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基于对哈特、奈格里观点的解读

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他们只是为了表明经济转型的一般趋势才勉强使用它的.实际上它更应该被称为生命政治的劳动.这一概念所凸显的是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及其所内含的解放潜能.不过,由于哈特和奈格里的解读逻辑过于依赖于主体政治的维度,因而表现出了对现实历史过程的简单化理解.     

非物质劳动与政治主体的重构——哈特、奈格里生命政治的视角

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工业生产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资本主义转向了非物质劳动的形式。哈特和奈格里不仅研究了非物质劳动条件下新的剥削方式，而且还把它与帝国的危机与大众的解放潜能联系起来。当然，这与他们从主体—政治维度上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彻底否定革命斗争的客观基础，将阶级斗争完全界定为一种纯粹的主观性活动有关。哈特和奈格里把当下资本主义危机诊断为主体性危机，认为生命政治生产的终极目标不是生产客体，而是生产主体本身。哈特和奈格里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论证越来越走向历史或然性。实际上，真正终结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绝不能单纯地诉诸主体维度的劳动者的自治联合，必须返回至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向度，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入剖析寻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能性，彻底地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非物质劳动下的生命政治与“帝国”——基于马克思的立场对Empire的解读

在奈格里、哈特看来,非物质劳动是基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境况而出现的一种新型劳动霸权。在某种程度上,奈格里和哈特的“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是两个同一概念,它们与帝国、大众等概念有逻辑地勾连成一体,形成了一种以大众本体为基础的主体政治理论。这种以大众本体为基础的主体政治理论以马克思的文本为理论支撑,以现实的社会问题为导向,意在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革命可能性问题。然而,其革命可能性的逻辑是以大众本体为基础的主体自我解放逻辑。因此,该理论不过是马克思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革命政治理论片面化发展的结果。     

哈特的非物质劳动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困境的超越

正是非物质劳动论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技术与政治、劳动与价值和交往之间的双重断裂,并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摆脱了人类解放的理想不能与现实生活的经验条件建立积极联系的理论困境。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的理论意义体现于两方面：它是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转向,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为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它恢复了劳动的价值创造之核心以及交往合作之源泉的重要地位,为我们的政治实践指明了方向,为革命主体锻造及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形成进行了理论论证。     

反思和重塑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三重路径——以奈格里为中心

奈格里立足劳动-工人阶级和工作-资产阶级的对抗逻辑,把劳动视为单纯的主体创造能力和获得自由的现实根源,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重构为以本源性、创构性和绝对革命为核心的激进主体理论,强调制宪力的主体化和政治的社会化,拒绝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任何连接。阿伦特对劳动-工作的区分与奈格里完全不同,她把劳动描述成满足人类生命需求的活动和默认暴力的前政治活动,认为马克思将自由等同于劳动解放,进而明确与社会相分离的政治之自主性和制宪原则的非对抗本性。卢卡奇和奈格里一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转向,他立足实践的社会历史范式,将劳动重塑为立足历史性、人之主体性和去目的论的历史-社会本体,恢复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最终割裂劳动-生产领域和政治革命。三者基于特定的理论立场,遮蔽或弱化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科学内涵。     

二十年后对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再反思——为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一次辩护

《帝国》发表二十年之后,重新反思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体系的实质,对我们重新认识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帝国》中,哈特和奈格里批判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建构起帝国的政治秩序和国家统治。在卢森堡看来,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既要揭示出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又要作出内在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可见,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的诊断和批判依然有效,她的帝国主义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因此,重新反思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体系的实质,并为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作辩护,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爱的政治何以成为批判的政治?——哈特、奈格里的政治人类学的探讨与困境

哈特和奈格里力图重新从政治人类学的层面来理解爱,把爱看作不断生产共同性和奇异性的过程。爱在指向共同性的建构时必须以反抗为前提,并在与力的结合中将爱引向不断反抗同一性和各种腐化形式的斗争,从而不断地塑造主体的自主性,使爱的政治通向反抗的生命政治。哈特和奈格里的"爱的政治"将爱看作是穷人走出困苦反抗生命政治生产的力量,但"爱的政治"在政治组织形式和政治策略方面仍陷入困境,无法找到有效的反抗财富共和国的道路。     

全球规训与走向资本帝国的全球布展——奈格里、哈特《帝国》解读

奈格里和哈特从美国新政的实施中发现资产阶级统治形式转化为规训统治。规训世界的泛化导致反殖民化和反中心化运动。反中心化与泰勒制—福特制—凯恩斯主义的规训结构在本质上是逆反的。新的全球范式包括帝国全球布展中的资本对劳动的真实吸纳与新的非物质财富积累。     

马克思“共享理念”的三重维度——以哈特和奈格里为视角

挖掘马克思本人的“共享”理念是当前共享理念研究的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哈特和奈格里的“共有”理论为之提供了独特视角,他们认为自然资源、物质性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等本应被共有的却被当前资本主义生命政治逻辑私有化.共有变私有阻碍共享,这一视角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思想中的“共享”理论.马克思亦是从自然资源、物质性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三个方面的被私有化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共享的阻碍.哈特和奈格里的“共有”理论实质是对马克思的“共享”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共享”理念对我国共享社会的建构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亦有重要价值.     

共同体的生产与创造的两种路径——哈特、奈格里和朗西埃的政治共同体理论之比较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代表人物朗西埃、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论虽然有诸多差异,但是当他们批判资本统治以及资本主义的等级和权力结构时,他们的理论最终都指向了对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哈特和奈格里将共同体理解为批判财产共和国而形成的大同世界,朗西埃将共同体理解为基于平等而展开争议的共同体。虽然他们对共同体的理解在侧重点和角度上有所不同,但都是从一般智能和智力平等的角度出发理解共同性,认为共同体是对共在结构的重新安排;必须打破资本和权力的统治,破除等级制和各种区隔,实现共同体的不断生产和创造,从而形成更好地彰显人的自我本性和生命特质的共在和共享的真正共同体。他们的共同体思想体现了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批判虚幻共同体和追求真实共同体的两种不同路径,突出强调了共同体与主体、共同体与身体之间的关联。但他们对虚幻共同体的批判仅停留于对共同性的份额的争夺和平等的感性分配,无法为真实的共同体的建构提供现实的道路。     

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评析

相对于福特时代,当代社会的劳动方式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哈特和奈格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提出了作为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的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并且认为在当代非物质劳动已获得了霸权.这一非物质劳动霸权蕴含着极大的革命潜能.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提出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断裂,在后现代革命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齐泽克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系统重构

齐泽克立足于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这一背景，从现实、理论以及具体路径三重维度在21世纪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系统重构。在现实方面，齐泽克从思想文化条件、经济客观条件以及主观条件三个方面来论证这一重构的现实性；在理论方面，齐泽克从阿兰·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哈特和奈格里的“共同性”以及本雅明“救赎史观”来汲取思想资源；在实践方面，齐泽克以共产主义假设作为起点“从头开始”，结合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变化（非物质劳动），从运动、观念和社会形态三个维度进行了思考。齐泽克这一重构更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既定范式，践行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性；但却抛弃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维度，从而使其理论沦为一种带有神学色彩的乌托邦。     

非物质劳动批判：回到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与现实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媒介，揭示批判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生产逻辑。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思想旨在阐释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安渡危机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奈格里以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为依托，用“非物质劳动”揭示资本主义对世界秩序的新控制，揭示资本增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只有回到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才能回应非物质劳动的问题与挑战，对非物质劳动的理论进行现实的批判，因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仍具有解释世界的时代意义。     

“资本来到世间”的真实写照与资本蕴含的辩证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著名论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原始积累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又是“资本来到世间”的真实写照，马克思形象地描摹出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面目和充满罪恶的掠夺史。“资本来到世间”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现代性的生成与资本的历史出场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资本来到世间”的过程就是现代性的生成过程，资本现代性有力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突破“资本原罪”的理论局限，科学认识资本的二重性，在社会历史视域中展开对资本的理性解构，在认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过程中超越资本现代性。     

继承与超越：布达佩斯学派对卢卡奇政治伦理思想的阐发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目前已然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而要充分理解这一思想的发展，不能忽视国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演进，因此需要对其内部的思想继承和超越关系进行考察。在对卢卡奇政治伦理思想的反思中，布达佩斯学派首先继承了其对第一伦理与第二伦理困境问题的探究，并提出了个体和社会—政治世界双重建构的构想；其次在阐释其阶级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从需要维度对其进行了完善；再次在揭示其试图通过“文化救赎”将生活从异化中解放出来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现代文化危机的“文化解放”的路径和思路；最后通过剖析其伦理民主观的内涵、特征及演变，试图建构社会主义化的伦理民主。尽管布达佩斯学派在反思和批判中修正了卢卡奇政治伦理思想中的许多不足和局限性，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超越，但他们仍然未能克服卢卡奇式的主观倾向。     

“相互确保摧毁”理论:核威慑与帝国的死亡政治限度

当今的战争与其说是与民族国家的领土战略目标有关,不如说是与全球治理的新自由主义计划有关。因此,政治评论家常常认为作为冷战时代显著标志的、可导致世界末日的核威胁已经结束。然而,尽管当代的战争看起来是有限的治安行动,但世界上依然存在着庞大的核武器库。本文对认为核武器依然有着重大政治意义的少数研究成果之一——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三部曲——进行了考察。通过集中展现他们假定的核武器与"帝国"全球生命政治关联的各种方式,本文认为,在两人的著作与先前对核威慑的后现代分析之间可以看出显著的连贯性,后现代分析曾将核威慑视为后现代生活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吸取作为当代主权思想关键人物的卡尔·施密特的思想,同时通过早先一代理论家对施密特的思想进行重新解读,作者考察了空中力量、原子武器和全球律法的政治秩序化之间的关系,以形成当下核威慑的概念。本文认为,这种关于核威慑的后现代思想对于理解"帝国"的生命政治仍有很大意义,同时说明核威慑原理让"帝国"形成了比哈特和奈格里所认为的更为不确定的结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批判意识——从人性的角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属于现代哲学范畴的，具有现代性质和意义。这种现代性质正是表现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之中。首先，哲学把本体论的范式转为生存论的范式；其次，理论在对人的规定和阐述中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霸权并实现了实践论的转向；同时，社会批判理论实现了“批判武器”的功能，为个人生存境况的改善提供了一种参考。在批判和超越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指人本身的问题，为现代性危机中出现的人性危机做出了一种回答，由此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性视域中的现代性批判意识。     

从生命政治学回到“工业病理学”——对资本主义“生物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生物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其核心是以“扶植生命”为名,通过隐匿的操作使人的生物性生命和生存环境“合理化”来服从阶级统治和资本增殖逻辑,其后果是导致了“生命异化”。对此,虽然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分别从治理术和法律层面进行了剖析,但仅停留于对“病症”揭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工业病理学”思想是对“生物现代性”问题的“病理”分析,不仅揭露了生命政治化及其异化的“病症”,而且从根源上说明生命异化的病源在于生命和经济关系中劳动和所有权的异化,从而为现代化发展和生物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超越“生物现代性”问题必须从生命和经济的关系入手,坚持“人民为中心”的路径选择,巩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制度基础,夯实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优化人的永续发展的生态基础。     

现代生命政治谱系的更新与智能现代性的未来

资本逻辑的诞生直接开启了现代社会,并生产和规制了现代性的叙事体系.福柯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进一步揭示了生命政治治理术实乃资本逻辑背后隐秘的"政治算数",使得资本逻辑实现了更好的增殖和积累.但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现代社会的今天,生命政治大大超越了福柯那个时代的想象,现代性也远远胜出以往的叙事风格.高频的数字矩阵以极速的算法重塑了生命政治,生命政治以智能化、数字式的规训和培植对生命进行新一轮管控.然而,无论是焕然一新的"数字生命政治"还是"智能现代性",都仍囿于资本逻辑贪婪的增殖本性,从而充当资本逻辑的"马刺".一种面向未来的智能现代性迫切需要积极的"数字生命政治",并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的生命政治治理术实现自身的良性筹划.     

斯宾诺莎与海德格尔:奈格里与阿甘本政治理论的不同基调

在理解生命政治和主权权力、制宪力和宪制权的关系等核心问题上,虽然阿甘本和奈格里的政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试图将传统政治的二元区分模式引向一个未分化的原初领域。但前者主要追随海德格尔,建基于以潜能和空无为形式的生命和存在模式,它们与主权权力不可分割,且总是与自身的不可能或非是相连,因而其本源结构内部必然携带着不可消除的自我否定性和缺失性根基;后者则力图激活斯宾诺莎,始终诉诸人类创构性力量的纯粹内在性与肯定性的存在和生命空间,它们通过自身的绝对充足性和自主性张力,彻底拒绝主权权力的超越秩序,完全消解政治规划中的任何否定性和消极性基调。从本质上看,二者的实质分歧源于彻底对立的存在模式和生命形式,而奈格里视域中斯宾诺莎与海德格尔的激烈对抗则充分揭示了它们无法通约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