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政策演进及结构层次

各类风险灾害和危机事件的频发，凸显了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韧性治理的政策演进显示，我国韧性能力建设的过程大致经历了探索期、推动期和提升期3个阶段；整体上理念持续深化，视野不断拓宽，从工程韧性和环境韧性不断向其他维度拓展，对制度韧性和技术韧性的关注逐渐增加。在韧性治理体系的结构层次上，国家、城市和社区从不同层面推进韧性治理：国家韧性强调顶层设计、统一领导和战略支撑；城市韧性强调冗余规划、行动学习和智慧融合；社区韧性强调多元协同、文化塑造和科技赋能。鉴于此，未来应把握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走向，完善制度安排以提升多维韧性能力，形成协调有序的韧性治理体系，以回应复合型风险社会背景之下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逻辑进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和重要内容。立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世界现代化新态势,依循“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为”的逻辑进路,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耦合中治理问题和挑战得以妥善解决和应对,中国式现代化也得以推进拓展并形成科学严密、特色鲜明的系统特征。具体表现为,党和人民在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中,标定中国国家治理发展新方向,明确治理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新要求,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在目标引导与问题导向的辩证统一中,破解全领域治理难题,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能,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一体发展中,全面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越性,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贡献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自身的科学性、自主性、创新性、系统性,展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图景,为后发国家摆脱现代化困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借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研究

统筹发展和安全构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行动方略。面对公共卫生事件，增强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是关键政策目标。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背景，通过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耦合性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类型学研究和要素市场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被归为引领情境、惯性情境、停滞情境和失衡情境四种类型；中国、韩国、新加坡等耦合型国家最早受到风险冲击但能通过有效的政策响应较快进入引领情境，匈牙利、塞浦路斯等非耦合型国家经历了惯性情境、停滞情境乃至失衡情境的摇摆；劳动力市场在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中具有预示作用，既是危机的先导又是复苏的特征，有76%的国家在经济复苏指数转正前就实现了劳动力指数的复苏。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治理是破解发展与安全潜在矛盾的重要路径，要健全协同机制、拓宽就业渠道、发挥数字优势，不断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韧性。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革探源:基于人的需要之视域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乡村治理变革,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推动乡村治理变革;在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革的诸多动力源中,农民的需要及其新变化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也是理解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理由之一,应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予以关注和重视.     

“生活国家”的构建：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以乡村生活治理为讨论中心

“生活国家”的构建是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干预和保障民众生活的主题，贯穿于从传统中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整个国家建设过程。传统中国和民国时期，因国家能力较弱、干预方式不当等原因，国家的乡村生活治理成效甚微。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以实现全体人民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并将农村农民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之重点，构建了系统性的乡村生活治理模式，通过理性化的顶层设计、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健全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及充满韧性的调适能力，不断推进乡村生活治理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生活国家”构建的研究路径，将生活治理置于中国国家形成与建设的大历史视野中去考察，有利于拓展生活治理的研究视野，丰富现代国家构建的理论知识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的建设制度发展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主体性要素构成,其中政党具有领导功能,社会主义原则与"党建国家"的路径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更是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这就意味着党的建设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也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随着国家治理体系逐步走向定型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与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此决定了党的建设也必须在制度化以及根据新的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上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党的建设制度发展应该从政治结构空间和要素结构空间两个维度入手,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党的执政制度、党的治理制度以及党内管理制度等四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生态视域下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三重特性及其当代价值

较之于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的种种绿色思潮,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生态批判理论彰显出社会性、辩证性、建构性的理论气质。这集中体现为,在对资本进行生态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将生态批判与社会批判、生态批判与对辩证肯定、生态批判与未来社会建构等有机统一起来。全面审视和把握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生态批判的“三个统一”,才能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认知,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并有效指导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发展。     

从内嵌到内生：乡村合作治理变革新趋向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中国乡村的简约式合作治理模式被打破，国家权力日益下沉，最终出现国家政权-乡村社会的吞没困局。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乡村治理发展的需要，技术治理得到广泛应用，但也催生了事本主义的治理困境，弱化了政党整合乡村的能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政党“向前一步”，通过强化治理引领、重构治理体系和新铸治理形式等，强势地将政党因素持续内嵌于乡村社会。从总体趋势看，政党叙事的发展重心在于省思和优化政党行动，逐步从强调政党内嵌走向引导乡村内生，建设一个具有更强韧性的乡村社会，从而彻底超越传统的吞没困局。     

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的家户与国家——“家户国家”概念的历史反思

中国传统国家形态问题是当今学界研究历久弥新的理论问题。前辈学者以社会的三次大分工为基点,充分挖掘了中国传统国家的家户因素,并将其作为形塑中国传统“家户国家”形态的基础性制度,具有自成一体的理论价值。然而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来看,社会分工并非中国产生家户及其制度的理论缘由。在国家及家户的关系上,本文试图指出是国家权力塑造了家户,而非家户形塑出相应的国家形态,中国传统家户组织在宗族世族的包裹下也缺少相应的力量来影响国家形态。而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控制和运行机制,王权主义在事实上起着支撑君主集权政治体系的作用,它以“天盖式的权力体系”全面支配着包括家户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形塑了传统中国的大共同体本位特征。就此而言,中国传统的国家形态应是王权主义国家。     

从统筹兼顾到统筹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理路跃升

后发现代化国家通常都会遭遇“好事不会同时发生”的困境，发展资源的有限性、治理能力的边界性与发展任务多元化、治理需求扩展化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这个超大型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得更为复杂多样。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领导者，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实践中，探索出摆脱现代化困境的中国式道路，其核心理念就是“统筹”。从“统筹兼顾”到“统筹发展”再到“统筹治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认识理路的不断跃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升级转型。统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全面展开的重要原则。在中国，统筹治理要发挥党的领导的确定性以应对发展中的诸多不确定性，要保持战略定力，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深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路径探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它赋予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动力,使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理论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从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元化社会治理和传统政治文化等方面深入剖析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路径在发展中存在的困境,积极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扎实推进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互为促进的良好格局,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探索。     

资源下乡背景下城乡基层治理的四个命题

进入新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国家与群众的关系发生重大调整,这集中表现在取消农业税费以后,国家不断增加对基层的资源输入,强化对群众的服务而弱化了对群众的组织。与此同时,国家提出实现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不断尝试和探索新的治理方式以提高治理效能,其中最典型的是追求精准治理,推动治理行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严格治理体系内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考核。基层治理环境和基层干部的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基层治理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严格管理之下的唯上行为与形式主义、群众依赖性的增长和自治能力的弱化、治理资源的浪费及治理资源向治理能力转化的困难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当前阶段的城乡基层治理尤其需要关注四个话题：一是资源下乡与规范下乡的关系,二是基层精准治理手段与目标之间的悖论,三是基层治理如何组织群众的问题,四是基层干部的角色定位。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创新基层治理工作综述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国家治理体系方面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当前，必须变革过去那种以单位为主体、以行政权力和资源垄断为依托、依靠自上而下的动员和命令来开展活动的传统基层治理方式，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为突破口，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大国治理与政治建设--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

大国治理问题是中国长期延续的一个历史性难题,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如何寻求有效的资源积累结构,确保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以达成有效的国家治理,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与关键。大国治理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深深受制于其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使命。因此,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就是通过以现代价值体系的塑造、现代制度体系的构建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培育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建设,实现政治建设与大国治理的和谐互动,最终达成有效而民主的国家治理。     

基层治理适应性创新探究——敏捷—韧性治理模式的逻辑进路与实现路径

数字化变革及其伴生风险,给基层治理体系优化和治理能力提升带来巨大压力和新的挑战。如何将数字治理的技术优势与政府治理的制度优势相融合,破解传统治理模式的适应性困境,是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敏捷治理理论和韧性治理理论构建敏捷—韧性治理模式,并从适应性结构、过程和功能维度进行适应性创新框架分析得出结论：在结构维度,强化治理结构多元化、业务事项标准化和治理业务平台化的适应性创新;在过程维度,注重应急态的敏捷应对、后常态的危机恢复与调试学习、常态化的韧性规划和韧性建设;在功能维度,开展治理理念、治理制度和治理技术的适应性创新。同时,设计基层治理能力提升路径、资源与平台整合路径和组织文化变革路径,实现组织在复杂风险和新技术环境下的动态适应性以及创新绩效的达成。     

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三重逻辑、推进重点与创新路径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增强社会信任与韧性,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效能治理,是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课题。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把“金钥匙”,要遵循社会治理思想流变、格局演变和环境变迁三重逻辑。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通过响应式布局、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项目化推进和标准化建设,有效实施依法治理、科学治理、合作治理、专业治理和共同治理。新征程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在于发挥党建引领功能,牢固树立全周期服务理念,提高现代治理服务能级,完善共同缔造模式,创新制度型开放,不断完善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体行动,实现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的互动嵌入与融合创新,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     

社会达尔文主义视角下的民初妇女运动

面对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的国难问题,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诉诸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欲摆脱病国的现实,必从改变病夫开始,隐藏于传统家庭结构中的女性由此走向社会场域。以此为背景而兴起的近代中国女权思想,与西方女权发展的路径十分不同,其意不在寻求女性与男性个体权利的平等,而在于将个人看作国家有机体的组成细胞,将强国目标的实现与女性个体的改善相连,故此,女性的主体性在与国家救亡的时代使命的关联中凸显出来。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历史生成与路向诠释——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演进的视角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植根在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演进之中。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消极治理，其蕴含着国家消极无为与社会自然之治之意。晚清以降，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国家政权不断下沉，基层治理模式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产物，诞生之后又作为历史要素汇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新”的面貌开启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迈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经过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辟和指明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向，这种新路向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保障社会公平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保障社会公平的强烈意愿。与管理相比,治理的内涵更能彰显社会公平理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加强国家治理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有鉴于此,需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健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     

中国政府治理问题新探（专题讨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保障社会公平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保障社会公平的强烈意愿。与管理相比,治理的内涵更能彰显社会公平理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加强国家治理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有鉴于此,需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健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