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宋明时期“成性”与“复性”之争(续)

三、“胜私复理”“发明本心”——王守仁关于“复性”是一个过程的人性学说 王守仁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他继承和发挥了宋代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在“心即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完备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学”的主观心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 陆九渊曾经提出“发明本心”,王守仁则讲“致良知”,良知就是本心。因此,王守仁所谓“致良知”的学说既是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同时也是他的人性论与伦理学说。那末,什么是人呢?王守仁说:“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     

“信”的历史积淀与现代转换

国内译界长期受到对严复"信达雅"的无效现代转换带来的困扰。笔者试图通过解读中国历史(以"亚细亚方式"为认知模式)求解这种无效转换的深层制度和传统原因。进而指出:严复的"信"是一种古典文明和历史价值的积淀,和当代多元、平民文化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不宜也不可能转换为现代翻译标准。     

“历史研究法”与1920年代的梁启超

学术与政治两种行当分途,传统的士大夫转化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关涉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历史性变革.梁启超的两部史学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新史学"进入学院的成果.梁启超的历史"著述"观念,表面上规定了现代史学的走向;实际上,著述、书写这种文章之业,还存留着中国士人千百年来铸"经国之大业",传"不朽之盛事"的价值期待.     

梁启超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兴起研究综述

对梁启超与“现代”文学观念(即具有现代性的文学观念)的兴起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大致分两条路线展开,一是对梁启超文学(文学观念)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一是对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及其形成过程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相对来说比较零碎,有必要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现代性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下对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作进一步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以便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观念是如何兴起的。     

“天命旧汉臣”的政治地位与历史特点

天命旧汉臣是效命于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贵族的特殊政治群体,虽然被大量任用,但是由于被猜忌而得不到重用,地位远低于女真贵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呈现出数量可观却职低位微、阶层广泛、多为明朝归降的中下级官吏等特点。     

“天命流转”的完美逻辑与道德心态——传统中国“命运”信念的社会学阐释

“天命”构想作为中华传统神圣信念之一,象征着经由“天—命”流转而被解释为传统国运与个体人命的变迁机制,促成中国人以正命、随命和遭命三种方式验证天命人心的道德流品。这种“天命、道德、命运”信念的基本内容,根源于“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周公定律”,内含天即人、德即天、心即理的完美逻辑,呈现为以“正命”或“命正论”为楷模的道德流动范畴,以德成天运的国命和人命的方式,转成“知识、实践和行为”为特质的道德心态,继而拓展为天人同德、上行下效的科举选官制度和家国运作机制,并对当下社会的价值秩序与道德心态产生影响。     

儒家德治的思想内涵,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德治是中国的历史传统 ,确切地说是儒家的治国方针。其特点不外注重道德教化 ,主张爱人惠民。它有助于改良封建政治 ,改善国计民生。作为传统 ,它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     

经学诠释与学统观——以全祖望对“经学即理学”命题的诠释为中心

＂经学即理学＂命题是全祖望在修改顾炎武命题基础上提出的,而不是象人们普遍认为的是顾炎武的命题。全祖望修改顾炎武的命题,体现了全祖望学术学统观与史料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学者的研究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就启示我们在对待前人的著作时,不能迷信权威,要了解作者的学术学统观才可能正确理解作者要表达的原意。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诠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钱穆强调"心统性情"所蕴含的"心"对于性情的主宰,并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不只是强调性理之重要,实际上也强调"心"的主导作用,而朱熹讲"心统性情"则是对于"心"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阐释。为此,钱穆把朱熹学术归属于心学,把朱熹的"心统性情"看作是对孟子心性论的超越。与此不同,牟宗三强调朱熹"心统性情"的"心、性、情三分",并认为,在这一格局下,"真正之超越实体在性而不在心",心对于性情只有摄具作用,且仅局限于工夫论,所以此心非孟子之心,"尤与孟子‘本心即性’之本心义不相应"。他们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朱熹的"心统性情"及其与"性即理"的关系乃至分判朱熹的学派归属,提供重要的参考。     

半个亭林,“半之中又失其半焉”——胡适、钱穆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阐发

钱穆、胡适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不同阐发,是他们治学思想歧异的具体反映。胡适主张治学只在求真,强调考据之学;钱穆主张学当经世,考据当以义理为归宿,反对考据与义理两分。     

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

梁启超身处晚清民初的过渡时代,关切边疆危机,追求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梁启超依据现代地理科学认识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面对中国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边疆危机的日渐深重,发现民族主义的国家富强动力,倡导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提出挽救中国危亡的民族国家建国方略。梁启超通过“夷狄”与“诸夏”互动形成的中华民族交融的边疆机制,提倡大民族主义,依据历史事实建构多民族混合的中华民族来把边疆纳入民族国家的“新中国”。     

“共同富裕”概念与内涵的历史演进

“共同富裕”概念首次“出场”于《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出场”后一直较为稳定,并未裂变出其他概念;政治地位不断提高,由一般政治报告上升至写入党章;内涵经历了从创制、丰富到拓展的演进。“共同富裕”概念的历史演进,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共同富裕奋斗史的“浓缩物”,生动反映了党探索共同富裕波澜壮阔的历程。     

“新民之史”——20世纪初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

历史教育的价值追求、目标定位、内容选取以及传播媒介是当前世界各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也是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难题。回望百年前的"过渡时代",梁启超通过办报和著述,奋力呐喊"新民",并以"新史"为"新民"最重要、最有力的利器,在当时科举体制的重压下掮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呼吁革新史学理念,矢志新史著述,弘扬"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新民之史",促进了传统"经史教育"向近代历史教育的过渡,并对近现代历史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理财学”、“生计学”与“经济学”——梁启超的翻译及其经济思想解读

Economy与Economics曾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众多翻译,但最终定格于“经济”与“经济学”,通过对梁启超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探讨这一过程.在“传统”的混用翻译背景下,梁启超主推“生计学”作为对术语翻译过程的积极干预,但最终还是迎合“时代风潮”而选择了“经济学”,而他选择的基础还是在于其“调适性”立场.     

“历史创造者”命题的辩证性质及世界观、方法论意义

通行哲学教科书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当作一个普遍命题,把"人民群众"看成是一个永恒的价值主体,从根本上背离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性质。实际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是一个特殊命题,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深刻分析后得出的一个具体结论,它揭示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即将开辟的一个自觉创造人类历史的全新阶段,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现实实践的反映,它所表达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理”、“神”与心灵解释——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对中国心灵哲学的“发现”与“西式解读”

在16到18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对中国儒家的"理"和西方基督教的"神"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包含着丰富的心灵哲学思想。中西灵魂观、心灵观、身心观等一系列至今仍为心灵哲学研究关注的问题,在"理神比较"中首次得到了对照和交流。这些方面的比较研究,尽管存在很多不足,但仍具有重要价值:它不但为中西哲学比较提供了若干重要的比较项,而且证明了中西心灵哲学之间在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具有一致性和可以相互印证之处。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法——“世界主义”视阈下的老舍小说阐释

文章以美国学者亚历山大C·Y·黄对老舍短篇小说《牺牲》和长篇小说《文博士》的阐发方法为研究核心,更参照王德威、周蕾、菲利普·威廉姆斯、施晓玲等论点,发现英语世界学者们从“世界主义”角度阐释老舍的时代意义.英语世界学者自觉站在“世界主义”立场,揭示老舍在处理全球化与本土性问题上的辩证思维及对此展开研究的思路.这是一个有启示意义的视阈.     

语言、历史与义理阐释——陈寅恪“合本子注”的方法论意义

合本子注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与研究方法,陈寅恪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讨论和反复强调,着重指出其对中古乃至宋代史学的影响,并赋予其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在陈寅恪的理论建构中,合本子注包含了纵横两个向度,通过横向的语言比较和纵向的历史考察,实现了哲学方法与思想史方法的相反相成。其最终目的乃是基于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前后的中西古今之争的问题意识,实现经典文本的义理阐释和古典思想的现代转化。从通达义理的角度出发,陈寅恪反思了清代朴学对经与史、理与事的两分,凸显了训诂学的局限与弊端,合本子注对达事与明理的融通兼顾也由此得以彰显,为学术范式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指导意义。     

程颐心性论的演变与内涵——以心分“体用”为主

程颐作为理学的创建人,其心性论具有重要意义。他与弟子吕大临讨论"中和"问题时,引出了心分"体用"的观点,从性、情两个方面来解释心体、心用,成为朱熹"心统性情"说的重要理论依据。但他原本的观点并非如此。他起初认为"心"只能是已发之情,而不包括未发之性。受吕大临的启发,才认同心既可以指已发,也可以指未发,只是分体用而言。这样理学的"天命之性"才在禀气而生的身体上有了一个着落处——"心体"。涵养"心体"须用"敬",性正"心用",程颐的心性论逐步完善,并影响了朱熹的"己丑之悟"。     

论“逸品”审美内涵的历史深化与发展

“逸品”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 ,是由唐人提出来的 ,它的美学内涵在宋、元时期获得了历史性的深化与发展。唐代的“逸品” ,是“不拘常法” ,狂放的 ;宋代的“逸品”是鄙弃法度 ,笔简形具 ,出于意表 ,优雅的 ;元代的“逸品” ,则是“写胸中逸气” ,“逸笔草草 ,不求形似” ,清奇的。“逸品”美学内涵的深化与发展 ,体现了不同时期美学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和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