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冲突正功能”观点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以广东陆丰乌坎事件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深刻变革既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动力和活力,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和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常态。解决好群体性事件,把社会冲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成为了当前的一个重大主题。政府应借鉴现代社会冲突理论及其"社会冲突正功能"观点,结合我国实际,找到缓解社会冲突的对策,进而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广东陆丰乌坎事件是一个好案例,值得分析。     

西部地区社会冲突事件报道问题及应对策略——以贵州、云南、甘肃三起冲突事件为例

中国西部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三农"问题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因过度开发资源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等,使得这一地区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社会冲突呈高发态势。从新闻文本的框架分析入手,考察《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两家面向全国的报纸,《贵州日报》《云南日报》《甘肃日报》三家地方省级党报,《春城晚报》《兰州晨报》《贵州都市报》三家地方都市类报纸,从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的视角进行分析,从中探讨西部欠发达地区党委、政府在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过程中如何与传媒形成良性互动,以及传媒如何发挥好社会体制性利益表达管道中的作用,并就此提出了应对策略。     

社区冲突与社会行动模式——以X社区教师与学校的冲突为例

由于基本生存权利——住房权利的被剥夺引发了社区冲突,而在社区冲突中由于专业社区工作者的介入,使得教师们运用了专业的社会行动模式有组织地进行了序列行动,以理性方式维护了自己的权利,争取了最佳途径的解决。     

传统社会的暴力规训与秩序维系——对一个中部县域的循证分析

暴力的规训和秩序的维系是国家和地方治理面临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所有的社会都要面对暴力并设法抑制暴力、维护秩序,但不同的社会所采取的方法不尽相同。通过对中国帝制时期湖北麻城地区暴力规训和秩序维系历史实践的循证分析和回归考察,可以发现：在传统社会,地方治理存在着国家权力构建和维持的地方吏治秩序、地方乡绅主导和维系的社会自治秩序、山寨武装构建的地方自保秩序、反叛组织构建的地方割据秩序,形成了王权主导的多元主体和力量构成的常态和非常态的复杂化治理结构。同时,历代王朝和地方都采取了诸多的方式、方法和策略来规训暴力和维护秩序,形成了多元化治理措施,主要包括组织与制度的控制、暴力的威慑与镇压、身份特权与激励引导、社会精英吸纳与规训、礼法和教育的训导、社会自治与以民治民等等。对一个中部县域的个案研究,可以揭示中国帝制时期传统社会地方暴力规训和秩序维系的复杂机制和运行逻辑。     

社会治理视域下基层维稳工作创新研究——以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为个案

社会治理既顺应了全球治理结构变迁的总体趋势,也为我国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减少基层不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思路.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便是在社会治理视域下对基层维稳工作创新的有益探索.新时期基层维稳工作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是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创新动力;由科层式到网络式的治理结构转型,由各自为战到多元互动的运行机制转变,由分散规制到系统构建的制度安排,是这一创新实践的经验所在.同时,也必须看到,如何保证基层维稳工作中人力、物力、财力的供给和配置,如何进一步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自主性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社会治理工具的分类与型构——基于社会治理靶向和行动逻辑的分析

社会治理工具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决定着社会治理的行动模式。社会治理工具的分类与型构是社会治理工具研究的切入点和关键点。社会治理工具可分为规制型工具、激励型工具、参与型工具和文化信息型工具四大类,每一大类工具又包含若干子工具。社会治理工具分类的型构是指在社会治理工具分类的基础上,以社会治理的"公益、维权"和"公害、维稳"为治理靶向,以四大类治理工具为驱动因素,构建政府、社会与市场三大主体间的互动关系。     

从阶级冲突到社会冲突——马克思与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比较

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对辩证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达伦多夫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达伦多夫处在自由主义立场,在冲突的形式与根源、冲突的功能、冲突的调节与化解诸方面都与马克思存在着较大差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思想的同时,也可以借鉴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解释和解决当今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如环保组织的斗争、为儿童争取权益的活动、动物保护组织的活动之类所引起的社会冲突。     

边界与冲突——以S县某群体性冲突事件为个案

群体性冲突事件是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本文试图以变动发展着的边界为理论视角,通过对一个冲突案例的解剖,分析其间多元利益群体冲突存在的分歧及引起冲突的利益、权力和权利等构成要素,探究社会冲突发生的领域,力图解释社会冲突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进一步认识构建和谐秩序的微观社会基础。     

科层制逻辑与政党适应性:农村基层党组织行动逻辑的组织机制分析

科层制逻辑与社会治理逻辑是左右农村基层党组织行动的两种关键行动思维。在理想情景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来满足科层制与乡村社会的双重期待,然而在现实的党建创新实践中,农村党组织往往更倚重于科层制逻辑,具体表现为:单向度的服务供给与多样化的需求之间存在冲突、压力型体制下信息共享不畅导致的监督失效及不信任问题、党组织与农民组织互动不足。农村基层党组织对科层制逻辑的过分倚重既有对传统科层制惯性的路径依赖,也受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不仅造成党组织上下级、党组织与社会信息不对称,以及党组织行动目标偏离,而且也会造成公众失语,参与不足。未来,提升农村党组织的适应性既需要重新定位基层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而且要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本身的功能与角色进行重构。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与治理--以社会情绪表达为分析视角

针对促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消极社会情绪如相对剥夺感、社会不公感、尊重缺失感、道德焦虑感等,需要通过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正、强化政治参与、合理引导舆论、完善法制建设等途径加以化解、疏导,引导、规范民众的网络表达,从而遏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达到从源头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目的。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利益分析与人性化制度回应——终止城管暴力的良方

近年来,城管暴力侵犯执法相对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公务化暴力现象频现媒体,造成其形象严重失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执法者素质低下、利益的驱动、制度缺失之外,我们在分析城管公务化暴力成因时,还应认识到这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与转型期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城市管理与居民生存之间存在巨大而又深刻的制度断层密切相关。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新时期政府行政思维更新后人性化行政执法制度设计。将执法相对人的利益设计其中是制度的核心,这个制度再能够被按照公正的程序去正确执行,城管形象重塑自然水到渠成。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研究——以北京市“接诉即办”为例

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社会权力的作用和影响日渐重要。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与党建引领、政府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的权力结构,彰显了多元化社会主体的权力与权利双重属性,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模式为这种权力互动结构提供了制度性范本。“接诉即办”社会权力谱系中的“乡贤库”、物管会、镇街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街巷长、“小巷管家”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研究社会权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社会权力的未来面向应当是制度优化、法治细化,从社会结构的最基础层面助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并逐步发育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     

制度适应理论视野下的土地征收冲突与基层治理实践——以长沙市高新区为例

征地冲突对社会和谐与稳定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减少和化解征地冲突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也是基层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运用制度适应理论对长沙市高新区的征地实践工作进行分析发现,其制度文本与地方情境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埋下了征地冲突的隐患.为此,该地基层政府通过基层治理实践,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短期内有效减少了冲突,提高了征地效率,但从长远来看,制度弹性被进一步拉大,会对征地的严肃性和公正性造成冲击.其政策启示是: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征地制度文本,保障政策威信;另一方面,也需重视情境性与动态性,灵活实施具体策略,科学组合治理工具.通过双向着力,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实现更有效的基层治理以解决征地冲突问题.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土地冲突分析——现状、类型与趋势

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探讨了农村土地冲突现状、类型和发展趋势.当前农村土地冲突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焦点,数量庞大;依据冲突主体不同,农村土地冲突可大致分为农户-农户或村-村、农户-村民小组、农民-基层组织及干部、农民-较高层政府及其土地主管部门、农民-资本持有者等五类,每类在方式、博弈过程、规模程度、争夺目标、利益诉求和政治特征上均有所差异;未来农村土地冲突将继续呈上升趋势,中西部地区将会更加明显.     

谣言传播与社会冲突的内在逻辑探析——从瓮安“6·28”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说起

谣言作为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它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人类社会冲突的发生几乎都可以看到有谣言相伴随。谣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行动,它与社会冲突的内在逻辑,在转型期中国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对大量社会冲突事件的现实考察,可以发现谣言贯穿于社会冲突的全过程,对社会冲突的孕育和发生都发挥着重要影响。而谣言最终止于信息的公开、了解事实真相、对政府的信任和公众的理性。     

社会治理创新与“新清河实验”

社会治理是21世纪以来,中国理论界在基层治理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理论概念。本文从社会学角度给社会治理下了定义,分析了在中国场景下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并进一步阐释了当前必须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三大原因。最后,以笔者带领的清华大学课题组所进行的"新清河实验"为案例,具体展示了怎样在社区层次上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目前,"新清河实验"已经进行了居委会议事委员实验、物业管理实验、社会组织实验、社区空间改造实验和社区民生实验。     

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D镇“信用+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秩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重新构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内生性秩序。近年来,基层的创新实践为建设内生性秩序提供了案例样本。通过对D镇“信用+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分析,发现基层社会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从而将传统社区的自发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制度秩序要求整合到基层社会生活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既拓展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也为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冲突与平衡：网络时代的公共信息政策分析——以“绿坝”事件为例

网络时代,公共信息政策越来越深入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对政府而言,公共信息政策的制定并非易事,面临着极其复杂的挑战。Galvin的信息政策问题分类法从信息的获取权、所有权和隐私权入手,界定了当前信息政策领域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分析公共信息政策的重要框架。本文将以此为指引,分析沸沸扬扬的＂绿坝＂事件之内在逻辑,欲探究制定成功的公共信息政策的有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