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的危险与思者的迷途——论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纯粹之思”的批评

不论阿伦特早期的行动理论还是其晚期的判断理论,她对海德格尔的“纯粹之思”都抱有一种委婉的讽刺和批评的态度.一方面,在海德格尔那里,阿伦特看到了一种纯粹之思的潜在危险,这种纯粹之思隔绝了自我与同伴、与世界的关联,模糊了公共领域,用思想吸收了行动,用思者替代了公民;另一方面,这种纯粹之思抛弃了人类的共通感和对他者的理解,用决断替代了判断,用思者替代了“旁观者”.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纯粹之思”最终摧毁了一个可以触知的、实质的和潜在的自由领域,使孤独的自我迷失在思想的迷宫之中.可以说,在阿伦特思想的基本面上,海德格尔不仅是其政治思想之发生的潜在“奠基者”,也是一个需要被“清算”和批评的对象.     

在“积极隐士”与“伦理相对主义者”之间——梭罗政治思想内在张力评析

梭罗的思想中存在着良知的内向反思和行动的外向抗争以及消极的不服从和积极的抵抗之间的双重张力。通过检视梭罗政治思想中基于良心、直觉和个人概念之上的宗教、哲学和生活这三个观念维度,不仅可以化解这一张力,而且解答了梭罗作为"伦理相对主义的积极隐士"的理论疑义。同时,梭罗阐释的良心、直觉和个人也在对于国家的不服从和抵抗的张力状态下展示了其政治思想的重要意义。     

王船山对“无善无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王船山作为明末遗老,对晚明心学狂禅深恶痛绝,并在其著作中多次对阳明及其后学尤其是"无善无恶"学说批判。但思想史从来不可能有真正彻底的反题与断裂,本文试图梳理船山的"无善无恶"思想,及其与阳明思想之异同,从中见出晚明思想转折的内在理路。     

论“无”——在黑格尔与海德格尔之间

海德格尔对“无”的追问可以说是其哲学探讨的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却不在？”构成了海德格尔的主旨提问,在这个问题中,他对整个形而上学的历史进行了纠根溯源的思考。而代表着柏拉图传统最高成果的黑格尔哲学也非常重视“无”的问题,我们在此想考察一下两个哲学大师对“无”的论说,以此梳理两位哲学大师关于“无”的思想,使我们更清楚地在“无”这个重要的哲学史范畴的理解中辨别两种哲学进路的差异与分野。     

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坠入“无思”的深渊——思维的极限与极限的思维

极限就好比所有无法靠科技手段达到的存在者,或者直接指向永恒存在的造物主.思维的极限是指主体人自身思维的限度.而极限的思维则是对永恒存在探索的限度.这两种限度的存在,是人类孜孜以求的证明.     

作者论批评在美国——安德鲁·萨里斯与宝琳·凯尔的“圆与方”之争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逐渐成为文艺批评和学术研究的焦点。为提升好莱坞电影(以及电影批评在艺术批评中)的地位,安德鲁?萨里斯对法国作者论进行了策略性的引介与改造,提出了“三个同心圆”的作者论批评标准。安德鲁·萨里斯的作者论批评方法遭到了以宝琳·凯尔为代表的影评家们的反驳,他们围绕影评的本质、电影批评的方法、影评人的职责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宝琳·凯尔捍卫其精英式的批评立场,对安德鲁·萨里斯的观点逐一驳斥。安德鲁·萨里斯则通过批评实践回应了美国影评界对他的质疑。电影批评理论的“圆与方”之争影响了随后出现的新好莱坞创作,为新好莱坞电影文本(以及参照作者论重新加以审视的古典好莱坞作品)的批评作了观念、理论和方法上的准备。     

游走在“文”与“学”之间——书话及其启示

书话是现代中国文学中具有庞大创作群体与丰富创作实绩的重要存在。源自传统读书杂记、藏书题跋、笔记随札的书话,大都游弋于创作与述学、文学与文化之间,葆有颇为有趣的弹性和张力。本文对既是创作又属研究,既具审美性又涵学术性的书话进行系统考察辨析,以期能够进一步推进书话研究乃至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这种游走在"文"(创作)与"学"(研究)之间的书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的"文"、"学"合一著述方式的呼应,更是对"五四"之后文学观念日趋狭隘单一现象的警醒与反拨。     

在“解构”与“重构”之间——美学命运之思

两千多年来的西方美学经历了从"有美无学"到"有美有学"再到"有学无美"以至当下企图彻底"消解美学"的演变过程,呈现出解构与重构不断交替的发展轨迹。其间形成了某些基本的趋势,如在美的本原问题上由实体论转变为非实体性的生成论,在审美活动性能上由他律论经自律论而演进为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取向,以及美学学科自身由"形而上学"的一分支转向"形上"与"形下"两个方面的互渗,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中国现代美学学科建设是在接受西方美学的基础上开始自己的行程的,百年之中也经历了多次解构与重构的交替,有自己独特的处境与问题,而今面临新一轮的抉择。当立足于本土实际,大力开发民族传统的思想精华,广泛吸取美学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美学学科的今后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     

孔孟儒家论师友之道的精神旨趣与深刻意蕴——重思孔子“无友不如己者”教诲的实质含义

历来注家对“无友不如己者”一句主要有四种解释,即求胜己者为友、不与忠信不如己者为友、与如己者为友和没有朋友不如自己。这四种解读可以说都有各自的道理,但要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此语之实质含义,须结合孔孟儒家论师友之道的整体思想脉络和精神旨趣。孔孟论师说友皆本乎学,以讲学修德、责善辅仁为要旨,重在强调向他人学习的开放观念及态度。孔孟论师友之道目的不仅是个人的修德明道,更在于建立一种师友以道义相交的精神共同体,进而力图在公共政治领域推广此师友之道,以塑造一种协同合作的道义性政治关系来实〖JP2〗现治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后儒发扬孔孟之遗意,进一步扩展了朋友一伦的伦理意义。从修养德性、共求道义,到维持人伦,乃至治平天下,皆须师友的夹辅,这体现了孔孟儒家论师友之道的精神旨趣和深刻意蕴所在。     

“遯世无闷”与“人不知不愠”——儒者人格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易传》的"遯世无闷"说,强调"君子"不为外物左右,转世而不为世转的人格独立性,着重就君子所处穷迫困厄的非常情势以言君子人格之特征及其养成之途径,突出了君子独立人格表现的境域性特点。《易传》所谓的"隐遯",非一般隐士之隐逸,其藉此所表述的君子出入、进退之道,体现了一种乾乾精进,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论语》之言君子"人不知而不愠",则是从常态的角度着眼。《论语》提出"下学而上达"这一培养君子独立人格的途径,揭示出儒家君子人格一个重要的特征:独与通的内在统一。最高的知必为独得于心的"独知","独知"才能达天人相通,具有充分而完全的敞开性。这样一种君子的人格成就,虽"独"而不碍其为"通",虽特立独行,却并不孤独。人不知而不愠,不怨不尤,遯世无闷,"唯圣者能之",正是人生修养所至最高境界的表现。《易传》"遯世无闷"与《论语》"人不知不愠"说相互参证,可使我们对儒家君子人格的内涵,有更为切实的了解。     

在内圣与外王之间——由“勿之所至”论孔子政治理想的实施途径和方法

对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民之父母》中“勿之所至”的“勿”,应理解为人民以农事为基础的物质生活,并以此为“五至”的逻辑起点,论析了孔子“达于礼乐之源”的政治理想实施的具体途径,同时认为,“勿之所至”所体现的“日将月就”、由微知著的思想方法,是为人君者由内圣走向外王的桥梁。     

在“审美”与“政治”之间——论文学阐释的一种当代紧张

阐释是人文学术中颇具奠基性的维度。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实践,阐释在当代呈现出“政治实用论”与“审美理想论”的紧张。政治实用论以彰显研究者的文化政治诉求为宗旨,在遮蔽文本审美经验的同时,造成阐释的“强制”以及客观性的缺失。作为对政治实用论的纠偏,审美理想论倡导对客观性的重构,主张回归到文本层面,通过细致的审美分析揭示文本中恒定不变的精神内涵。作为开启文本的两种阐释范式,政治实用论和审美理想论不应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而是有必要形成彼此补充、相得益彰的交互性关系,这一点在人文学者对经典问题的文化阐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政治与学术之间——20世纪以来的“康乾盛世”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20世纪的政界、学界如何评价康乾时代及其原因。在20世纪,人们对康乾时期的评价受到三个方面的主要影响。一是传统史家和中国人普遍的盛世情结的影响;二是经历了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史学思潮的影响。三是受到20世纪中国政治变革和社会背景变化的影响,对清朝历史的评价,经常成为各种政治派别表达其政治思想的一个途径。由此可知,历史学必须要接受现实社会的各种命题和要求,历史学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史学的客观性不可能突破时代的需求。     

良知：在“自知”与“共知”之间——欧洲哲学中“良知”概念的结构内涵与历史发展

在公元前399年,也就是在近2400年前进行的那场著名审判中,苏格拉底被他的雅典同胞以360票对140票的结果判处死刑,罪名大致是“蛊惑青年、不信国教、崇奉新神”。苏格拉底在雅典法庭作下“申辩词”,宁死而不承认自己有罪。从同时代人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载中都可以读到,     

虚实之间 别开艺境——刘熙载《艺概》中“虚与实”概念的美学探析

本文探讨了清朝文论家刘熙载《艺概》中美学概念“虚与实”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以及在艺术和写作技法上的应用。对“无中生有”、“异形而同品”、“艺术通感”等概念进行了独到的诠释；并对刘熙载关于虚实关系存在的两种情形和其运用的限度加以述评。     

在生命与政治之间寻求“共生”——“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之中国范式的思考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合作战"疫"中发出的时代倡议,是基于习近平"共同体"理论范式的继承与深化发展,蕴含着"生命共同体"的基础内核,要求构建一种常态化"安全共同体"。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以生命为本质的生命自觉,更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现。在生命与政治之间寻求"共生"与平衡,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成为一种中国范式,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