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余与东汉王朝朝贡关系研究

夫余与东汉王朝的朝贡关系,始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止于灵帝熹平三年(174)。夫余朝贡东汉王朝,大致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前期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到安帝永初五年(111);中期从安帝永初五年(111)至顺帝永和元年(136);后期从桓帝延熹四年(161)至灵帝熹平三年(174)。夫余对东汉朝贡之始,是出于寻求政治利益,其次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这一阶段也是东汉王朝对夫余国政治统辖力度最强的阶段,政治上的稳定对夫余国的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都起到积极作用。夫余对东汉朝贡活动最初受到东汉、匈奴、鲜卑三者相互关系的制约,之后主要受东汉与高句丽相互关系的影响。     

英国工业革命、国家管制与经济发展

从都铎王朝建立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结束,英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由国家管制向全面自由的转变。都铎王朝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形成了与之前封建碎化的状态完全不同的、君主对国家事务强有力的控制。而到工业革命时期,这种国家管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这种呼吁自由发展经济的诉求也体现在当时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思考之中,并逐渐应用于经济生活,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实现现代经济的增长提供了自由的环境。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实践

先秦时期形成的服事制和“五方之民”思想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源头。尽管“华”与“夷”在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两大群体存在换位和涵盖范围变化的情况,但追求“大一统”“因俗而治”“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却是历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和治理体系的显著特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持续灿烂的深层次原因或许就深藏其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的主要内容。     

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宗族

两汉宗族以九族为限,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宗法共同体。强宗大姓是乡村社会的支配力量,他们把持乡里政治,影响州县行政,成为相对独立的集政治、经济、武装于一体的社会单位。宗族问题对两汉王朝而言,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也是导致东汉王朝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     

秦始皇东巡与秦王朝国家认同的建构

从政治心理研究的视角来看,秦始皇东巡,是在关东士民与秦人存在显著心理差异与心理隔阂的历史背景下,秦王朝为消弭心理隔阂、建构国家认同而采取的经略关东的重要举措之一,因此,始皇之东巡既是政治之旅,也是文化之旅。虽然东巡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并没有为建构秦王朝的国家认同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秦始皇东巡为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特别是东巡刻石首次以官方文书的形式,确立了坚持国家统一的基本政治原则和政治要求,其历史意义应当充分肯定。     

重建国家权威与思想秩序——八至九世纪之间思想史的再认识

八世纪末到九世纪初,对唐王朝来说,显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本来相当强有力的国家似乎权威失坠,而这种权威失坠的政治状态又连锁式地引起了知识与思想的秩序紊乱。先看唐王朝的内乱,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形成的藩镇,已经枝大于干,时时威胁着王朝的存在。     

浅析中世纪晚期法国卡佩王朝王权集权的政治和法律因素

13、14世纪初是法国卡佩王朝王权集权、民族国家开始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其政治因素主要有：坚持王室领地扩张,建立王室行政体系,追求王权神圣性。其法律因素主要有：法学家阶层的形成;王室立法的发展;建立了以王室法庭为核心的司法权执行体系。王室政治权威和法律权威不断增强,都使法国王权集权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云南白盐井儒学看西南边疆国家意识在地化

白盐井地区是古代云南井盐产区，明清时建有多所庙学机构，王朝统治者试图通过发展儒家文化，将国家意识“涓滴”于边疆地方社会。此举效果明显，民众捐资兴办儒学积极性高、当地近圣文化流行；在当地民间传说中，还出现了将内地神灵移植到本地信仰叙事的转化。这种自下而上的崇儒和认同内地文化的现象，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意识在地化效果显著，边疆少数民族已形成广泛的国家认同的社会心理。这一个案揭示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始终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文化统一性的积极政治效果，对今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亦有重要启示。     

元至清时傣族的国家向心力强化机制论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究的傣族个案

促进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向心力强化是夯实我们多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及国家认同极为重要的基础条件，也是当代国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元朝起，傣族地方被纳入行省直接管辖。元至清时，傣族社会历经了先由王朝政府建立、完善土司制度进行治理，后期王朝对部分傣族地区改土归流历程。因此，傣族的国家向心力进入了一个培育、强化和巩固的历史新阶段。结合中华文化传统机制，可发现元明清时期傣族国家向心力表达存在两类主体，表达形式丰富，具有多层次的忠诚对象(国家象征)结构和秩序。元至清时，基于中华文化凝聚力及王朝在傣族地区持续的政治经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四个方面原因共同作用，傣族的国家向心力得以不断巩固和强化；但也有至少四个方面的突出因素对傣族的国家向心力巩固强化产生消极影响。     

分期、分类与延伸: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生活的主要时代可分为东汉晚期和建安时期,前者仍为统一王朝,后者则是分裂割据,从前后两期代表人物关注的重心问题的变化可看出这种差异,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后期比前期深入了许多.这是应对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分期的理由.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思想倾向的不同,是魏晋礼法和玄学的政治、学术思想形成的源头之一,此为应对代表人物分类的原因.从东汉晚期开始探讨的儒法关系等问题,对它们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曹魏早、中期,为了更完整地把握汉魏时期思想嬗演的轨迹,应将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的时间段进行延伸.     

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

夏代是由多层次政治实体构成的社会,既有夏后氏这样的王邦即王国,也有许多附属的邦国(属邦或称庶邦),还有很多氏族、部落、酋长制族落(即所谓"酋邦")之类的"前国家"的政治实体。这些多层次的政治实体之间是不平等的,作为"天下共主"的夏王,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王直接控制的直辖地),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他的若干邦国,因而夏王直接统治的王邦对于其他众多庶邦而言当然就是"国上之国",而其他众多的属邦由于臣服或服属于王朝,从而使得该邦国的主权变得不完整,主权不能完全独立,但它们作为邦国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形成了王朝内的"国中之国"。这种由王邦与属邦以及其他层面政治实体而共同构成的夏王朝这样的"大国家结构",可称之为"复合型国家结构"。     

班固史学观念的转变与《汉书》体例

断代史形式的确立既意味着班固思想的转变,也标志着中国史学的转型。《汉书》创立全新的官方史学范式。一方面它开创了记载单一王朝兴亡的断代史形式。既突出王朝的正统性,又便于保存官方政治文献。另一方面《汉书》改造了《史记》的叙述模式,削弱叙事性和个人色彩,创造出切合官僚制度运作方式的历史书写形式。这样,纪传体史书最终成为来源于王朝政治记录又服务于王朝政治运作的史学形式。班固史学思想的转变以及《汉书》的体例体现出东汉初期政治局势以及政治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     

论汉代河洛地区的社会信仰

河洛文化是两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汉代社会文化的缩影。汉代是河洛文化的重要发 展时期，东汉王朝定都洛阳，丰富和拓展了河洛文化的内涵，河洛地区形成了以重孝、追求现世安乐和长 寿、升仙为主的社会信仰。其中孝道对后世影响巨大，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太子晋与王子乔的融合——兼论“天下王氏出太原”的形成

《国语》《逸周书》中的太子晋是周灵王太子,明辩聪颖,惜乎早亡;王子乔为上古时期的仙人,以长寿出名.到西汉时期,因方术盛行以及宗族崇拜的需要,发生了符号转移,二人变为一人.东汉中期至东汉末年,处于二人是否为一人的辩争时期;魏晋时期,因托名刘向的《列仙传》的出现以及魏晋士人精神寄托的需求,这种转变为社会广泛接受.东汉中期,太子晋已被部分地区的王姓尊为始祖,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受政治的影响,只有琅琊王氏皆尊太子晋为始祖.至初唐,同样因政治的影响最终形成“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观念.     

现代国家的民族特性

现代国家是时间进程上的,更是类型学意义上的,最终要落实到一种国家类型上,这种国家类型就是取代王朝国家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民族与国家结合而形成的国家形态,必然具有深刻的民族特性。在价值层面,民族国家的国家伦理具有突出的民族属性,集中表现为“主权在民”原则,即国家政权的建立和运行皆服从和服务于民族的利益。在制度层面,民族国家的权力设置和运行必须体现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民族的主权者地位,同时也要在国家体制中采取特殊的安排来保障国内各个民族的权益。在治理层面,民族国家治理中的民族取向分别表现为国民取向和族群取向,前者指向国族即国民共同体,后者指向国族的组成单元即族群,在国家治理尤其是国内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国家治理中如何处理两种取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在行为层面,民族国家的行为受到民族因素制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且形成了趋势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国家在发展中诉诸民族共同体或民族主义,国家行为表现出了突出的民族特性,国家利用民族因素进行政治结盟,国家基于民族文化塑造世界的未来。民族成为了现代国家底层性或本根性的核心内涵,因此要形成完整的现代国家叙事,民族视角的叙事不可或缺。     

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

乌桓朝贡东汉王朝,首先是出于寻求经济利益,其次是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乌桓与东汉王朝的朝贡关系,始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止于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大致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到明帝永平十六年(73),朝贡活动以辽西、辽东乌桓为主;第二阶段从安帝永初三年(109)至桓帝延熹九年(166),朝贡活动以乞降为主;第三阶段从灵帝中平五年(188)至献帝建安十二年(207),朝贡活动以三郡乌桓为主。乌桓对东汉朝贡活动受到东汉、匈奴、鲜卑三者相互关系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边疆民族势力消长过程中乌桓朝贡活动的特点。     

汉代思想家的学习目的及变迁

汉代思想家对学习目的的认识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汉初相对注重学习在治国安邦方面的作用,同时也出现对学习目的内向性的认识;从西汉中期到东汉中期,学习一方面是士人取得仕途的工具,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学习目的内向性的认识;东汉后期,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修身养性和获得道义。这一过程揭示出影响学习目的的三个因素：社会运行机制的健康与否、对文本认识的不同和个体思想背景的差异。     

集权式断裂: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起源

法国大革命是由财政危机、社会冲突引发的,但是如果追根溯源,路易家族追求的国家集权,才是导致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国家集权消解了贵族和僧侣阶层的权力,将他们变成了只想保住免税特权的"寄生阶层",使得贵族、僧侣与农民之间不再具有相互依赖关系,社会成为散沙;国家集权吞噬了司法系统,使之沦为长官意志的附庸,不但堵塞了依法化解社会冲突的可能渠道,而且让百姓失去了司法信仰,不再尊重法律和程序;国家集权剥夺了知识分子参加政治生活的机会,使其思想变得极度纯真和理想,为暴力革命提供了合法外衣。更重要的是,路易王朝在破坏传统社会组织的同时,却无力承担现代国家所应履行的公共责任。这样的国家必不可免地会激发民众暴烈甚至盲目的反抗。     

考察公共利益发生的历史

公共利益是当今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向量,公共行政的全部活动目标都在于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但是,公共利益并不是存在于一切社会中的,在农业社会的政治体系中,只存在共同利益而不存在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在王朝治理模式向国家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随着身份共同体的瓦解而生成的.也就是说,法律对主权者的替代,君主与臣民、主权者与臣民的对立的消解以及最终统一于公民这个概念之中,才是公共利益得以产生的政治基础.从当前的学术界来看,普遍认为法治国家是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保证.其实,在法治国家的框架下,关于公共利益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永远无法解决的,法治国家只能最大限度地在形式上追求公共利益的增长,而实质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则是难以实现的.     

东汉西北边疆政策述评

东汉西北边疆政策述评高荣东汉时期，由于国势不振和政治中心的东移，其西北边疆政策也由汉武帝时的积极进攻主动进取变为消极防御、被动退守。其间，东汉王朝虽曾几度命将出征，但“其目的在攻匈奴，非为西域”。①就总体而言，东汉消极退守的西北边疆政策并没有根本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