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与“暧昧”的对话伦理及其共通感奠基——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诺奖演讲再考

今天，从“对话”的视角重读两位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在颁奖礼上的演讲显得尤为重要，即川端康成的《我在美丽的日本》与大江健三郎的《我在暧昧的日本》。以往学者大多对川端与大江加以对立式解读，然而在“美丽”和“暧昧”的比照中，也暗含着“对话”的逻辑。在柄谷行人看来，“对话”并非一个象征形式的去主体化过程，而是一个将异质性他者纳入其中并与他者共在的伦理过程。基于这一阐释，“他者”得以作为内在于“美丽”与“暧昧”之关系性构成中的重要一环被揭示。同时，共通感概念对于“复数的主观性”的要求可视为赋予审美鉴赏以普遍性的一个契机，也为这种关系性视角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策略与方向性的指引。     

知识美学与生命美学--从柏拉图与孔子美学的比较看中西美学的根本差异

柏拉图的美学把“美”作为一个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独立世界，作为一个客观的认知对象来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审视，是研究“美本身”的知识美学。用知识逻辑要求审美逻辑，这种错位使柏拉图的美的世界与生活的世界处于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之中。而孔子的美学则并不去分析美的本质，他只是讲人应该怎样做才是美的。在孔子那里，美不是一个可以分析的知识对象，而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使孔子美学具有浓厚的现世情怀和生命意蕴。     

外来流动人口的身份建构

以聚居在沙村的外来流动人口为对象,探讨他们进入城市后的身份建构机制。从空间视角出发,认为城乡结合部地区外来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以及外来流动人口(外来租户)与本地居民(本地租房户)在共居空间内的持续互动,使得这一"聚居—混居"的空间格局,成为外来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基石。在与本地房东混居的过程中,沙村流动人口的集体身份,也通过两者间的日常互动交往,通过各自的话语体系,得到了再建构,经历了一个由"外来人"向"客居人"转变的符号转型过程。     

“积淀”──李泽厚美感论的基石

“积淀说”是李泽厚用以揭示人类审美心理的产生、形成和结构的重要理论，也是他用以沟通“工具本体论”与“心理本体论”的一个重要桥梁，因此，在李泽厚所建构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体系中，“积淀说”占有特殊重要的理论地位。     

跨文化视域与通向他者文化、他者美学的可能——为“跨文化美学研究”一辩

跨文化美学研究简单说来就是求得自觉和丰富自身,即在与作为“他者”的文化中的美学进行对话和了解的过程中完成并深化自己的身份认同,进而尝试进行超越性的自身建构。跨文化美学研究的学科本质在本体上就是“跨文化视域”,即不完全等同于“文化间性”,并不满足于发现文化“间”的关系,它还有追求文化间质素相会通并据此实现文化超越和传承性转化的追求。     

新媒体与游客凝视的互动机制研究

旅游业的发展受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共同作用和影响。新技术支撑下出现的新媒体发展速度和影响力远超传统媒体,其对旅游发展有着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研究分析表明,新媒体与“游客凝视”实质上是表现为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新媒体对游客“凝视”起着先导作用;反之,游客凝视并非一成不变,游客对差异化事物的追寻和实地的旅游体验反馈亦可反作用新媒体这一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文章以重要新媒体微信为例,解读新媒体与游客凝视双向互动关系,并探讨二者的互动机制:微信主要从定点性、及时性、偶然性、定制化、微内容五个方面影响游客凝视;游客凝视通过聚合性、时效性、扩散性和反馈性、丰富性来影响新媒体。并据此提出从危机的应对与补救、地方文化特色的保持、凝视域的全面兼顾、虚实对比的感知平衡四个方面来解决二者互动时出现的问题,使其保持持续有效的互动。     

论欧盟区域认同的社会建构

区域认同的形成是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当前国际关系学者强调认同的建构性为研究区域认同提供了理论基础,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根据欧盟的经验,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从三个方面研究区域认同的建构:第一,各种行为体之间的跨国互动和交流;第二,国际机制的作用;第三,“我们意识”和相对于他者的建构。强调区域认同的建构性对于区域一体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区域认同建构的条件性。     

从自然的人到人的自然——中国美学的现代诠释

假如说,诗性人生是魏晋美学的第一个发现,那么自然山水则是魏晋美学的第二个发现。1 自然山水是诗性人生的合乎逻辑的继续。我过去曾经剖析:从先秦美学到魏晋美学,潜蕴着一个从本体视境到价值取向的嬗变,亦即从自然本体到艺术本体的嬗变。诗性人生正是这一嬗变所带来的第一个发现。那么,事情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呢?显然不是。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在中国美学,所谓审美活动(艺术、诗性)截然不同于西方美学所指的内涵。不是“适人之适”,而是“自适之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涵并非自由,而是自在;并非价值生成,而是价值消解;并非“为学日益”,而是“为道日损”。因此,正象我们在陶渊明那里所看到的:越是自在的就越是美的,越是自在的就越是诗性的。人生的审美化就是人生的自在化。这样,     

作为环境艺术的音乐——阿诺德·柏林特对音乐审美体验的环境现象学考察

音乐体验既是柏林特环境美学得以建构的重要来源，也是验证他审美理论的最佳范例。环境现象学语境中的“环境观”和“体验观”是柏林特艺术美学和环境美学一脉相承并得以建构的理论基石。音乐作为一种环境艺术，是柏林特对音乐审美体验的“环境性”所做的一种环境现象学描述。他将由创造性、物质性、表演性和鉴赏性等主要因素构成的音乐环境定位为一个知觉体验的审美场，有力批驳了音乐理解的形式化和主观表现倾向，从根本上颠覆了现代艺术客体论，消解了现代审美欣赏的二元论格局。音乐存在的非对象性、多维性及其知觉场域内各因素功能的连续性、交互性和一体化，有力证明了音乐体验的环境性和人类多维度的统一性。这不仅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音乐体验及其实现路径具有直接指导意义，还为当代美学建构一种普适性审美理论带来了重要启示，从而为阐释当代艺术审美领域中的去物质化、非对象性、关系性和跨媒介的美学理论、艺术现象带来了更加全面有效的语境视角。     

建构“中国文学美学”

“中国文学美学”不是一个并列性结构,而是对一个包容性结构,即中国文学中的美学加以分解后,独立建构,形成“中国文学美学”的自洽构体。但它类同于中国音乐美学、中国绘画美学、中国书法美学等,隶从于中国文艺美学。由于至今尚未有“中国文学美学”这样独立的书题、课题,因此对其语义层面略作如是阐释。     

话语权力与农民形象的建构——以《哦，香雪》和《陈奂生上城》为例

身份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社会性意义与价值的调整和塑造。本文关注文学作品对农民形象的建构。文学作品的内容来源于社会生活，同时它们又塑造一幅幅建构秩序的图景，这种图景往往是社会分类的图景。农民形象的“抽象化”与“他者化”即为社会分类的结果并反衬着都市社区和精英群体的“先进性”以及国家的现代性诉求。     

霍耐特承认理论与审美活动论说

沿着哈贝马斯的路线,霍耐特以“承认”范畴来定位自我与他者的主体间关系.在“承认”理论框架之内,艺术家与读者在旨趣、想象力、品味、审美力等方面给予对方以“预先承认”,对艺术作品共同进行”创作”,从而推动了哈贝马斯、伽达默尔所提倡的关学主体间性.凭借承认与蔑视之间的辩证关系,霍耐特对马克思《手稿》中的劳动美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重构.但霍耐特并没有将”承认”仅仅视为思辩领域的抽象概念,而是将其植根于日常生活之中,从一个侧面弥合了存在于生存关学之中的个人主义倾向.     

开阔的视野与多元的阐释——读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

读李继凯的专著《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它没有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浇铸一个旧的“硬壳”,亦即没有沿袭貌似新颖而实则陈旧的批评模式去展开评论 ,也没有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去割断本土与异域、现代与古代的文化关联 ,而是立足本土文化并参透其动态发展的文化语境 ,从而把 2 0世纪秦地小说作为一个承接转折的整体 ,在开阔的视野中进行并非“保守”的多元的阐释。李继凯理解的“三秦文化”是一个“具有动态特征的概念 ,其内涵不断处于建构之中”,他认为“不仅三秦本土的古典文化、民间文化属于三秦文化 ,那些外来的 ,能…     

中国早期方位观及其美学意识

传统的中国美学研究往往将其研究对象限定于美和艺术,但在中国古代,空间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尤其是其中的方位。方位观念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人对空间的物理性认知,更是一种具备美学特性的空间规划。以早期中国“六合”的空间模式建构为例：它将人置于空间中央,由此诞生的华夏地理就成为一种经验性的人化空间,而并非纯粹的客观地理,这种非客观性恰恰为美学的发生提供了契机。从上、下的建构到四方的展开,方位承载了中国人独具特色的空间想象。这一空间想象及方位建构在农耕文明紧密的人地关系促使下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方位共识,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归属感,最终涉及的是一个如何建构精神家园的“安居”问题。总之,空间方位不仅关乎物理,更关乎人文、关乎审美,它发源于感性,又从感性活动升发至价值观念甚至哲学思辨,为早期华夏文明的建构开出了一条独特的美学路径。     

核心 内涵 本质——浅析福柯的“生存美学”理论

福柯的“生存美学”是他对数千年来已经异化了的人性最深入的研究。“生存美学”的核心是“关怀自身”,强调重视自我,重视处理与他者的关系以及重视身体体验。“生存美学”内涵是生活美学,重视现在美和生存风格的选择,提出“生活是艺术品”。“生存美学”的本质是追求自由,自身的自由和实践自由同等重要。福柯的“生存美学”指引人类走出异化的沼泽,寻求自由的人生。     

发端于中国本土的“软法”机制——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性质透析及其逻辑解构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在当前的法治体系建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将外来的"软法"概念及其"软法"思潮移情于中国本土,方可以认知"党内法规"的"软法"属性。在实践中,"党内法规"的"软法"旨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了"党内政策-法与政策的集合体-软法"这一范式转换逻辑。在蜕变为"软法"之后,"党内法规"又与"国家法"演绎出共生、共治、背离三种互动模式。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为了切实推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之间衔接协同机制的有效运转,则需首先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基本精神与价值旨趣的融通,继而达成"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制度对接,促成两者双向建构。     

当代文艺学和美学:没有说完的话

朱立元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和美学,并非"全盘西化"的过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传统文论和美学、又不同于西方文论和美学的现代文论和美学新传统的建构、生成过程。20世纪的中国文论和美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新传统。其在当前的发展中面临的深层问题在于基本理论缺乏与"史"和批评的互动、互通。当代中国文艺学和美学走出困局的必由之路,仍在于立足于如何解决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的这一现实问题,并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达到理论、批评、历史三方面的协调和统一,形成整体突破。高建平则认为,我们只有来自西方的"美学在中国"和美学的史前史,没有中国美学。提出"文化多样性"口号的背后有着深层的审美的普世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今天我们需要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普世性的"中国美学"。王建疆认为,学科首先要讲公理、范式、共性,而不是盲目追求所谓特色或个性。同时,也不能从学科发展的水平高低来论断该学科是否存在,而是要放眼现实。其发展也应该遵循自然之道,而不是盲目的重构。     

共和、民主抑或制衡：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辨析

文章在剖析马基雅维里之政体观、阶层矛盾和制度安排等主张的基础上指出,在建构政治体系时,他考虑的落脚点不是怎样维护君主、贵族或平民的利益问题,而是国家政权如何长治久安的问题。实现这一政治要旨的重要方式是权力结构的平衡与权力制衡。因此,马基雅维里并非如一些研究者所诠释的那样,是完全意义上的共和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     

“拼凑”记忆:作为现象的电影身体

梳理电影理论的发展脉络，在对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的关系探讨中，“身体”立场在其中发挥的微妙平衡作用值得重视:摄影机械的再现视角无法回避记忆书写过程中的“主观过滤”，而“身体”的影像在历史记忆中对完整经验的保存具有重要潜能，即以影像身体的即时性、片段性的局部经验保持对世界完整性的暗示。从现象学立场出发，论述电影中的身体如何作为“具体经验”完成对作为“完整经验”的记忆“任意”却“丰富”的拼凑，即身体如何“重拾”记忆的“真实”。“身体”作为视角看待记忆的再现，需要重新思考记忆再现时对时间的“连续性”要求。记忆从来都不是与现在割裂的、被想象在银幕上的他者，而是与当下紧密相关的过去，需要注重对“此刻”身体感知经验的表述。同时，电影中的空间并非所叙记忆事件的背景，而是身体记忆所生成的空间，且空间中的身体往往承担着“传感器”的作用。     

形式的生命意义——20世纪西方美学巡礼之二

（一） ２０世纪美学很醒目的一个人物是英国艺术批评家克乃夫·贝尔。以他为旗帜或信号，西方美学从２０世纪初便吹起一股很强劲的形式主义风。他１９１４年发表的美学专著《艺术》，集中体现了他的形式主义理论，是公认的对西方现代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本书。他在书中提出了“有意味的形式”的著名论点。贝尔的理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在审美主体方面，他论述了审美情感的特性，强调审美情感不同生活中的普通情感，这与科林伍德强调的“艺术表现的情感与日常生活的一般情感没有不同”的观点看起来俨然不同。贝尔认为审美情感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