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时期的非正式制度缺失

非正式制度具有内生性、依附性、边缘性、排他性和替代性特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与之相容的非正式制度的缺失,会导致正式制度失效。非正式制度缺失导致的正式制度失效,正好可以解释全要素分析中的“残差”问题。在经济转型社会的生产函数中,应引入正式制度因素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发展中,尤其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因素。     

多维视角下透析当代中国妇女参政问题

妇女参政是衡量妇女地位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客观要求。建国后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妇女的参政地位,但目前仍存在着妇女参政中民主参与比较普及而权力参与普遍滞后的问题。本文运用政治学和社会性别研究的方法进行分析后,认为这与我国当前存在的传统性别文化偏见、现有的培养选拔制度不完善、立法滞后、男性领导认识不到位、城乡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为此,我们从构建性别平等社会文化、完善妇女参政的制度建设、健全妇女参政民主监督机制以及提升妇女自身能力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妇女参政的相应对策思考。     

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在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中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非正式制度的补充和扩展 ,两者共同决定经济绩效。影响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有道德秩序缺失、传统文化、计划体制的惯性等。强调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文化决定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型构可以通过仿效、学习以及正式制度安排的建构等途径来实现     

当代中国妇女的政治参与研究

妇女政治参与是人类进步和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动力。但在当今的中国,妇女政治参与的这种重要性及其作用远未得到体现和发挥。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法律保障不力,传统政治文化负面影响根深蒂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缺乏民主素质。为此,应该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构建先进性别文化和促进教育的性别公平,充分发挥妇女组织的作用,以提高妇女的参政能力和参政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和谐社会视阈下妇女参政政策问题研究

妇女参政政策是中国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诸多公共政策的制定仍存在性别意识缺失状况,影响着妇女参政政策的贯彻落实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分析妇女参政政策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不断完善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参政政策体系,对促进性别和谐、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制度空间与建构行动:灾后财富分配中的乡村精英——以四川省S村为例

灾难后的救助行动意味着大量财富的分配,在国家主导宏观分配的同时,乡村精英们以非正式制度为依据向上建构灾难状况,同时以正式制度为依据向下建构国家政策.乡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错位运用成为乡村精英建构行动的深层逻辑,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则为乡村精英的建构行动提供了相应的行动空间.     

非正式制度建设与社会和谐

非正式制度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我国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社会公平价值观缺失、传统特权文化的惯性、社会道德滑坡、潜规则盛行等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必须强化国家的建构作用,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创新和媒体传播创新,完善正式制度,转变发展模式,以促进非正式制度变迁。     

潜规则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潜规则起源于公共权力的代理,是公权力代理人与特定人员之间的违背正式制度或背离公共角色所应承担的正式义务的交易行为。潜规则是区别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第三种制度,它产生于正式制度的缺失,既逾越正式制度,又依附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缺失助长潜规则,同时,潜规则又腐蚀非正式制度。潜规则的盛行与制度的正义与否密切相关。要压缩潜规则的运行空间,就必须减小公权力所涉领域,充分发挥私权的作用,同时促进制度代理人与公共利益的共容。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绩效之制度分析——以C县白露村、T县永昌村为例

以C县白露村、T县永昌村为例,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进行制度分析可知,在农村"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中长期积淀的历史记忆等非正式制度,其实施成本相对较小;而外来嵌入性的正式制度安排由于其建制理念、制度的延续性较弱以及缺失乡村社会基础,其实施成本较大。因此,要实现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仅要促进正式制度内部的组织性和协调性,还应该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融合性和契合性,发挥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这就应该加强农村社区自组织建设,倡导农村社区的自有文化特质,在制定农村政策方面保持制度的延续性,以实现农村社会的良性治理。     

传统性别文化视角下的妇女参政

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主要是以男性为本位的并在男性审视之下的文化，是为维护男性的绝对权威和政治地位而构筑的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给历史上妇女的参政带来了许多无形的障碍。因此，构建平等而先进的性别文化，健全和完善政策制度。全面提高女性的综合素质，使国家机构中女性影响力得到相应拓展。其结果必然是妇女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女政治家的大量涌现。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妇女的反女权运动——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

美国妇女的传统社会性别身份是贤妻良母,而《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和堕胎合法化都旨在颠覆这一身份。对于已内化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妇女,她们自然把上述两者作为首要攻击目标,以此来维护传统的性别关系和家庭模式。通过解析美国妇女在反ERA和堕胎合法化运动中的参政行为,文章着力体现社会性别因素是促使她们投身反女权运动的主要推动力。     

妇女参政与妇女观

目前不利于妇女参政问题的主要根源是妇女观问题。如传统的角色分工观念,“男尊女卑”意识,“男强女弱”偏见,“女人祸水”滥调,封建女性价值观,古典女性审美观,资产阶级享乐观等陈腐的思想观念,是阻碍或束缚妇女参政的大敌。     

中国女性参政改革的可能模式分析

女性参政成为国际上衡量各个国家民主程度的标志之一,中国在这种趋势下进入了女性参政改革的前期酝酿阶段.当前,中国的女性参政模式仍属于政府主导型,欲达到理想的“性别政治正义”状态,需要持续、漫长、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从历史看,中国女性参政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基本都是在实践情势的要求下逐渐建构的.基于中国传统性别文化和女性参政的客观事实,渐进式道路、阶梯式发展、赋权式战略是可资参考的模式,这些模式对女性参政改革的方向和行动有着重要的引导意义.     

文化与制度耦合:一个文献综述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是一个复杂的范畴,包括正式的非正式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单项的和系统的制度。其中内在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同时内在制度在发展中可以“外化”,非正式制度可以转变为正式制度,由此可见文化与制度的重要关系。本文回顾和整理了已有的对文化与制度关系的研究,关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结论,试图构建这一前沿问题的研究平台。     

民族地区妇女参政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思考--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地区女性参政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妇女参政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以西北的民族地区甘南州为例,女性参政的深度和广度仍然低于全国水平.传统宗教观念、经济状况、政策的配套与完善、文化素质都对女性参政产生了制约和影响.针对这些制约因素,本文从政府的作用、社会教化的内容、大众传媒以及妇女文化素质的提高等方面提出了思考与相应的对策.     

如何利用正式制度发展社会资本

本文探讨了正式制度在发展、维护和破坏社会资本过程中的作用,并对阻碍正式制度发挥上述作用的三个因素进行了考察研究:(1)假设衔接关系必须是“弱连接”;(2)注重“路径依赖”而不是“路径选择”;(3)假设非正式制度产生于正式制度之前.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种选择性分析方法,我们应重视正式制度的调节方式对不同群体获取或维持其社...     

非正式制度对政府管理机制的影响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非正式制度的特点及基本功能,非正式制度是相对于正式制度而言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规范功能。政府管理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良性约束作用表现为在影响政府行为规范的制度体系中,正式制度不能离开非正式制度而单独发挥作用,因此非正式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其影响极具持久性。从非正式制度的功能来看,它能够很大程度上节约交易成本。非正式制度是在人们长期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它是人们所共同认可和拥有的一些认识。非正式制度在政府管理中的影响表现为构建行政文化环境;发挥制度建设路径影响;重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加快思维范式转变。     

非正式制度: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应有范畴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都是协调行为的重要规范,两者是相互配合的关系。决定规范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实现形式的是投入的边际社会收益。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系依赖的是非正式制度,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正式制度,还需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乡土文化、风俗乡规、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为推进非正式制度建设,助力乡村振兴,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做好政策的宣传与教育;寻找"乡土基因",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共振";借鉴风俗乡规,实现乡村善治;发挥伦理道德的作用,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制度设置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中的经济制度、分配制度、政治制度、婚姻制度、继承制度以及生育政策等会对人口再生产产生极大的影响,同时非正式制度中的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也会对人口再生产产生重大的影响,有时正式制度甚至是通过非正式制度来发生作用的。因此,应当重视通过调整制度的设置来调节人口再生产。     

试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当制度成为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变量时,人们注重的往往是正式制度对经济的制约作用,非正式制度对经济深远而持续的影响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经济建设过程中,既要加强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也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改造与培育,实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兼容,以促进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