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法治的真谛--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再解读

法治思想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精华之一。在其预设的政体框架下,他所论证的法治优于人治、良法之治与普遍守法的结合、法律性质的好坏由政体来决定、对公民进行教育及维护法律的稳定性有利于公民守法习性的养成,以及法律权威的确立等法治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重新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对当下我国法治建设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及中产阶级稳定性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比较分析了不同类型的政体,并指出他所认为的最佳政体。经过对现实政治状况的理性分析,以及对中产阶级中庸特性的认可,亚里士多德将实现最佳政体的理想寄于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制。然而,对于中产阶级的强大,亚里士多德并非盲目的乐观。一方面他清楚地认识到共和政体很难通过改良方式实现。贵族和平民两派都不会轻易放弃私利。因此,亚里士多德希望统治者能更多地顾及城邦的公共利益,妥协让步。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强调教育是培育良好公民,以实现城邦至善公义的根本途径。     

从《论法的精神》追寻孟德斯鸠“最优的政体”

孟德斯鸠将政体划分为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这一划分不仅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他强调政体的核心在于政体的原则。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感情,包括风俗、人情、民族性、地理环境等等。每一种政体都有其赖以依存的原则,当这种政体原则发生变化的时候,政体就发生了腐化,造成了政体之间的循环。前三种宽和政体之间的转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防止政体向专制政体转化,就需要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他认为"最优的政体"是一个最适宜于一个民族特征的政体,是一个包含社会各阶层的中庸政体,是一个在法律的统治之下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政体。     

论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

"最佳政体"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终极任务,但是亚里士多德并非在一个单一的意义上研究这个问题,而是将其区分为某个政体前提之下的最佳状态,适合某个人群的最佳政体,适合大多数城邦的最佳政体,不管外在条件限制的"依靠祈祷"的最佳政体,以及依赖超凡德性的最佳政体。本文试图从这五个角度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学说,最终论证他在哲学家应该为王的意义上与柏拉图的亲缘性。     

权力制衡 幸福至善——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要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人的行为和经验为基础,归属于实践哲学。这一学说认为,建立城邦(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人们生活幸福,追求至善;真正的幸福以德性为基础,德性是灵魂的善、内在的善,德性是现实活动,是思想(思辨)与行为(实践)的统一。城邦政体就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归属,各类政体应以正义和平等为建政原则,未能兑现这一原则是政体发生变革的一般原因,而政治力量的均衡或不均衡是城邦政体发生变革的关键。最好的城邦政体应是中间阶层执政,它合乎中道和适度原则,即合乎德性生活原则;议事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审判机构是政体的三大要素,各有不同的职能;中等阶层执政和政体三要素的理论,其实质就是以中道为准则的权力制衡论。     

刍议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学说

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中产阶级奴隶主的思想家,被马克思称作"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家。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也推动了西方国家学说史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专门讨论了政治问题原理,包括什么是国家、国家的类型等。研究这一著作,对于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学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进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希腊城邦制度和古代国家学说。通过探讨亚里士多德国家观学说的基本观点,对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作简要评述。     

政体与法治--重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按照统治者人数多少、统治者为谁服务和阶级三个标准,把政体分成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等两大类六小类十八个品种,认为这十八个品种的政体中的十四种都实行或可以实行法治,说明法治是治者的选择,是否实行法治决定于治者的态度,与采用何种政体无关,而影响治者态度的因素主要是治者的品德和对权力的制约.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政体理论:以中西比较为视阈

政体理论不仅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比较政治学关注的问题。在西方,政体理论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特有的逻辑,中国对政体问题的探讨产生于清朝末期,对其探讨也有百年历史,特别是自毛泽东同志对政体理论发表已70多年历史,并对此后的中国政体理论与建设构成了重要影响。在国家建设的今天,中国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中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就需要对指导这一制度建设的政体理论做一反思。     

权力文化小议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其著名的《政治学》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人是政治动物。何谓政治动物？如果从亚氏生活的古希腊社会的背景着眼，那么“政治动物”一词的含议就会十分明了。在古代雅典，除奴隶和妇女儿童外，雅典的公民都必须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公共生活世界是职业、荣誉和有意义的世界；     

基督教的政治学"启蒙"——以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在中世纪的传播为例

13世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被译为拉丁语并传至西欧标志着基督教神学观与古希腊自然政治观的交锋.依据对《政治学》的不同立场,基督教会内部可划分为调和与改造派、论战派及应用派.各派都继承了源自这一著作的诸多观念,如自然主义国家观、优良政体、法及公民的概念等,旨在消解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带来的威胁,将其融入基督教神学,以调和理性与信仰.这间接促进了《政治学》的传播.基督教会成为传播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先锋和当时西欧先进思想的引领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基督教固有的认知.     

理性与传统视域中的政治哲学——以亚里士多德、伯克、密尔、哈耶克为例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政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哲学上偏好折衷的他,把共和政体看成理想政体,但同时他又指出政体中理想的、最优的不一定是最合适的。进入中世纪以后,西方政治思想家对人类理性与政治制度演进之间关系的争论不断,有的强调理性设计的关键性作用,有的赋予历史、传统以超越每一代人的理性的力量(如伯克)。19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密尔,对思想史出现的两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哲学观点进行概括、总结和调和,使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表现的相信理性而又尊重传统的政治智慧得以重现。20世纪60年代以进化论理性主义反驳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哈耶克,其理论观点的继承性也许值得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政治哲人眼中的女性与城邦——解读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

希腊古典作家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共十五章,其中第一章对斯巴达女人和婚姻生活的描述,成为后世人们了解斯巴达社会,尤其是斯巴达妇女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史料。本文基于对《斯巴达政制》1.3-1.4中的重点字词、辞章和文脉的梳理,深究色诺芬的笔法。色诺芬对照斯巴达与其他城邦在女性的饮食、劳作、身体锻炼等方面截然不同的政制安排、立法措施和生活方式,处处都是盛赞的口吻,然而,其中却暗自检视了斯巴达女人的道德品性和斯巴达城邦的精神。色诺芬从政治哲人的角度思考斯巴达女人与政制的关系。他对斯巴达妇女隐秘的批判,同时也是对斯巴达城邦隐秘的批判,因而可以说,色诺芬从《斯巴达政制》第一章一开始就促使我们思考:斯巴达城邦的生活方式是否真的优于其他城邦。     

论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

公民作为政治概念,涉及的是人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论述其公民思想,涉及公民的定义、公民的资格和公民的特质等问题。亚氏所定义的公民是与政体和城邦密切相关的,公民是城邦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公民的资格是指公民必须享有治权,参与城邦的治理,参与到城邦的共同关系中,居住地、参与司法活动和血统等都不是成为一个全称公民的充分条件;公民还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公民登籍的财产资格应当订定适当数额。公民的特质包括既能统治也能服从统治、拥有闲暇以及具有激情与理智等自然品质。即使公民概念已经随着历史发展而发生巨大变化,亚氏的公民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公民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发展变迁的脉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理论论证——董崇山《政体论》评介

政治学学者董崇山撰写的《政体论》,无论在立论体系、学术观点和政治体制实践的探讨上,都颇有创见和新意。本书对于我国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     

政治学研究的新成果——评《政体论》

<正> 我国政治学界第一部专门探讨政体规律的专著——董崇山同志的《政体论》问世了。这是一部不同凡响的作品。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从理论上打破了我国传统政治学理论的格局和框架,走出了政治学理论徘徊不前的圈子,提出了具有作者鲜明个性特色的独到见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著,重点分析的是国家的阶级性而不是国家形式即政体。我国近几年出版了多本政治学著作,有了起步和探索,《政体论》没有重复以前已有的概念和结论,提出了政体的规律问题,指出领袖地位的历史发展规律、     

兜底的宪政秩序:从国体论视角切入

在确立现代国家的宪制原则时,国体论重视国家的阶级属性,强调国家由谁执政的决定作用.政体论无视国家的阶级属性,重视国家对所有国民、公民的权利保护,因此更看重政权的组织形式.从后者伸张的各种政体理论支持种种宪政民主的治国方略,而国体论是不是完全可以排遣政体论的这类主张,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实际上,国体论主张的阶级专政,由于确立了人民民主的前置准则,它也无法完全脱离开宪法需要、宪制规则和宪政秩序.只要一个政治体寻求政治稳定和统治有效,它就必须凸显一种兜底的宪政秩序.否则,它就会丧失国家权力的掌控权,陷入无法自我维持的政治动荡.     

亚氏三段论的古今考察——兼论逻辑表述语言的转向

一、前言被誉为“西方逻辑之父”的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典形式逻辑的创始人 ,第一个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人类的逻辑思维问题。他的著名言论被后继者汇编在一起 ,取名为《工具论》。在《工具论·分析前篇》中 ,亚氏详尽探讨的三段论问题成为传统逻辑的重要内容 ,以致于黑格尔对其颇有评价 :“亚里士多德是考察并描述三段论的各种形式和所谓格的主观意义的第一人。他做得那样严密和正确 ,以致从来没有人在本质上对他的研究成果有所增加。”1传统逻辑三段论基本上承袭了亚氏三段论的原形 ,只是稍加了变动。近百年来 ,随着现代数理逻辑的崛起和迅猛…     

亚里士多德论“家庭”

家庭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诸如"论家庭"或"家政术"之类的专门著作,但是无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学》这里家庭的角色都是无可替代的。本文就是主要从家庭的关系结构与家庭的超政治性这两个方面来论述家庭与城邦政治生活的紧密联系。     

公民理论原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点评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３８４——前３２２年）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政治学家，在西方政治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然而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两千多年以来却颇有歧见，本文无意在诸多不同意见中再添一种，而是想透过对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政治学》的分析，来探讨一下亚里士多德的公民理论及其意义。一、《政治学》一书的结构和主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共八卷，该书并非一部完整的著作，而是由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根据其不同时期的讲稿汇编而成的，因此该书各卷的内容不尽完整，顺序也不尽连贯。《政治学》一书的结构一直是一个有…     

亚里士多德矫正正义观的现代诠释

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是其《尼各马科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重要内容 ,而矫正正义又是其正义理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影响至今依然彰显。本文致思于挖掘他人矫正正义观的真实内涵 ,把其重新置于当今法理视域下进行诠释 ,并指出亚氏矫正正义观在正义理论领域中所实现的哥白尼式革命及其不足 ,为超越亚式矫正正义观 ,拓展当今正义理论提供一种思考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