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与文化范畴比较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文明”与“文化”是一对极相近又相异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先后从九种语义上使用了“文明”范畴，又从五种语义上使用了“文化”范畴。这组范畴内涵丰富，语义复杂，并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以至于无法按照寻常的思维来理解它们的个别语义。为此，以具体的文献语境为基础，以它们在19世纪英法德语中的习惯用法为参照，以比较分析为方法，找出两个范畴之间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则可在整体上把握两个范畴的科学内涵。     

诗与思：两湖地域文化书写的审美意义与思想价值

两湖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世界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域文化传统角度观照两湖现代文学,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两湖现代作家浓郁的忧国忧民的经邦济世情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家国天下的“大写”之中往往交融着强烈的屈原式的孤独个体性感受和愤懑激情,这是两湖现代文学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书写的“异彩”与特色;与此平行的另外一条思想脉络是以老庄为起源的道家文化以及后来的佛禅文化,在两湖现代文学写作中亦有不同凡俗的表现。两湖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为读者提供了面貌各异的地域风景、风俗和风情场景,增强了文学的地域色彩的丰富性,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审美体验,其中,楚地巫骚文化的书写不仅是一种审美意义的呈现,而且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已经引起作家和读者的关注,其间的得失成毁也足以引人深思。     

宋词“时间书写”的文化蕴涵与审美心理考察

秉承中国古代文学中文人心态的稳定性与艺术表现形式的传承性等特征，宋词中的“时间书写”也以对光阴易逝的焦虑和对生命永恒的渴望为主旋律，其文化蕴涵与审美心理，既有对前代文学与文化的传承和绵延，又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及文体特性。宋词中的时间书写既珍重个人的现世时日而弱化政治和社会生活，也因“彻悟”而愈发清醒深刻，由此生发出诸多富有启发性的生活哲理和人生智慧。     

诗意的内蕴与理性的光彩

以《小城之春》、《廊桥遗梦》为范本，对两部影片的叙事风格、影片“镜”语的象征意义、人物造型及其性格特征进行了阐述，着重探讨其中各自成趣的审美追求，力图从中西文化维度出发来解释主人公相似经历背后尚存差异的文化与思想背景，即均“发乎情”，然《小城之春》片“止乎于礼”，而《廊桥遗梦》片“止乎于理”；但影片本身蕴育的哲理精神与审美内涵分别将两部影片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文学书写——重读王立纯长篇小说《月亮上的篝火》

王立纯长篇小说《月亮上的篝火》突破了以往大庆石油文学宏大叙事模式，通过书写“铁人”群像的个体灵魂对话时代精神，发掘铁人形象的坚韧品格与柔软心灵，追寻现实生活中的精神涅槃，以“小我”的生命体验去揭示人性之美，重构石油会战的文化记忆，全新诠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时代价值。重读这部作品会发现，其所阐发的历史幽思、精神内涵和审美意蕴已经超越了故事发生的时代。它不仅是历史记忆的重新书写，而且是心灵意义上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文学重构，更是对大庆红色石油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趣"与"味"作为古典诗论审美范畴辨析

“趣”与“味”作为古典诗论审美范畴,两者的相融相通主要表现在审美语义、审美概括、审美形态、审美生发、思维特征、表达方式等方面;其相离相异主要体现在范畴来源、演变发展、本质内涵、审美感受及特征、发展取向、所折射出的时代色彩等方面。“趣”与“味”相近而不切同,表里而不趋合。     

清末民初“少年”的修辞语义和文化影响——兼谈林译《鲁滨孙飘流记》中的少年形象

对“少年”的发现与重视,是近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生理学意义上,“少年”是一个年龄范畴;政治文化意义上,“少年”是一个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不同话语建构的体系,被赋予“希望”“冒险”“尚力”“革新”“独立”“自由”等修辞语义,成为清末民初特有的文化符号,与西方近代、中国古代“少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林译《鲁滨孙飘流记》言说全新的少年形象,参与清末民初文化语境中“少年”的修辞语义生成与理解.清末民初有识之士通过理论论述、文学书写、社会活动等方式,建构少年形象和少年话语,弘扬尚力美学,驱动国民精神重塑,也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哲学.     

审美生态视野中的中国当代乡村建设

我国目前的美丽乡村建设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通过道路修建、厕所改造、污染治理、旧房改造等措施，许多地方的村容村貌已大为改观，各种类型的美丽示范村不断涌现。然而，部分地区还存在自然环境破坏、文化环境败落、审美人格蜕化等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富而美”的更高目标着眼，我国目前的乡村建设，应在算功利性的“经济账”的同时，重视超功利的“审美账”,加强审美智能投入，在审美生态建设方面下功夫；应在挖掘乡村审美文化资源、维护乡村审美文化载体、组织乡村审美文化活动、建设乡村审美文化设施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应结合“乡村”与“中国乡村”的实际，采取得当有力的措施，激发出乡村建设的可持续性的内生动力，促成审美环境与审美人格之间相互作用的良性循环。唯有如此，我们的美丽乡村建设才能不断深化、更有成效。     

论穆旦诗歌的时间主题

在穆旦诗歌中,“时间”既是一个核心意象,又是一个贯穿性的主题.穆旦诗歌对“二十世纪”、“八小时”等现代时间概念的书写,揭示了人在“现代”的困境和无奈,洞穿了“现代时间”中的生存黑洞;穆旦诗歌对“季节”的现代性透视,彰显了现代生命个体崭新的时间体验,并因而拓展了“季节”书写的审美维度和现代内涵.在对时间经验的多层面书写中,穆旦诗歌展示了“时间之流”中不断挣扎的现代自我,企图抵达时间密道中的灵魂拯救.     

试论先秦儒家伦理美育的审美理想

本文论述先秦儒家在伦理美育活动中，把造就“君子”、“仁人”、“圣人”的德育宗旨升华为“美人”、“美政”、“美天下”的审美理想，又用中和之美的审美尺度，把儒家理想人格的文化心理结构积淀于人格美的审美形象之中，从而把美与人类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把人的品德、精神、人格、心灵纳入了审美范畴，开拓了中国古典伦理美育的先河。     

如何拯救：莫言《酒国》拯救事件的文学建构

“救救孩子”作为文学母题曾被反复书写。追溯莫言的创作谱系,该文学母题的书写具有共性和个性,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之为社会或者启蒙主题。莫言《酒国》是一个独异的文本,它是文化、市场和社会的合力的结果,这些细微的征兆可由文本的微观和宏观隐喻显现;莫言从社会问题切入,链接问题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层面,以审美现代性质疑经济现代化的病症,他从制度、引导者和批评的角度思考拯救孩子的可能性。莫言没有提出具体的拯救路径,但不能简单地将《酒国》贴上隐喻批判的标签,他从人物设置、情节处理和叙述者声音视角等方面探索问题的解决;莫言在时代限制和书写的阈限中试图勾勒现代“救救孩子”的文学路线,从叙述多重声音、戏仿经典“拯救”模式、文体互文等角度突破“救救孩子”的原有模式进行解构书写,尝试突破书写困境,凸显拯救书写的纵深性和复杂性,简单用“晦涩”和搁置评价的态度视之并不可取。     

文化变迁研究与“深描”

国内外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在切入点和具体操作方面存在宏观研究和专题研究两种思路,专题研究中的民族志书写是文化变迁得以表述和展示的具体手段,从马林诺夫斯基的“参与观察法”到格尔茨的“深描”,文化变迁研究经历了研究者的话语建构阶段和研究者的反思阶段。本文研究“前深描”时期文化变迁的研究状况,以及“深描”在文化变迁研究中的尝试,探求“深描”的民族志书写方法在文化变迁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     

山水与乡愁——生态美学与文化记忆视阈下的乡村文化情感建设

“山水”与“乡愁”作为一对不可分割的经典文化意象，构成了当代乡村文化情感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在当代生态理念和乡村文明建设中，传统的“山水精神”得以回归，正由一种精英式的审美转为大众的家园期待，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观念。而“乡土”作为传统记忆文化的根本，使“山水精神”和“乡愁记忆”在情感感知上密切相连，“山水”是“乡村”的环境载体，“乡愁”是建立“乡村”的情感基础，“乡村”则是实现二者互通的现实之场。在“山水”与“乡愁”的情感建设中，不仅可以引发大众的历史回想与审美体验，还生成了独特的美学意象，“乡村”内涵也得以真正诠释，这在塑造民族家国意识与审美共感上具有重要的现实功能与启示意义。     

自然审美“恰当性”辨正

学界一般认为,自然审美“恰当性”概念是卡尔松提出来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史密斯首先将该概念用于对艺术与自然欣赏方式的“外部”比较;但后来被卡尔松引导至相反方向,转向对自然欣赏“内部”的审美依据进行评判,“恰当性”概念的独断化进程也由此启动。随着独断化蔓延至审美判断和审美实践领域,更多理论混乱接踵而至。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逻辑上的“语义错位”和审美上的“认知决定论”。梳理“恰当性”概念的缘起,可还原“恰当性”作为不同欣赏方式“外部”比较者的原初角色;追溯独断化起点,批判性分析引发该现象的语义错位和认知决定论根源,可以让“恰当性”概念以合理方式承担起对于“审美依据”“审美判断”与“审美实践”的评判者角色,从根本上解决卡尔松造成的该命题的独断化问题,同时推动自然审美研究由单向决定模式向多元交互模式转变。     

形式游戏在审美文化产品评价活动中的功能问题

在审美文化产品评价理论研究中,意义评价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以审美为指向.审美文化产品的意义又是由审美、道德、宗教、政治等要素所建构起来的多元世界.在这诸多要素中,道德的、宗教的等非审美因素通过两个步骤完成了审美化并对审美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产生影响:首先是将构成审美文化产品意义的所有因素都转化成了“游戏”,从而实现了将伦理诉求等目的性的目标转换为“游戏”这种无目的的形式这一策略;其次,将“游戏”形式化、规范化,使得审美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产生审美期待,并最终在消费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说“韵”

“韵”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从“韵”语义的历史流变可见，“韵”的传达表现，既强调超迈不俗的内在精神与个性情趣之美，又追求一种淡泊自然、含蓄空灵、意在言外的意境风格表现。“韵”与重神写意理论不同，有着更明确的源自庄、禅的哲学美学基础与文化内涵。“韵”范畴在魏晋和宋代得到推重，从艺术创造和艺术品味两个方面大大深化了古代审美意境和风格理论。“韵”还典型地体现了山水画审美意识和追求，这又为进而考察古典美学具体范畴在不同艺术类型表现上的特殊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雁"、"燕"国俗语义比较

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表现,依赖于具体的民族文化背景,而文化典籍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承载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内涵。因此以文化典籍为探寻国俗语义的着眼点,从诗经中的诗歌到元曲,主要是唐宋诗词中探寻并比较“雁”、“燕”两词的国俗语义,对于领略历代传承的民族文化,准确、全面地理解词语的含义,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意义。     

“元叙事”观念与新时期小说

先锋小说是“新时期”小说中的重要一脉。即使在先锋小说内部也存在着观念、审美形态及语义分野鲜明的不同类型,“元小说”就是一种在叙事形态、意识倾向上相当前卫,反规范、反传统意识相当突出的一类小说。本文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元叙事”：一种是以西方的解构主义哲学为背景,在叙事策略上对传统叙事规范进行大胆的“戏仿”或拆解,其语义则是反本质主义的。另一种以“新写实小说”为主,其特征是通过弱化作者对文本的干预,从而达到还原生活原生态的目的。这两种类型的“元叙事”形态迥异,但其文化功能却是一致的,即都形成了对传统小说主题如历史进步论、理想主义等的龃龉与对抗。     

美学的两个维度

美学应当具有两个维度,即作为知识/科学的美学和作为生活/文化的美学,或简称为“系统美学”和“审美文化”。系统美学属于“理”的研究,审美文化属于“事”的研究;系统美学的言说方式是美学概念、命题、论证,审美文化的言说方式是审美意识、警句、描述。为美学扩充一个审美文化的维度,就能超越美学的知识论取向,并化解理论与实践的对立。超越美学的知识论取向,并非否定美学是科学或知识,而是主张美学不必囿限于科学或知识。作为知识/科学的美学源于西方,作为生活/文化的美学则是非西方文化也拥有的。在审美文化的意义上,应当承认古代中国已有了美学。“中国美学”同“日本美学”一样,通过美学的审美文化之维而获得合法性。“中国美学”也有两个维度,即古代审美文化的维度和现代系统美学的维度,前者无需索要普遍性,后者亦可追求普遍性。     

中国上古审美文化对日本绳文时代的影响

从中国和日本考古文物、古代文献、古史传说来看 ,中国上古审美文化对日本绳文时代审美文化曾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影响表现为以山东后李文化为代表的“太昊时代”审美文化对绳文时代草创期、早期审美文化的辐射 ;中期影响表现为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少昊时代”审美文化对绳文时代前期、中期审美文化的渗透 ;晚期影响表现为商周时代青铜、玉雕等审美文化因素在绳文时代后期、晚期审美文化中的凝聚。由于接受了中国上古审美文化的影响 ,日本绳文时代无论是在太阳崇拜、火崇拜、凤鸟崇拜、鸡崇拜等深层文化观念方面 ,还是在整体造型、陶塑装饰、抽象纹样等审美形式方面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从而呈现出由神秘古拙到神奇华美再到庄重秀雅的风格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