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变中“自由—福利”的论争与逻辑演进——项政治哲学史考察

周秦之际的思想论争是周制危机于观念形态层面的反应,古儒强调家族本位、早期道家强调个体本位、墨家强调天下本位.在周制衰微、秦制崛起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儒、道、墨三家思想各自的一个维度均为法家所用,如儒家强调对个人权利的束缚、早期道家鲜有公民社会建构原则和国家负责制理念、墨家强调个人义务观等等,最终形成无公民社会基础的“国家主义+原子化个人主义”的二元同构.而如果从消解秦制、追求宪政民主制度的背景来考察,儒、道、墨三家思想的另一个维度,即儒家反对国家权力渗透、强调家族自治,早期道家反对国家干预私有权、强调个体权利,墨家反对国家权力滥用、强调国家福利责任等等,对于走出法家强权—弱责的政治逻辑、构建“古典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二元互补的宪政民主结构,均有现实意义.     

疾病的文化隐喻与医学社会人类学的鉴别解释方法

医学社会人类学的观点认为 ,疾病作为个人的遭遇乃是社会—文化的构成。个体的疾病现象本质上是结构在人体—社会—文化关系的体系中。人群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乃至人群临床病征的主述皆与不同文化形态的社会及不同阶层的社会生活史、道德、禁忌、规范以及宗教有着特定的联系。因此 ,医学社会人类学超越了临床生物医学的范畴 ,而关注于人体疾患的文化隐喻和社会象征的探讨。特别是近年来“人体—社会体—政体鉴别解释”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正迅速促进疾病社会符号象征的研究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和健康政策实践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及其解释框架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权力全面渗入乡村,传统乡村政治秩序重置;改革开放后,村民注重个体与家庭利益,集体合作意识消退,难以进行动员,乡村秩序建构出现困境;现阶段,在重拾乡村文化价值、传承乡村文化传统上,乡村秩序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文章在社会记忆视角下,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前者指向“乡村文化传承”、后者批判“乡村文化风险”,看似矛盾,实则从不同层面探求乡村文化重建的路径。由此,厘清社会体制、文化习性和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持有清醒认识,有助于中国乡村政策的合理制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实施。     

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既注意到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同质性,又科学解释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张力.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运用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说明社会权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对现实社会权力展开批判.马克思的社会权力思想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个体对共同体的责任——对阿伦特“政治责任”概念的解读

现代政治社会通常强调国家应该保护公民个体，那么个体是否还要为共同体承担一定的责任？在以“权利—义务”为主体的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中，难以找到个体为共同体担责的理论依据。汉娜·阿伦特跳出了政治义务与个体责任的局限，提出“政治责任”的概念，她认为公民个体对共同体的责任应建立在自身持有微弱的社会权力的基础之上，这点微弱的权力使得公民能够再次联合、并承诺未来。阿伦特的政治责任观提醒人们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共同体的主人及权力的来源，对思考现代政治社会中个体的集体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秦之变中“自由—福利”的论争与逻辑演进——一项政治哲学史考察

周秦之际的思想论争是周制危机于观念形态层面的反应,古儒强调家族本位、早期道家强调个体本位、墨家强调天下本位。在周制衰微、秦制崛起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儒、道、墨三家思想各自的一个维度均为法家所用,如儒家强调对个人权利的束缚、早期道家鲜有公民社会建构原则和国家负责制理念、墨家强调个人义务观等等,最终形成无公民社会基础的国家主义+原子化个人主义的二元同构。而如果从消解秦制、追求宪政民主制度的背景来考察,儒、道、墨三家思想的另一个维度,即儒家反对国家权力渗透、强调家族自治,早期道家反对国家干预私有权、强调个体权利,墨家反对国家权力滥用、强调国家福利责任等等,对于走出法家强权—弱责的政治逻辑、构建古典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二元互补的宪政民主结构,均有现实意义。     

国家与地方视野下的破姓开亲与婚俗改革——以清代清水江下游锦屏九寨苗白、彦洞讨论为中心

在清王朝开拓西南疆域,建立“新疆六厅”及发展清水江木材贸易的背景下,清初年间的“破姓开亲”成为王朝国家经由婚俗改革的文化形式与山地苗侗社会展开互动的另一重要事件.破姓开亲不但重构了苗侗村落传统的通婚模式、权力格局,而且丰富了王朝国家深入和管治“化外之地”的层次与方式.光绪年间的婚俗改革是雍正年间破姓开亲的继续,这次改革主要针对“舅公礼”“转娘头”“问话”等地方婚俗礼仪.通过这次改革,一方面,调整了既有以“舅权”为核心的权力阶序格局及隐藏在这一权力关系之下的总体关系;另一方面,使得地方社会与清王朝规制礼仪和权力结构的并接,进一步深化了王朝国家的统治.婚俗改革作为王朝国家与地方互动的交汇点和重要途径成为分析特定历史环境中苗侗社会文化变迁、权力关系变动、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点.     

构建认同：智媒城市地方感的回归路径与主体性重建

智媒城市区别于传统都市主义的空间传播机制,其地方感呈现出虚实场景交织的感知动态化、个体情感体验的微空间化、社会互动参与的权力可塑性及身体与空间的分离错位感等新特征,本质上反映了人与城市空间的认同感——可沟通程度。从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与传播学“空间转向”的跨学科视角出发,将智媒城市空间的媒介沟通功能作为其地方感形成的起点,运用自然空间修复器的场景化实践、人文空间承载物的意象性表征,以及社会空间日常化的公共性再现等实践路径,来建构和形塑人们对于自然空间的环境认同、人文空间的文化认同以及社会空间的身份认同。而人在地方感回归的过程中,也要努力发挥其主体性反制作用,以人本主义实现与自然空间的“超链接”,与人文空间的“再部落化”及在社会空间中的“具身公共性”,建立起与城市空间的深度情感连接。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五问

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何种、谁的中国化的深层挑战。如何处理理论—文本与实践—问题、化中国与中国化、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批判理论、政治—宣传形态与思想—学术形态、职业谋划与解放使命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可回避的问题。     

元整体观视野下躯体化本土成因探析

元整体的身体观是中国人对身体的基本认识,它强调在身体本原性和精神衍生性的基础上,又与其他个体、社会、自然联系在一起.个体可以通过这种无所不含的身体感知和体验他人、社会甚至天地,同时也能用身体表达对人与事物的感受.元整体身体观还塑造了“形神共治”的诊疗观与“情境指向”的行为心理模式.“形神共治”的诊疗观形成了精神能跟随身体一起治愈的观点,“情境指向”强调身体的共生性与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弱化自我感受,导致心理不适只能从关系或躯体上找原因.种种原因表明躯体化是中国人正常的表达方式,不应该被看成一种疾病.     

重释批判传统与启蒙精神：福柯晚期直言哲学的两个维度

“直言”概念是考察福柯晚期思想的一个重要视角,古希腊语中“直言”一词本意指民主政治下的“说真话”实践,福柯借助康德的启蒙论说将“直言”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福柯哲学立足于康德启蒙观所开启的现实性面向,批判现代技术化社会及其治理模式,揭露现代知识—权力所导致的人之主体性的丧失,而后以“直言”作为哲学话语的真理形态与运作方式,让哲学真理不再是储存在记忆中的现成知识或有待主体去服从的先验律令,而是具备某种实践品质和批判精神,并通过“肉身化”的方式转化为主体自身的伦理品性或人格气质,使主体具备勇气与智慧,将生活展现为一场自我考验,从而实现从康德启蒙观中的知识主体向伦理主体的转向,以及治理实践从权力的宰制性控制模式向自我实践的介入模式跨越。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研究——以北京市“接诉即办”为例

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社会权力的作用和影响日渐重要。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与党建引领、政府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的权力结构,彰显了多元化社会主体的权力与权利双重属性,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模式为这种权力互动结构提供了制度性范本。“接诉即办”社会权力谱系中的“乡贤库”、物管会、镇街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街巷长、“小巷管家”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研究社会权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社会权力的未来面向应当是制度优化、法治细化,从社会结构的最基础层面助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并逐步发育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     

黑格尔超越幸福的个体自由论探微

黑格尔通过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否定个人自由的扬弃,围绕着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个层面.以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为立足点,构建其超越于狭隘幸福之上的个体自由观.此外,在强调个体自我与他我的自由的过程中,黑格尔的个体自由经历了限制、放纵、并最终与国家合为一体,个体从而达到真正的、实体性的自由.而个体、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在现代法的基础之上达成的和谐才是黑格尔所谓的真正的、具体的自由.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权力重构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模式将产生体系性影响。“多中心治理主体”、“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发挥不同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在地方政府职责中应更加强调服务职能的完善。所以在地方政府权力的横向配置中,要求重新划分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权力范围,并且推动三者间关系的法治化。但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间“上下同责”、“上下同粗”的权力体系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权力的多中心横向配置,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分权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自主权成为地方政府权力重构的首要任务。此外,国家治理体系对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道路上,应更加强调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的行使,防止各级地方政府恣意逾越横向、纵向的权力边界。因此,法律保留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的价值将会更加凸显,而相关立法也应当更加完善。     

社会流动与社会资本--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路径分析

根据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量对阶层聚类,只是解决了社会分层中的类型学问题。在阶层聚类的发生学问题,即成员资格竞争条件和社会流动的路径依赖方面,社会资本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一项全国性阶层分化调查数据分析,根据“流动表中成员获得初职的家庭背景影响”、“社会关系在决定社会分配中的重要性排序”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地位获得中,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量以社会资本为中介,社会资本在阶层生产和再生产中发挥整合和集成作用。社会资本使权力、经济、文化三种资源相互保持稳定兑换,减少风险,增值增效,也强化了阶层的封闭性。社会资本诱导资本与公共权力结合和相互渗透,扩大了公众的不公平感。这使国家管理者在社会资本积累和互动中面临着交换的权衡和被收买的考验。     

国家建构下的社会进化：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整体性分析

如何理解国家建构和社会进化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关系国家推动社会建设之路径选择的重要问题。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进化理性观及其“自发秩序论”“建构原罪论”，不能解释中国政府主导社会建设、推动社会进化的经验事实。作为一项国家建构行动，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及其效果充分说明：国家建构是政治吸纳以及嵌入、生产社会的理性行动过程，国家建构社会的组织框架、权力链条和行动方式均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国家建构是社会实现有序演进的行动机制，国家建构了社会进化的基本秩序，为社会进化输送了养料，提升了社会进化的速度；国家建构更好地助推社会进化，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衔接，实现了国家建构的行动理性与社会演进的主体诉求的统一。     

"社会自然性"的规范性效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兼论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学的关系

"社会自然性"概念是经由福柯生命政治学对现代社会的分析而被主题化的概念.生命政治学以人口的社会自然性特征为出发点,讨论权力形态的转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规范化社会,并指出其背后的自由主义原则与政治经济学要求.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我们能够更加合理而准确地界定社会自然性及其规范效应,从而给予生命政治学以合理的定位.同时亦为在"规范性"议题上讨论政治哲学提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     

行政程序法制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对市民社会基础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理解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制现代化.市民社会一般理论指出,市民社会的思想根源是保护个人自由和弘扬市场经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模糊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通过行政实体法已难以遏制行政权的专横与滥用,于是通过行政程序法,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沟通"互动角度定位和规范行政程序法.这样,行政程序法就能提供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必须遵守的程序,以防止行政恣意对市民社会的专横干预.基于我国市民社会现状的基础,构建我国行政程序法制生长的市民社会基础,需从公权与私权的界定、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建构以及理性公民文化培育三个方面入手.     

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城市社区权力秩序一直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文章从“秩序”这一概念的缘起入手,梳理了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研究的脉络,总结出其具有代表性的精英论、多元论,以及“国家-社会”研究框架;其次,文章亦对国内的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研究的缘起、特点、成果进行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主流的“国家-社会”研究框架进行了批判。     

中国传统哲学的矛盾观及其现代意义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辩证矛盾思想。特别注重矛盾对立双方的统一，崇尚“中和”，强调“用中”是中国传统哲学矛盾观的显著特点。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矛盾观，对于维护当今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家庭的和睦、人际关系的和谐有序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