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机关征收非税收入的法律困境及其化解——以《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为契机

从我国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税务部门的具体实践来看，存在划转税务机关征收的非税收入范围仍不够明确、各非税收入项目立法完善程度差异显著、税务机关征收非税收入法律适用争议较多等问题。破解税务机关征收非税收入的法律困境，可以从解释论和立法论两个视角进行。解释论视角通过对非税收入涉及的法律法规进行教义学解释，为税务机关征收非税收入提供指引。立法论视角主要有制定专门的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法、提请有权机关就法律适用冲突进行释明以及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并将非税收入纳入适用范围等三种方案。从我国立法的实践来看，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将非税收入纳入适用范围是当前较为可行的方案。     

略论授权解释

授权解释是法律解释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证法律规范的正确、有效、适用起着积极作用。但当前我国的授权解释工作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例如，授权机关随意性很大，对授权条件、范围、方式等都不明确；解释也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来自授权方面的限制和要求。为此，需要从授权和解释两方面予以完善，建立完整的授权解释规则。授权规则包括：少授权原则，授权层次应有所限制，被授权者应明确，授权范围应具体。授权解释规则包括：法律、法规应由被授权机关解释，内容应合法、具体，符合立法原意，符合法定形式。为保证授权解释的质量，还应加强对授权解释的有效监督。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中的问题与应对

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目前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存在着诸多不同认识,如:在性质界定上存在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之说,在适用范围上存在从严解释、适中解释和扩大解释等主张,在证明规则上存在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纷争。从立法目的、法律依据和责任归属等方面来看,该程序属于刑事诉讼程序;在明确适用的犯罪类型,没收的对象的基础上,适当扩大该程序适用范围;在证明规则方面,一般由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并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特殊情况下由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达到优势证据标准。     

云计算环境中数据处理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

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个人数据保护法都主张其具有域外效力,适用于跨境数据处理行为。而现行冲突规范中有关物权、知识产权的规则无法涵盖所有的数据处理行为,由于数据可能涉及国家安全,也无法适用合同法规则。在涉及数据处理行为的立法中明确其地域适用范围的,只有欧盟指令和即将生效的条例以及欧盟成员国的数据保护立法。欧盟立法主要采用“数据控制者的机构所在地”和“数据处理行为发生地”两种适用标准,而云计算技术的广泛应用给这两项标准带来了新的问题。“数据处理行为发生地”逐渐被淡化,相较之下,“数据控制者的机构所在地”成为更可靠的标准。我国的数据处理立法也应当确立其域外效力,规制跨境数据处理行为。     

婚姻协议参照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困境与出路

《民法典(合同编)》第464条第2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在相关的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下,可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的规定."参照适用"可以加强《民法典》各编的联系,改善法律适用状况,但是婚姻关系的伦理性、封闭性等特征,使得参照适用会形成对婚姻关系的正面冲击,进而出现理论研究的前瞻性与实践适用的必要性的矛盾、财产合同的工具理性对婚姻家庭的伦理性的冲击、婚姻法律规范的封闭性与法律解释的过度扩张的抵牾等适用困境.解决上述适用困境应明确婚姻协议参照适用合同编的原则;完善家事立法,限缩参照适用的情形;司法积极回应,对参照适用的典型情形正确指引;发扬调解的经验,给予民众更多决策空间.     

行政法平等原则的局限及其克服

目前行政法的平等原则只是作为行政行为的一项实施原则在对待 ,且只适用于行政主体处理多个行政相对人的情形。因而 ,这一原则存在着理论和实务上的缺陷 :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不能用来处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的关系。为克服这一缺陷 ,必须拓展平等原则的适用空间 ,将其适用范围从行政行为扩大到全部行政法律关系 ,将其从单一的行政行为实施原则扩充为立法设定上、行政行为实施上和司法适用上的普遍原则。对平等原则的解读 ,则可从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两个方面来展开 ,相应地平等原则可分解为同等对待和差别对待两项子原则 ,可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具体情形     

个人信息保护法域外效力研究

大数据时代,随着智能设备的普及和数据处理技术的成熟,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等互联网信息服务快速发展.信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自由流动和跨境传输,由此引发了个人数据保护法域外效力的扩张.相较于早期的《数据保护指令》,新近通过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增加了域外适用情形,将为欧盟境内的数据主体提供商品或服务以及监控其行为的境外企业也纳入了规制范围.纵观世界范围内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多数国家已设立域外适用条款,扩大法律的域外效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做法.就当前信息产业发展和个人信息保护规范的现状而言,我国应借鉴欧盟立法经验,在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设立域外适用条款,扩大法律的地域适用范围,以保障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     

公司担保合同中善意相对人认定标准研究——基于《民法总则》对《合同法》50条之扬弃

《民法总则》第61条3款只能适用于意定限制的情形，表明对《公司法》第16条进行担保类型的区分具有体系必要性的同时，也使得《民法总则》61条所确立的“善意有效”规则无法直接适用于《公司法》第16条第2款所规定的关联担保。基于国际比较与文义解释，亦可得出应当区分两种担保类型的结论。要解决理论与实践中对《公司法》第16条概括理解的观点所造成的司法混乱，必须基于担保类型的区分，并对非关联担保与关联担保设置不同的善意认定标准：在非关联担保中，一般情况下相对人不负形式审查义务，但在特殊情形中应作特别处理；在关联担保中，因法定限制的存在，相对人负有形式上的审查义务。区分两种不同越权担保情形下交易相对人不同的注意义务以及不同的善意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司法裁判价值。     

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析

违约行为致合同当事人精神遭受损害的情形客观存在,我国囿于传统民法理论中违约与侵权的二元救济体系的桎梏,排除对违约精神损害的救济。纵观域外立法例及司法实践,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际条约秉承时代法的精神,确立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我国应借鉴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通过对我国《合同法》第113条进行扩大解释,构建我国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并通过限制规则的适用将赔偿范围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死缓限制减刑的司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第12号指导案例评析

死缓限制减刑是为了弥补现行死缓制度的缺陷,充分发挥其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功能而设立的一项刑罚制度。从性质上看,死缓限制减刑仍属于死缓制度的内容,因而其适用应当满足死缓适用的基本条件。刑法与司法解释规定了限制减刑的适用依据,但过于原则,尚需结合立法目的、量刑原则等予以进一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指导案例是明确死缓限制减刑适用依据的有益尝试,但所选取的情节在决定死缓限制减刑的功用上需要深入剖析。     

简论目的解释及其应用

在司法实践中,目的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重要方法之一,而被广泛地应用。它具有:依据立法目的而不是立法本意进行解释;应用中更注意法律目的而不是社会目的的衡量等特点。但在法律解释时,应注意避免对目的解释的忽视和误用,恰当处理目的解释与文义解释的冲突,尽量明确目的解释的适用条件,从而使目的解释更加规范。     

引入与调适：自然惩罚免刑规则的本土化建构

定罪免刑意味着对行为人仅宣告有罪，但并不实际予以刑罚处罚。我国定罪免刑机制适用需满足“犯罪情节轻微”且“不需要判处刑罚”，即社会危险性与人身危险性并重的条件，而双重条件的限制以及实体标准的模糊性导致实践中对个案中行为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严重后果情节认定标准不一裁判结果各异。将行为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严重后果（自然惩罚）作为刑罚宽恕事由在域外立法及司法中有较为成熟的实践，并且将之纳入定罪免刑机制具有刑事政策与刑罚理论的正当依据。自然惩罚引入定罪免刑机制的本土化建构，在实体层面上对行为人遭受的严重后果内涵予以合理界定，同时从刑度和程度方面对自然惩罚免刑规则适用进行双重制约；在程序层面上以公共利益考量划分酌定不起诉与定罪免刑判决之间界限，凸显自然惩罚免刑规则程序出罪的内在价值，从而为自然惩罚案件妥当处理提供明确指引，有效推动个案正义的实现。     

论我国修宪程序的完善

修宪程序,是指宪法生效后,发现宪法内容与社会现实不相适用,对宪法条文进行重订、增加、调整和删除等活动应该遵循的程序。修宪程序具有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修宪程序外在价值体现在保障人权和制约权力,内在价值包括自由、公正、民主、效率和理性。修宪程序的完善,包括完善提案与议决程序,增设公告与批准程序,明确公布机关,丰富公众参与修宪的方式、增强公众参与力度。     

论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中的适用

证据交换属于民事诉讼庭前准备程序，证据交换制度程序价值体现在公正与高效上，证据交换制度的设立和实施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的发展。本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证据交换的相关内容结合审判工作的实践就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中的适用情况进行了初步探讨，具体阐释了证据交换制度的概念、立法背景和效用；详细介绍了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即证据交换程序的适用范围、证据交换程序的启动方式、证据交换程序的适用时间、证据交换程序的适用次数、证据交换程序的参与主体；深入分析了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一是证据交换的证据范围不够明确、二是证据交换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三是证据交换的尺度把握不够准确；最后提出完善我国证据交换制度：即明确证据交换制度适用的证据范围、充分行使法官释明权、进一步完善当事人诉讼指导制度、准确把握证据交换的尺度、做好证据交换程序与庭前调解程序的衔接、证据交换后径行进入下一诉讼程序的一系列建议与构想。     

T PP投资协定中冲突条款的适用困境与突破

TPP投资协定中的冲突条款据其功能可以划分为实体性冲突条款和程序性冲突条款，但在实际解决冲突时却可能产生适用困境，包括因条款的模糊表述而产生的实体困境，以及有关国际投资仲裁平行诉讼的程序困境。对此，仅从条约解释的角度来看，可通过改进条约解释方法和敦促权威解释出台，来化解TPP投资协定中冲突条款的适用困境。     

跨境数据流动中的管辖权冲突及其协调

在数字经济时代,为了实现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国家利益,各国借助数据立法单方扩张本国的域外管辖范围,因此司法管辖权与执法管辖权的行使面临与他国管辖权冲突的危险。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与领土连接的弱化,冲击了传统管辖权理论在数据领域的直接适用。据此,可以依据国家管辖权的具体权能,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角度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进行讨论。首先,数据立法模式上,数据全球化与数据本地化的分歧暗含着管辖权全面积极冲突的危险;其次,数据域外法权制约共识的松动与国家数据管辖能力的天然差异,决定了国际礼让原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数据管辖权冲突协调上的局限性;最后,在数据跨境执法问题上,数据流动导致的域内与域外界分困难造成了公约机制的适用困境,各国执法管辖权开始突破传统的域外行使规则,数据执法管辖权出现“长臂化”倾向。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了相关的学说以及国际实践,但这部分内容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问题,并未进行全然回应或提出具体协调路径。因此,还需要充分顾及跨境数据流动本身的特性以进行调整,限制数据域外立法范围,并据此在坚持属地最高原则的基础上重塑数据属地管辖规则,同时推动各国积极构建跨境数据调取机...     

关于建立二元化陪审模式的几点思考

重新确立陪审制度的宪法地位,完善相关立法。建立一套良好的对陪审制度实施的管理监督机制。对陪审制度的适用范围做出更详尽的规定。将陪审制度的适用推及到二审程序。立法时应将陪审员分为两类,即个案的临时陪审员和常任的专家型陪审员。对担任陪审员的条件做出更为详尽的规定。完善陪审员的选任程序和方法。明确陪审员的权利义务,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美国逮捕制度探析

逮捕,作为强制措施当中对人身自由限制最为严重的方式,在各国的刑事程序立法当中,均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当事人主义的代表性国家美国,其针对羁押制度的相关立法贯穿了从逮捕的主体、条件、权限、具体适用程序等诸多方面,以保障人权为中心思想的判例和立法也直接导致了美国在相关制度建设上的倾向性。保障人权和权力制衡成为美国逮捕制度的突出特点。     

我国夫妻财产约定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存在适用《婚姻法》或《物权法》或《合同法》的冲突。解析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十九条可知,夫妻财产约定是所有权归属的约定,对夫妻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我国夫妻财产约定不适用《合同法》是基于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低于《合同法》及夫妻财产约定有别于赠与合同。我国夫妻财产约定不适用《物权法》是基于《婚姻法》与《物权法》法律效力处于同一位阶,各有其规范内容及夫妻财产约定理论界定为身份行为,符合《婚姻法》第十九条的立法精神,是《物权法》第九条法律规定的除外情形。解决我国夫妻财产约定的法律适用冲突,必须明确夫妻财产约定的生效时间、公示程序及变更与撤销程序。     

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

目前,在我国修订《行政诉讼法》时增加调解制度已成为学界共识的背景下,行政案件适用调解的范围是首先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之一。从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出发,分析了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及域外的经验,界清了行政诉讼调解适用的范围：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行政自由裁量权案件、撤销违法行政行为带来其他重大损失的案件、行政相对人亟待解决实际困难的案件、群体性行政纠纷案件以及行政合同纠纷案件共计六类,并从实践操作上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运行进行了程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