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对技治主义的若干批评及启示

作为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主张社会秩序是自然形成的扩展秩序,人类试图用理性方法对其控制和重构是狂妄和危险的,因而极力对技治主义进行批评。哈耶克批评唯科学主义并没有科学性,反对把自然科学方法论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抨击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导致专制和独裁,指责社会工程师沦为极权主义的帮凶。从知识论和文化进化论的角度,他对技治主义的批评将社会工程问题转换为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其研究逻辑并不严谨,观点过于极端,二元论思维严重,对社会工程一味排斥与现实情况不符。     

论思维社会学

论思维社会学丛大川一、关于“社会思维学”和“思维社会学”的界定。关于“社会思维学”，张育铭同志界定为：“社会思维学就是研究和探讨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制约下，人们（即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在社会实践的相互交往、相互作用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及...     

认知带宽：个性化传播时代用户洞察的新范畴

点对点的个性化传播模式与点对面的大众传播模式共同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行为经济学和传播心理学研究启示，当前传播者面对的不再是具有理想认知容量的受众，而是“认知带宽”各异的受众。认知带宽即个体在特定情境下处理特定媒介信息的实际认知空间，是个体以自己认知焦点为参照所能展开的认知广度与深度。认知带宽可能受受众携带的易感因素影响，出现高密型、低窄型、浅阔型和狭长型带宽表现。传播研究需在认知带宽思路下理解影响受众认知焦点定位、限制受众认知空间展开的个性化因素，才能优化传播实践。     

文艺学知识建构的批判性反思

目前,中国文学研究中存在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中庸主义等三种不同的文艺学知识建构方式。文艺学知识建构的本质主义体现在文艺学教材、文学批评实践等方面,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反本质主义表现在重建非经典化知识、建构文艺学知识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方面,文艺学知识建构的中庸主义指涉文艺学知识“场城”、“关系主义”等。文艺学知识建构中多元思维应该形成一种自由和谐的关系,时刻保持自身清理,凸显当代性和社会使命感,加强文艺学知识建构的批判性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进程及其意义

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研究范式，进入21世纪后又逐渐与日常生活史、艺术史、物质文化史等诸多领域汇为更为巨大的学术洪流，从后者的学术渊源——人类学汲取了实践视角等重要的学术资源，为重新书写真正的“中国”思想史提供了有效的操作路径。这些领域共同关注的概念“象征”（符号），为思想与社会互动提供了重要的桥梁，从而把思想史研究从发现什么是“中国的”思想推向了探索“中国的”思想如何形成的更深层认识。在整体史视角下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是时代思想的一种呼唤，正在成为整合华夏文明话语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身份偏见及其对认知的影响——从证言知识说起

身份代表着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对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身份偏见都随处可见,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认知领域,基于“固化观念”形成的“固化身份偏见”正不断地冲击着人类的证言知识,这体现为:在“证言交易”中,听者经常会基于身份偏见而降低说者的可信度,从而剥夺后者作为知识主体的资格.对说者的不公对待严重破坏了正常的认知和伦理生态.面临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需要理性地审视人类的证言实践,以理性分析抵制身份偏见;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社会认知领域的“同感”理论来清除身份偏见的恶劣影响.     

先秦法治主义和术治主义的比较认识

先秦的政治文化思想中,法治主义和术治主义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两者本质意义的认识,现代以来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有本质区别,如梁启超先生曾说：“当时所谓法家者流中,尚有两派与法治主义极易相混而实大不同者,一日‘术治主义’,二日‘势治主义’。”“术盖为法家所最恶。”①持这种观点的人数较少,而且尚未作比较具体的分析工作。另一种观点影响较大,认为两者是统一的,“术”是对“法”的补充和强化,是法治主义历史发展的要求。笔者以为,从思想观点、思维要求和源流关系这些学理上看,两者有本质区别;在当前民主和法制…     

叔力、话语与意识形态有效牲的内在关联

日常生活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它是构成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一种基础性领域。正是在这里，意识形态获得自己的有效性。意识形态不仅以观念的形式存在，而且物化在日常生活的现实中。以话语作为表现形式，意识形态把个体询唤为主体，从而获得自己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集中表现为意识形态对微观权力的维持。而且，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这使得对意识形态有效性的分析和批判也难逃语言悖论。它提醒我们，在意识形态的批判之中，要有理论的自觉性。     

文艺学的理论形态与知识实践

文艺学理论形态建设中存在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建构主义等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本质主义表现在文艺学教材、文学批评实践等方面,反本质主义通过反思经典知识颠覆传统、用"日常生活审美化"重构文艺学知识形态,建构主义反思与重绘文艺学知识"场域"、 凸显"关系主义"的文艺学知识形态.文艺学理论形态中存在的多元思维方式应该形成一种和谐关系,进行自身清理,凸显当代性和社会使命感,加强对自身建制、学科理念的批判性反思.     

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之张力分析--从市场化媒体的"娱讯"现象谈起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 ,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模式。在当前 ,新闻专业主义和传媒消费主义成了一对富有张力的话语。而传媒消费主义的直接表现就是所谓“娱讯”(infotainment)现象的泛滥。本文试图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市场化媒体 (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市场化传媒 )的“娱讯”现象 ,以探讨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的关系。研究表明 ,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 ,通过新闻实践活动而再生 ,而媒介消费主义话语在具体的语境中与前者对峙、抗争、纠缠、渗透 ,形成彼此消长的过程 ,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新闻专业主义话语     

道德归类分析与生命价值体认

“道德归类”,直接源自生命体认的主体,因为只有在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建构个体与他者、个体与自身以及超越个体之上的普适性伦理规则。“美德伦理”奠基于日常生活实践或人类生命实践活动的情感丰富性、认知丰富性乃至幸福体验的丰富性。“规范伦理”的特性在于它的强制性,即通过理性的立法自身立定规则,规定行为的目标和行为的活动方式。     

从贤人之治走向民主治理——儒家治道学说的反思与价值重构

儒家的治道学说以“贤人之治”为核心内容,以“内圣外王”为逻辑起点,以“仁”与“礼”为终极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德治主义。从本质上看,儒家的治道学说是一种“精英专政”,在历史进程中衍生出政治的宗法化、道德化倾向,展露了政治哲学的工具化、实用化特征,反映了传统儒学社会“公”领域的缺陷,因此与当代民主治理的核心价值相异。目前我国的民主治道变革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从儒家贤人之治的传统德治主义向理性官僚制的范式变迁是民主化转型的前提;另一方面,面对“后官僚时代”的挑战,治道变革还应该积极回应参与民主、理性行政、多元价值、公共利益等诉求。只有这样,适合我国民主治理的道德生态才能孕育而生,儒学政治文明也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面相、阐释与实践：近代“迷信”话语的三次建构（1900—1937）

1900—193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权更迭和思想激荡的特殊时代。这一时期，由日本传入的“迷信”一词，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历经三次社会建构，而个体、群体和政党依次充任三个时期的建构主体。从“迷信”话语建构的阶段性特征来看，清末新政时期是“迷信面相”的呈现阶段；五四时期是“迷信”话语的阐释阶段；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是“反迷信”的实践阶段。从“迷信”话语折射出的思想冲突来看，“中体西用”和“崇尚西化”构成知识分子认知冲突的内在逻辑，而国家权力不仅可以限定“迷信”的指涉对象，而且在舆论宣传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迷信”话语建构的历史趋势来看，其内在逻辑不以权力干预而转移方向，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调适的社会语境下，沿着既往思想路径循序渐进和逐步升华，最终内化为人们思维意识和语言表达的一部分。     

阻碍思维创新的主要因素

１什么是创新思维？所谓创新思维是相对于习常性思维而言的。它是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思维活动，是运用新的认识方法，开拓新的认识领域，开创新的认识成果的思维活动。对于创新思维的“新”，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在第一个层面上，这种“新”是相对于全人类的“新”，那么这时的创新思维指的是科学家、思想家、发明家在创立新成果时的那种思维。在第二个层面上，这种“新”是相对于思维者本人的“新”，那么这里的创新思维指学生解题过程的新思路，儿童游戏中的新方法，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新窍门。这样的创新对于社会来说，虽然未必获得有直…     

布希亚消费社会理论批判

布希亚以符号统治为视角深刻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建构起一种消费社会的符号批判理论。布希亚对启蒙的参照理性和现代主体所进行的批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一批判在清算前者的先验主义、绝对主义以及意识哲学等消极特征的同时,错误地走到了另一极。在布希亚的批判理论中依然可见客体主义的偏见、文化主义的霸权、极端相对主义的怀疑论以及实在论的残余等等,深入反思和批判这一理论的局限性无疑有助于我们更为合理地认知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     

表征与认知发展

认知动力系统理论是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继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之后,认知科学中一种快速发展起来的理论。动力主义和符号主义之间的一个基本分歧就是关于表征在认知中的作用问题的争论。物理符号主义假设认为符号表征的计算对于认知是充分和必要的,一些持强耦合观点的动力主义者认为表征对于认知系统是不必要的。作者从认知发展着手,将认知发展区分为感觉运动、意象表征和语言表征三个水平,认为表征对于认知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因为种系演化和个体发育中存在一个非表征的认知时期;但是作者也反对动力主义中完全否定和反对表征的强耦合观点。文章的结论是,尽管因为耦合而不存在完全的表征,但不完全的表征在人类的认知活动中是普遍存在的。     

“什么是美?”:超越的美论——介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的蒋孔阳《美学新论》

将“美是什么?”的提问转换成“什么是美?”的问题是蒋孔阳《美学新论》中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体现了介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的超越倾向关于美的生成性的论述一方面是对普遍主义的突破,另一方面又是对因此而产生的多元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克服;关于美的关系性的辨析不仅跨越了二元对立的格局,而且从更深刻的层次上促进了主体间性的实现;而关于美的创造性的阐释不只显得重视个体的审美经验,还内敛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实践内容。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从“区域主义”走向“域际主义”

作为对“族际主义”取向的替代，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与认可。但十多年来，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提出阶段。根据边疆问题性质和影响的范围来确认“区域”所指，超越了“区域主义”取向边疆治理中行政区域划分的“区域”内涵，这种认识与思维以及体现出来的治理思维称之为“域际主义”取向。与“区域主义”取向范式对比，“域际主义”取向下边疆治理的理念、范围、主体与方式更明确、更清晰、更具体。“域际主义”取向推动了“区域主义”取向向前发展，促进了对边疆治理内涵的整全性理解。     

社会治理“共同体化”的日常生活实践机制和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经提出，便受到学术界的热切关注，有学者对此开始专门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出的社会背景以及建设路径，目前还缺乏深度的研究。本文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共同体化”概念，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以及实施路径和机制上展开一些讨论，认为在共同体基础薄弱的情况下，需要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内化为其内在的组成部分，才能达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也就是说，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共同体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转变成他们的日常生活内在活动中展开的。为此，本文还对日常生活化实践的具体路径做了初步讨论。     

官民网络互动趋同机制论析

从统治到治理,从垂直到平等伙伴关系,去除对立及强制思维,通过互动建立共识、彰显公道,将问题解决在公理之下,这是与网络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理念,也是网络社会管理的根本内容。树立官民共治的理念,将网络公共领域视为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场所,去除驾驭思维、管制思维;建立公共的制度性互动平台,扩大官民的参与性;实现公共舆论与现实的互动,以公开性去除个体对整体的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