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人合一”思想初探

天人关系是庄子哲学中的核心论题之一。庄子之天具有多重含义,既有自然之天的含义,也有本然、自然无为之义,还有必然性之义。庄子认为,人与万物本体都是自成一体、浑然不可分的;但是人在物化和纷争中丧失了本性,使心为形所役,被物化了;人们应当体认天道,最终超越现实,实现“逍遥游”,达到“天人合一”。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儒学与中医学中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儒学也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石,这两种学说中的“天人合一”既有内在关联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儒学和中医学皆从整体的角度,把天、地、人纳入一个大系统作全面考察。人不是孤立的存在物,他的生化运动与天地宇宙密切相联,天、地、人共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天、地、人的生化运动皆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在儒学与中医学中,“天人合一”具有不同的理论取向。儒学中的“天人合一”,是以“人道”合“天道”。所谓“天道”有自然之天道、鬼神之天道和仁德之天道三意。自然之天道如“四时行     

儒家“诚”说的理论建构及其思维向度

儒家“诚”说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概念“诚”不仅仅具有一般的德性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本体的意义。儒家诚说正是通过对“诚”作为天道本体的理论阐释和用“诚”贯通天道、人道的理论运作而构建起来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较为明显地反映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由人及天、由天及人、天人合一的思维向度。     

论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一)天人授受之际,人受天之所命者为“性”,故天人本自合一;(二)“天道之本然”变为人“性”,主要是受到“质”的拘蔽,形体才情、道德品性等才有千差万别,是为被拘蔽的“天人合一”; (三)通过道德实践,可以重新实现“天人合一”;(四)“发己自尽”与“循物无违”可视为王夫之关于治道的“天人合一”之论.王夫之所论“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如果以之与基督教尤其是爱仁钮的“复归元首”说相比较,以上四个方面的信仰体系的特征更为明显.     

“天人合一”──一种有现代价值的道德观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这个名词，有多种含义，其中一个含义是指宇宙的道德法则即称之为“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由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强烈的治世感，济世感，同时又深深陷入伦理道德之中，故“道德之天”在中国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哲人往往认为外在的天和人的内在道德有一种本质上的连接，人可以通过存理复性的方法达到“浑然与物同体”（程领）的最高境界，从而实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既是一种宇宙观，也是一种道德观，且是很有现代价值的道德观。一“天人合一”的历史发展“天人”范畴，是中国哲学中较早出现的…     

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伦理意蕴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合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理念。“天人合一”思想本身蕴涵着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观照,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蕴。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以生生不息之天道作为万物生存的宇宙本体论基础,由继善成性、以仁体物的道德主体来彰显并实现天道天德,以期实现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之万物和谐的人生旨归。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伦理意蕴对于当代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双层意蕴

在对荀子天人关系的解读中,多数学者认为荀子是主张天人分途的,这种观点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荀子"明于天人之分"有它的双层意蕴:在道德层面上,天德即人德,是天人合一的;在治理的层面上,治乱的根本在人不在天,又是天人相分的。荀子的天人合一是天道和人道的合一。荀子为天赋与道德的属性,一方面是为他的人德建立一个形上的基础,另一方面为他的道德修养方法提供依据;荀子的天人观已经摆脱了"天尊人卑"和"君命天授"的传统观念,建立了天人相分的自然天人观。天人相分使天失去了赏善罚恶的决定权,天有天职,人有人职。国家的治乱从根本上说,并非取决于天而是取决人,天和人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必须是分开的。     

论孔子之“道”

孔子对“道”的理解和阐述包含三个方面：人道、天道和仁道。其中人道着重探讨人特殊的自然性、社会性和道德性；对于天道，孔子采用了“负的方法”论述其重要性，并将宗教情感化的“天”与客观存在的“天”两者有机地加以结合；而仁道则是人道与天道相互交融的体现，是“承天道以扬人道”的过程。      

中国古代哲学“悟道”思维与“德性”精神的文化传统

中国哲学家以直觉体悟、意向体认的"悟道"思维觉解天道人德的思想特质,使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认知世界本体的"理性"思维及其知识体系,其致思方向集中于省思人生道德的心性觉悟。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天人合一的道德伦理中体悟生命的根本,以意象性的直觉领悟追求人生之道的义理,实现人格的完善。中国哲学以"道"作为中华民族生命精神的形上根据,悟觉明德修身、平治天下的德性精神,修养厚德自强、中道和乐的生命境界。这种"悟道"思维与"德性"追求的精神传统,积淀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与文化根基,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与发展独特而丰盈的精神家园。     

评刘节先生的“天人合一”史观

刘节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这篇文章里说:“‘天道’是自然规律,或者说自然法则;‘人道’就是社会规律,或者说人为法则”,“人类如果未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人为规律就无法与自然规律相统一”,只有“掌握了自然规律以后……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天人合一’。”而“真正的‘天人合一’”,“必须是通过共产主义时代才能真正实现的。”可见刘先生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乃是他对“历史的演进过程”的看法。这也就是说,他把中国的历史归之为天与人如何从矛盾到合一的历史。而天与人之所以能够合一,就在于他虚构了这一对阶级社会的既矛盾又统一的所谓     

浅谈王船山的天人观及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天人关系是指天道与人道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拟就王船山天人观的基本思想及其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作些粗浅探讨．一、王船山在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中,强调“理通而功用自殊”,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王船山在阐述“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方面,批判了古代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天命论”思想,对天与人都作了唯物的解释．他讲的“天”是标明物质规律性及其客观性的“天”。他说：“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日天．呵《读四书大全说》卷九）所谓“势”,即客观事物发展的趋势,王船山说：“…     

“性命之辨”中的天人关系——孟子“天人观”管窥

在孟子的思想中,“性命之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阐释,它一方面似乎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所冲突,另一方面又与“尽心、知性、知天”的修养逻辑产生某种张力。结合孟子整体的思想来看,“性命之辨”背后能够反映出孟子在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实践论中的多层次内涵,特别是能够看到孟子对于天人关系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有着非常多元的解读。在“性命之辨”的思想背景下,孟子将“天”与“人”分别在本体层面和实践经验层面进行了相应的区分。在他看来,需要在经验层面对天人之间的分别进行定位,才能提供一个自下而上的道德修养路径,而这一路径的终点则在于达到“天人合一”这一最高的道德修养目标。在此,孟子的天人观就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而进一步具有了道德实践论与方法论的色彩。这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孟子的天人观提供了一个独特且重要的视角。     

诚与信—体用的分疏与统合——朱熹诚信思想的理论建构

诚信在现代话语系统中是一种个人德行或社会道德,但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则是两个不同的伦理范畴.朱熹通过诚与信的分疏,把诚纳入到天理论的哲学体系中,以诚为道德的形上本体,以信为诚体之用,作为人伦日用的理性法则.以体用的统合,把诚信之德的合理性确立在天道与人道的基础上,完成了天与人的合一和自然之理与人文之理的贯通,实现了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联结,使人的生活世界在伦理的参与和干预下成为有意义的文化的世界,人由此获得了对自身有限性和世俗生活世界的超越.     

周敦颐“诚体”思想研究

周敦颐继承《周易》的宇宙创生论和《中庸》的“诚”范畴,并融合佛、道思想,构建了一个以“诚”为本体的思想体系.其中,“诚”是一个核心范畴,起着贯通宇宙和人生的作用,它使天道伦理化和伦理天道化得以可能,从而在人伦次序方面达到形上本体和形下践履的统一.这一理论成就不仅使先秦儒学体系化,而且为宋明新儒学的理论建构开创了思维路径.但是,作为宋明儒学第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诚体”思想内含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从而使其缺乏逻辑严密性和说服力.     

《易传》、《礼记》的“天”与庄子的“天”之异同

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实质是＂天道＂与＂人道＂一致,即将宇宙的存在原理、运行规则与人的存在、道德规范视为一致。道家的天观与儒家不同。儒家的天人关系论是由天道推衍人事,借托天道作为人间秩序的依据;道家通过自然或天了解人,并且认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形成了中国哲学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道德”的形而上学及其意义

道家以“道德”为本,“道德”的哲学化历程是一种具有深刻哲学意义的形上学建构。作为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道”只具有超越形名的本体、本原或本根的意义,很难理解为“规律”、“准则”、“共相”等知性思维的产物;“德”以“得道”为内涵,与“道”具有本体论上的同一性。而“道”取代“天”成为道家思想的形上根源,与其本义“道路”有关,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可以为我们指明一条“道路”,揭示一种合于“道”的在世方式。     

中国哲学的普遍性探寻与共同体意识

共同体意识建基于普遍性的探寻之上。依据对普遍性探寻的不同路径，中国哲学对于共同体的理解可以划分为治理共同体、自然共同体、天人共同体、道德共同体等不同类型。就治理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追求一种普遍性意义的治理型秩序，以齐同意识认识“性与天道”;就自然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追求自然一致的普遍性，立足于自然之道建立起总体性解释世界的模式；就天人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认为存在一种超越性的普遍性天道，遵循天道统一法则能够使得人类生活超越具体差异而走向和谐一致；就道德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以建构普遍的道德形上学本体为路径，论辩道德本体及其运行之道的普遍性，从而实现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普遍性追求以及与之相关的共同体意识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凸显中国哲学的世界性意义。     

“超越”何以可能？——就“超越”问题争鸣与诸先生商榷

“超越”作为哲学与宗教的重要问题，不仅是主客对立下的存在者化的概念，还是前存在者意义上的“超越活动”。“超越活动”是“超越的本源”，现代新儒家所谓的“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均是“超越活动”的对象化，即人通过作为“超越活动”的“爱”与“思”而成为超验的存在者，而超凡存在者“天”的生成则与人的敬畏情感与形上追求相关。因此， “超越”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的超越性问题。近年来，对于“超越”观念的讨论如此热烈，与“人本主义”背景下人的超越性问题密切相关。     

论古今视域转换下的“人禽之辨”——理解现代人性危机的一个新视点

探讨人性问题往往离不开“人禽之辨”。“人禽之辨”的古今视域有根本不同,古人在理解人性时格外强调“人禽之别”,而今人则多持“人兽之共性”。古人的世界观中始终有一超越维度（天道、圣神等）,人性主要不是经验自然意义上的认知—理论对象,而是高于一般动物性、希求形上超越的道德—实践存在。“人禽之辨”绝非仅是经验事实之辨,而更多的是存在价值之辨。今人则深受启蒙实证主义的强烈影响,经验之实证乃是现代理性所委任的唯一法庭;“人禽之辨”仅在前一种意义上合法,而后者（存在价值之辨）却日益淹没于一片“反形而上学”呼声中。没有了终极目的与价值指引,人性非但无法超出动物性以向上提升,反有降至动物性水平甚而更低的危险。现代人性的普遍平庸及其与道德应然的根本分裂乃是今日“人与兽趋同”的必然结局。     

自然与道德的张力：钱穆性情观刍议

在郭店楚简问世之前，钱穆已经发现先秦与后儒性情观的不同，构造了一种以“情感”为中心的性情观。然而，碍于思想体系的融合性，他从历史维度造就的这种性情观往往得不到学界的重视。从哲学视域切入，我们发现，钱穆的性情观呈现为“性中含欲、情”的静态内涵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的动态关系。在人生界中，性与情其实处于同一个层次。这就消解了其形上、形下的区分，其实是将“性—情”的对立转换成了“情—欲”的对立。在钱穆看来，只有与物相接，才能产生好恶，进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产生道德。性、情被拉入人生界之中，蒙上了一层经验实然的“面纱”，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超越与现实的间隙。然而，钱穆将性看作出于自然成为性能，将情看作情实和情感，实际上混淆了性、情的自然性和道德性。因此，性善和道德的绝对性就成了问题。自然与道德的张力，同时也呈现出钱穆性情观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