载体,国家与民众之间缺失缓冲地带。当矛盾出现时,国家与民众直接互动,使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冲突以突发的、对抗的、难以协商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培育社会中间组织是应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社会治理方式。     

当代中国的法律意识变迁（专题讨论）：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四化融合”治理体系的创新路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四化融合”的政策实践方向,有利于破解当前社会治理体系治理取向滞后、治理效能弱化,政社共治孱弱、多元主体缺失,社会转型加剧、治理需求凸显,新旧转换冲突、治理体系不善等诸多困境和挑战。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应构建以“四化融合”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四化融合”彰显的四者之间的关系是以社会化为基础、以法治化为原则、以智能化为支撑和以专业化为保障,“四化融合”是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社会治理中的区域法治——以“余庆经验”为例

"余庆经验"就是基层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一个新范本,是西部欠发达地方社会治理的成功案例。法治是社会治理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社会治理创新必须限定在法治的框架内并需要法治的保障。社会治理中的法治最好通过区域法治理论来理解。区域法治更多地利用"地方性知识",突破传统上以法院为中心的研究。区域法治建设有着多元维度。从治理过程的角度来看,法治体现在社会治理机制展开的全过程;从知识系统的角度来看,法治还包括了调解、习惯法等知识系统。     

社会治理视域下大庆市法治文化建设探析

以社会治理视域下大庆市法治文化建设为探究对象,在对法治文化建设内涵、社会治理内涵梳理辨析的基础上,分析社会治理视域下法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从社会治理的视域出发,结合大庆市法治文化建设工作实际,提出社会治理视域下大庆市法治文化建设的新构念、新思路,阐述社会治理视域下大庆市法治文化建设多维一体的构建策略与实施策略,旨在为社会治理视域下大庆市法治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策略依据。     

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论表达边界与生态治理

在日益频发的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论既体现出其对民主和法治社会的重要推动价值,也带来诸如"网络暴力"等表达越界的困扰,也即司法冲突和道德恐慌等问题。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论表达的生态均衡与治理应着重以下方面:培养公民意识建设成熟"网络公民";建立高效信息发布平台与透明机制,强化自我生态净化能力;推动网络舆论的司法辅助和法治生态建设;强化网络舆论的媒体职业素养与生态自律;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引导与规范。     

多元协同治理的逻辑起点、必然与架构——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是由未知因素叠加引发的跨域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多元共治的治理思路。新冠肺炎疫情必须采用多元共治的逻辑机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的逻辑架构,树立多元协同的治理理念,提升多元协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强化舆情监测过程中多元主体的有序合作,健全法制体系以确保多元主体协同的运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要求,从而推动新时代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思路的转向

当前转型时期,我国各种社会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关系紧张,为从根本上缓解社会矛盾冲突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消除潜在的矛盾激化因素,有必要对我国社会矛盾化解的思路的转向进行研究探索.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思路从整体上可以归结为从“管理”思路转向“治理”思路.通过对比分析传统管理思路与新的治理思路的差异,确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改革的目标定位,以提高整个社会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能力,由此实现利益关系趋于均衡的社会.     

论我国制度化社会治理方式的实现

制度化社会治理方式指的是通过制度化的规范约束权力行使的范围和程序,并对社会利益进行明确的、可预知的和被接受的分配和调整。在我国构建制度化的社会治理方式既符合经过论证的实质价值,也在实践中获得了经验事实上的一致同意。在建构这种社会治理方式的过程中出现了法律与政策博弈和冲突的问题、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争论的问题,法律始终应当是制度化社会治理方式的核心内容,但其他的制度化规范和准则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法律应当与政策通过良性互动进行衔接。在此前提下,实质法治所追求的价值判断又对制度化方式形成了冲击,应当在坚持形式法治的基础上适度接受规范以外的其他标准对制度化方式的评价和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我国社会治理的制度化。     

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德维度

切实发挥道德的作用、实现社会治理的道德在场,是新时代推进“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党委领导中,道德在场体现为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的道德赋能;在政府负责中,道德在场体现为政府应承担起制度安排、治理决策和治理行为的道德责任;在社会协同中,道德在场要求发挥社会组织公益性、志愿性、非营利性的道德属性,让道德要求贯彻管理服务、组织动员、助力公益、脱贫攻坚、民主协商、涵养风尚、保护环境、绿色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和各方面;在公众参与中,道德在场要求切实提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道德认知、道德选择与道德践行;在法治保障中,道德在场要求实现德治与法治内容上的相互衔接、功能上的相互协调、实施上的相互促进;在科技支撑中,克服技术治理的价值中立及工具理性倾向,必须实现道德的介入。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可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提供方法论指导,厘清“枫桥经验”在产生、发展、创新过程中的历史逻辑,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脉络。纵观“枫桥经验”6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守正和实践上的创新。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以大抓基层为鲜明导向,以法治思维为工作方法,以建设平安法治社会为目标追求,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