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小说的类型及小说的认知自觉

元小说的“自反性”并不是对某具体叙述行为的反思,而是对叙述的认知过程的反思。任何小说都可能有元意识,但是只有当元叙述部分打破常规设定的时候,元叙述才因引起注意而被推向前台。因元叙述部分和故事部分的纪实性和虚构性的不同搭配,元小说可分为纪实型叙述、讽喻型叙述、暴露型叙述、游戏型叙述四类,前两类被视为常规叙述,后两类被视为元小说。元小说是小说认知转向的结果,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元小说不仅建构可能世界和虚构世界,而且建构自身。它的意义在于启发我们关注我们所在的世界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从而开拓了一个新的认知模式。     

被身体所拥有：对孔子眼中德性化身体的初探

不是“自我”拥有身体,而是身体拥有“自我”。这是我们在返回孔子的“身体观”时,首先需要澄清的一处认识。尽管“自我”与身体之间的界限在“子曰”之中经常是模糊的,但是作为人自身所是的那个德性化身体,却极易被“自我”所遮蔽。因此,确切地说,“修身”并非对身体本身施加某种操作,而是解除“自我”对身体的遮蔽,让人的德性化身体能够显现出来。德性化身体以自反性的三重机制,在“自我”发挥效力之前,就已经源始地把人与世界联结起来。     

“互文性”视阈下的《孤独者》的想象空间

《孤独者》是一篇内涵很丰富的小说,在“互文”的研读视野中,文本内三个人物的“孤独”命运形成互文式循环：魏连殳与鲁迅其他小说的人物构成了互文式“孤独者”谱系;《孤独者》对“魏晋名士”、“零余者”这两个前文本进行了互文利用;文本中关于“孩子”话题的讨论与鲁迅“孩童观”发生了互文引证。在共时和历时的网络体系中,在此文本与他文本、文本和文化语境的相互指涉和映射下,建构起多维度的语言形象、文本语义结构、互文符号范式。     

詹姆逊的艺术自反思想研究

在詹姆逊看来,艺术通过自主地使用现代性自反,确立了自己的自反原则,以此,艺术增强了对自身的反思,并确定了新的审美观念。作为艺术自反的典范,晚期现代主义借助“小语言”揭示了偶然性中个体的生存状况,不过,它因过分追求内在化和纯粹化而使自身退变为一种轶事。自反原则赋予了艺术考古未来和建构团结共同体的责任,这些宏大任务需要不同学科共同担负,其中,艺术在探寻现代性的动力和提高人类团结意识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神话与虚无之间的价值追寻——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化伦理转向概观

“现代性自反”作为一种反思和建设性的运动,在后现代语境中引发了文化伦理转向,使那些显示人类生命理想的“绝对责任”、“不可解构的正义”、“无为共同体”、“弥塞亚精神”等等在经过了意义消失与神圣隐迹的凄苦之后再度返回到后现代争论的中心,成为思想瞩望的生命境界。后现代文化伦理转向的意义在于它显示了生命理想的不败,以及人类征服命运的悲情与抗争。     

成长·性爱·死亡——《夏天的禁忌》与《挪威的森林》的互文性

“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有人翻译成“文本间性”“文本互涉关系”等。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互文性”诞生于1960年代,“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①。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本都与来自本文化的或者他文化的其他文本进行着对话,“一切时空中异时异处的文本相互之间都有联系”②。《夏天的禁忌》与《挪威的森林》这两个“具体的文本”之间即存在着明显的“互文关系”．其“互文性”具体体现在成长、性爱和死亡等方面。     

论中国古代文体融合的基本规律与具体方式

所有的文体“本同末异”,故客观上本有可通融性；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文体辨析不期然而然地为文体浑融做好了准备；文体浑融具有自主性、契合性、不对等性及排异性等特点。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体融合的基本规律。文体融合也可称“文体互文”。中国古代文体互文的具体方式约有六种：构思性互文；表现模式互文；讲说口吻互文；语言体式互文；风格互文；体裁、体类互文。这六种互文方式也不绝缘，相反，文体互文或文体融合常常是多种方式共存并行、综合性施加的。     

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由卜松山教授上海系列讲演引发的思考

从跨文化交流的元理论层面来看 ,文化间际理解中由于理解盲点的存在 ,误解是不可避免的 ,但恰恰这一点说明了跨文化交流的必要 :通过对话可以意识到这个盲点的存在 ,并进而融通不同文化视界 ,达到文化间际互渗。中西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冲突就应放在这个跨文化语境中来看待。在文化间际交流中 ,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互动必定会走向双赢的结果 ,即不是一方接受了另一方 ,而是在对方的激励下共同超越自身 ,走向各自新一轮的自我。中国对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贡献并不在提供了什么现成的东西 ,而在于作为跨文化交流中无以取代的一方激活了这种间际交流。     

国家治理内在原则的哲学前提反思

国家治理是以制治理，而制度的产生则决定了国家治理内在原则的基本内容为个体性与共同性原则及其相互关系。国家治理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其内在原则发生着深刻的自我变迁与自相反对。无论是以抽象共同性为原则的传统国家治理模式，还是以抽象个体性为原则的资产阶级现代国家治理模式都走向了其反面，陷入了“自相反对”的困境。通过对国家治理内在原则及其时代变迁进行哲学前提反思可知，抽象的共同性与抽象的个体性治理原则皆有其自反性。从哲学层面的原则高度而言，推动国家治理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寻求共同性与个体性原则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与葛兰西的文化“人民性”认识之比较

毛泽东与葛兰西文化的“人民性”认识的通约在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他们都确认了“人民”在进步文化中的基础性地位;他们都强调了文化的“人民性”与“民族性”的联系;他们又都把文化生产者与人民的关系视为一种教育学关系.他们文化的“人民性”认识的互补性在于,面对民族文化传统,毛泽东在批判的同时强调了继承,葛兰西则突出了批判向度.在以“人民性”视域观照同时代的文学时,毛泽东侧重探讨民间文化,葛兰西则侧重于商业文化研究.面对“人民”内在的差异性,毛泽东是既承认协商的必要,又更强调斗争,葛兰西则是承认斗争的不可避免,但更强调协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教育学话语的三重特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人类发展规律高度概括而形成的一种价值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表达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弘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理念下的教育学话语指涉人类历史发展情境所需的根本意旨,兼容中国教育的自身特性与人类教育普遍的利益需求,表征着人与世界的共生共长、共享共治之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国教育学话语是以“善”的道义性价值、“和”的群体性价值、“合”的联合性价值等意旨指涉形成的包容性话语,是以“对话协商”的话语关系、“平等合作”的话语诉求、“共建共享”的话语向度、“互补互鉴”的话语格局、“崇尚自然”的话语理念等场域释义形成的系统性话语,是以话语对象的吸引力、话语情境的感染力、话语媒介的传播力、话语形式的影响力等表达方案形成的功能性话语。     

风险社会理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

关于现代性的各种理论都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反思批判,现代性的问题性既有事实层面的表现,也有学理层面的表征。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中,风险社会理论以其独特的致思路向力图开拓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风险社会理论绕开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直接对立,把风险和风险社会作为反思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范畴,从描述现代化进程的风险后果来揭示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理性的“自反性”结构特质。它既反对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文学化和美学化颠覆,也不同于现代性对启蒙理性潜力的哲学挖掘和补救,而是把反思批判现代性的视角转向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清理和政治学建构,倡导以“亚政治”和“生活政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和模式,建构起了规范性的理论体系。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和“治疗”既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也有其理论局限。     

反思与超越——贝克风险社会思想探究

本文从贝克代表性著作—《风险社会》出发深入探讨贝克关于“风险社会”这一理论概念的逻辑起点——现代性危机,认为贝克开创性地提出风险社会的理论诉求在于自反性现代化.作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现实借鉴作用.     

“乐—图”互文与现代图像叙事的修辞向度

技术媒介的发展推动了音乐符号的文本化实践,也创构了“乐—图”互文的叙事新形态。罗兰·巴特对“图—文”关系的修辞定位为“乐—图”互文提供了身份参照,艺术史上乐、图共谋性的审美实践与知识生产为现代意义上的“乐—图”关系提供了经验形态。依据符号表意比重的差异,“图主乐从”与“乐主图从”成为“乐—图”互文实践的两种主要文本结构,其中两种符号释义指向的关联程度决定了这一结构模式的修辞属性。而“乐—图”互文对图像叙事感性特征的强化、视觉信息的弥合、图像符号的时空承接与转化以及预述机制的架构则代表了这一修辞意指的显性表征,它在佐证这一互文样式修辞身份的同时,对技术媒介治下当代艺术的释义实践同样不无启发。     

互文性与文学经典

互文性理论注重把经典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坐标体系中予以观照：从横向上看,它将一个经典文本与其他文化文本、潜文本进行对比研究,让经典文本在与其他非经典文本的对话和移位中显露出它的平民特性;从纵向上看,它打破传统文学研究中对影响、渊源和承继的探讨,否认经典的崇高地位,从而获得对文学史和文化传统的全新认识。用“互文性”来描述经典文本间涉的问题,不仅显示出了经典文本内部多元文化、多种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而且也呈示出了经典的深广性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内蕴和社会历史内涵,但是也有抹煞经典文本此时此地的独一无二性和原创性之弊。     

网络“人设”中的自我认同及其伦理之维

“人设”一词近年来在网络上流行开来,各类娱乐明星或社会公众人物“人设坍塌”的热门事件也引发了网络与现实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梳理了网络“人设”的定义、类型及其适用主体,认为网络“人设”的生成过程,实际上是“人设”主体在网络社会交往中的自我认同与建构过程;网络“人设”主体自我包含主我、客我、真我三个部分。这三者之间的互构博弈,使得“人设”符号系统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因而对“人设”的伦理之维观照就变得十分迫切。     

西方“自涉悖论”的大误区——“怪圈”之风不可长!

欧洲中世纪有论者认为强化说谎者悖论“本语句假”为无意义(无语义,不能赋值).19世纪的皮亚斯,前期也认为它无意义,后期才改变认为它为矛盾(自然是有意义,能赋值).20世纪的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自我指涉'是无意义的!”但是维氏同时又肯定“矛盾有意义(价值)”,这是莫大的“概念混淆”.可是,经过20世纪百年奋力“解悖”的失败和失望,不少论者便反过头来,认为一些矛盾和自涉为有意义.更有甚者,认为自涉这个“怪圈”无处不在.我们认为“怪圈”之风不可长.“意义”(赋值)和“无意义”(非赋值)两派经过我们深层地理论分析,才显得“意义”派远较占优势.我们更指出,强化说谎者悖论犯了“复合命题”谬误.经过这一大番澄清与消解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出,以我国人的高度智慧应该避开西方“自涉悖论”的大误区,不要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最后我们得郑重声明我们对西方有关论者绝无“不敬”之意,更何况谬误可能是在“我方”.     

补充、揭示、互证：钱锺书的“文史不分”观

钱锺书先生认为“文史不分”的内涵在于：“文”对“史”的补充（即以文学的开放性想象来弥补有限史料的空缺之处）、“文”对“史”的揭示（即以文学作品中虚拟的真实来揭示史书的隐晦之处）、“史”对“文”的校正（即以严谨的史学来对过于文学化的历史想象作一定的纠正）,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史”互释或者单纯“文”对“史”的润笔的作用.这样“文”的作用就得以空前彰显和提高,同时在这种背景下,“史”的精髓与内涵也得以充分挖掘,两者内涵皆获得了一种真实且充实的效果.     

何谓语境——对语境本质的批判性考察

作为语言哲学核心概念,语境因其具有普遍性、抽象性和易变性,从而使得学者们对其进行正面界定的努力往往陷入无力把握的状态:无论是语境的客观性维度还是语境的关系性维度,抑或是语境的主观心理建构维度,都只是作为局部的语境研究。语境是围绕在文本周围的建构的关联性实在,并以文本为中心动态地连续生成。语境以网络体系的方式与文本相关却不是此文本的组成部分,它普遍性地存在着并具有必然性地赋予文本某种具体特定的意义。但是,仅从纯粹内涵角度研究还不足以将语境与其相近的概念区隔开来。语境与“共文”之间的话语与文本的差异,语境与“互文”的中心凝聚性与无中心性、人本主义与反人本主义倾向、立体空间性与平面性的差异,语境与“生活世界”的动态建构性与预存性、意识性与直觉性、具体性与总体性、文本目的意向性与自我目的意向性,这些语境和周遭外延性范畴的差异性将语境自身更加明晰地凸显出来。     

“越轨”的女性与“滑动”的文化保守主义——从1930年代张恨水小说改编的影片说开

1931-1941年期间,张恨水“鸳蝴”小说被频频搬上银幕,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语境下焕发着与时俱进的现代性价值。伴随着中国早期电影“元叙事”的自反性探索,众多电影公司对张恨水小说改编电影发起了有声片的突破性尝试,如联华影业公司推出的《银汉双星》、明星影片公司的《啼笑因缘》等。张恨水一系列小说被各电影公司导演不断改编并推向银幕,这一文学改编电影的现象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社会文化转型、上海“孤岛”电影时期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沦陷”时期,不断展现出通俗剧适时性价值与银幕生命力,在情爱叙事的感伤现代性下折射了女性形象的“越轨”特点。其中,张恨水小说改编电影作品中的价值评判标准呈现出跟随时代而调整的适时性特点,集中体现了女性命运截然不同的走向,反馈出文化保守主义下“犹疑”的评价标准和社会转型下“滑动”的价值选择;此外,还依据不同时代的女性站位适时而变地呈现出从鼓励到规训的过程。在民族形势严峻的特殊历史时期,张恨水作品的“银幕化”现象彰显了在革命电影叙事文学背后隐藏的生活气息,反映了市民的整体风貌与广泛的社会现实。在“通俗”外衣包裹下,其作者意识与社会呼吁借用银幕得到了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