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更新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出路

文学批评环境的恶化以及批评者自身能力的弱化,都使当代文学批评陷入新的一轮危机。所谓的“纯文学”、“文学性”等批评标准,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新生态,不再具有理论说服力和阐释的有效性。一方面,“纯文学”文学作品或文学姿态不再受宠,以“纯文学”、“文学性”批评标准所经典化了的“经典”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构;另一方面,通俗文学、民间写作、打工文学、80后新性情写作、欲望叙事和身体写作。却有被重新“经典化”的可能。如何有效地阐释当代的文学新现实,强化批评的能力,这成为当代文学批评者和文学理论界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必须更新论述方法,放弃狭隘的“文学性”批评标准。采用“文化人类学”视野、“理解接受”理论、“交流对话”理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情本体论”观察视角来对待和阐释当代文学文化新生态。或许能给当代文学批评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     

论文学理论批评的本体属性与功能任务

文学活动成为人类文化活动的独立分支,与人们对它的个性特征的重视和考察,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形式分不开。文学实践与理论批评携手走过了漫长的途程,双方互为依存地促进了对方的发展与进步。二十世纪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空前繁荣,几乎没有一个文学活动环节及其属性特征不成为独立的考察领域,并形成了多元交错的文学观念与理论批评模式。然而不少人却把文学理论批评视为“癌性的病态现象”,认为众说纷纭和各持一端,于文学实践的现实运动无补。     

“如画”批评的审美本质及其理论意义

“如画”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术语,如画的诗句再现的对象是趋于静止的风景,读者想象中的形象诉诸直觉,没有象征含义,也不涉逻辑,决定了“如画”批评的审美本质。批评家用“如画”评点诗句意味着强调画意之美,从而淡化了以意义和联系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属性,从现代视角看是中国古代的审美批评。清代方东树将诗句有无画意作为批评标准,而王国维将“如画”提升为具有规定性的文学法则,即诗人须营造趋于静止的画面感。“如画”奠定了中国文学审美论的理论基础,中国历代批评家与国外的巴托、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布罗夫等批评家用各自的理论语言,共同揭示了这一关于文学和现实关系的一般规律。     

批评就是发现

批评主体必须忠实自己的阅读体验与生命体验,这是文学批评的伦理底线。对于健康的文学生态的呼吁与呵护,是当代文学批评最为重要的使命,也应当是批评实践的自觉追求。批评主体在与批评对象的对话中,不仅是发现对象的过程,也是自我发现的过程。发现“可能性”,是文学批评的灵魂所在。     

司法民主空间:必要性、可能性及限度

基于基本政治制度安排与提升司法权威的双重诉求,司法民主构成了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法律论证理论为司法民主前提下的司法安排进行了可能性论证,这一论证在总体上抛弃了古典的、将司法看作法律精英操纵下的封闭活动的认识,并试图构建一种开放的、发生于司法活动过程中的多方协商与沟通机制.司法民主亦有其存在限度,由于“法治”的预设性,任何司法民主实践都必须以法律文本的有效性为前提,为了实现这一要求,中国未来的司法民主实践必须抛弃“舍法求法”的浪漫主义诉求,进一步探索由简单经验思维向法律思维转化的机制,将司法民主参与各方对法律文本之尊重义务具体化、责任化.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的三重逻辑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和内在要求。这一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实践和现实生成逻辑;其理论内涵立意高远、博大精深,蕴涵着“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民族根本大计”“自然回报”和“决不走老路”等深层次的理论逻辑;不断满足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生态诉求,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要求和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愿景追求,充分彰显了这一重要论述的内在价值逻辑。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坚持”与“怎样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反拨与突破--批判理论的批判与理论多元的开放

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文化产业的兴盛带来了许多理论话题与现实问题。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 ,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先后引进 ,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 ,也能解决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 ;但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 ,或把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硬性移植到中国而变成“假想敌” ,所以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将西方文化理论“再语境化” ,结合中国当前的“后革命”特色坚持适时而积极的文化批评     

文学研究的语媒视界

20世纪,语言问题日趋成为西方文学研究的核心。而在基于对文学语言的理解所展开的理论实践中,当代文论的语言维度得以形成与嬗变。作为富于自觉问题意识的批评理论类型,不仅从本体论上关注语言内在属性之于文学的关键性,强调审美性是文学媒介的技术延伸;而且还从逻辑与认识论方面研讨文学语言的述行性,分析文学作为文化表意媒介的实践特征,及其对于文学活动关系网络的深层规约。     

面向现实:杜威经验论美学与生态批评的“实用”追求

“实用生态批评”对“实用”的追求,强调面向生态问题和生态实践的现实,显示出与杜威的经验论哲学和美学的紧密联系.它们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确立生态关怀的主题,主张以生态进化论为生态思维的科学基础.杜威关于用自然化的智慧通过控制的艺术实现生态理想和关于作为艺术的“一个经验”的生命内涵的思想,对于当前生态批评的实践之维和文学——审美之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强调面向现实的生态批评,应当更加充分地认识和吸取杜威美学中的生态思维.     

从人之中庸到文之折衷——《文心雕龙》折衷观念的塑成

儒家中庸思想是《文心雕龙》折衷文学观念的理论根基。在文学批评中,刘勰将“惟务折衷”的观念推及《文心雕龙》的批评实践之中,确立“折衷”的批评标准,创设“折衷性”批评范畴,践行“平理若衡”的批评立场。在文本形态上,刘勰采用形象化描述与思辨性论述两种语言模式,由理论内核到外部形式,全面实现了从哲学中庸到文学折衷的观念塑成。     

“新批评”及其在中国的“理论旅行”

从“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关系看,“新批评”的理论特点主要表现在文本观、语义观、修辞观和细读法上.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新批评”并未化中国,而是快速地被中国化.其原因在于“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同质性,也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及现实文化语境对外来文论的包容力与改造力.     

文本科学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生产

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运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伊格尔顿通过详尽分析文本、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关系阐述了"文本是意识形态的某种生产"的观点,并且认为,一种文本科学的知识必须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形构科学的基础上,而科学批评旨在探究作为文学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机制;在此过程中伊格尔顿对西马系谱思想家的相关思想作出了某种批判与取舍.     

“五四”时期鲁迅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贡献

对于鲁迅在“五四”时期的文学活动,人们往往只着重提及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巨大功绩,似乎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这一时期没有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这种情况具体反映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有关理论批评专集的编纂工作中。《大系》选入“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的论文共一百五十多篇,然而没有一篇是鲁迅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本文将着重讨论的便是这个问题。     

论“辨味”批评的实质和特征

“辨味”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形式，它是古代诗味论运用于文学批评的结果。“辨味”实质上就是要分辨文学与生活，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分辨文学的表现形态和风格类型；分辨文学的品位、韵味、意境，其强调文学接受的重要性和接受主体的能动作用，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     

理论的语境转换与批评的现实规范--试论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后革命"视点

大众文化的产生、崛起与发展 ,是文化发展中具有重大转折性意义的事件。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先后引进 ,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 ,也解决了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 ;但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 ,或把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硬性移植到中国而变成“假想敌” ,所以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将西方文化理论“再语境化” ,结合中国当前的“后革命”特色 ,坚持适时而积极的文化批评。     

从抽象的原则到现实的理性

理论的性质和价值在于通过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辨证统一,指导实践。改变现实。人是实践与理论最根本的现实。理论发展的历史,经历了从抽象原则到现实理性的过程。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经历了从现实的理性到抽象原则,再到现实理性的过程。理论抽象化与现实化区别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把握人及其现实生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抓住人这个根本的现实理性。理论的现实化与现实的理论化,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全面发展的根本前提。     

金圣叹腰斩评点《水浒传》的释义本质

金圣叹评点并腰斩《水浒传》的释义本质,标志着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批评理论开创了系统化的审美范本,标志着小说审美文本与批评释义文本的本体差异,标志着“语言暴力”的道德与审美诉求,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文化习惯。     

作为话语实践的网络文学通俗论

如何定位和理解网络文学这一当下巨大的文学事实，已经是文学理论和批评紧迫的任务。在围绕着网络文学展开的各种话语实践中，“网络文学通俗论”逐渐有达成共识的趋势。但这一话语是包括官方、学界、平台资本等力量在内的不同类型通俗论话语实践的结果，其有关网络文学属性的“普遍性知识”地位并不稳定。一方面，在其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不同行动者特殊性意图和诉求之间的复杂张力，或者说，其貌似稳定的表象乃是不同话语实践所达成的暂时的或策略性的妥协；另一方面，通俗论的定位有可能延宕人们对网络文学之重要文学史与文化意义的发掘，其与当代文学文艺大众化走向的深度关联不能得到及时把握。深入分析不同通俗论话语背后的意图和潜在诉求，把握不同话语策略所倚重或征用的网文生产的真正“内生力量”,是网络文学批评理论建设必不可少的阶段性工作。     

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功能的偏失及其反思

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在最近的二十几年以来虽然得到了新的发展,但也面临着复杂的困境。由于社会变化和西方理论的大量引进,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种“时尚化”和媚俗化的倾向,致使批评功能出现了偏失。批评功能的这种偏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批评意识的匮乏、批评主体的缺席和解释的虚拟化。要摆脱这三个方面的困境,批评家就必须首先坚持正确的文学立场,秉承科学的精神,保持批评的良知;其次坚持明确的标准,努力发挥创造力,同时积极对作品做出价值评判;最后把目标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来,关注思想和内容本身,重新凝聚起批评的实践力量。唯有如此,当代批评才能获得独特而持久的生命活力。     

实践诠释、意义生成与理论创新——哲学反思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刍论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纳入哲学反思的视野中考察,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诠释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生成过程和理论创新过程。实践诠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以现实社会主义为主题在民族的实践、历史、文化中得以具体化、现实化、时代化和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获得实践生命形态,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意义生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理论体系和理论特质在中国化过程中得以具体澄明、生成、拓展深化,理论的意义也在实践中生成、深化和获得无限开放的性质。理论创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必须深入研究这一理论运行机制中的主体因素、客体因素和加强对理论失误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