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哲学中道心人心论与天理人欲论之内在逻辑关系探析

在朱子哲学中,"人心"指人的感觉与需求,"人心"之合乎性理的状态即为"道心"."人欲"的真实含义是"私欲","人心"不是"人欲"."人心"是"通孔","道心"或"天理"乃"人心"向上提升一层的结果,"人欲"乃"人心"向下坠落的结果."天理""人欲"就宽泛的意义而言是在"人心"的基础上分化的.     

禀气人性论的建立中儒道话语范式的演变

西汉初年,董仲舒首先把道家阴阳观念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建立了儒家的禀气人性论。其后,道家、道教也提出了自己的禀气人性论。禀气人性论在发展中呈现出强烈的儒道互补的特征,儒、道的人性论都分别引入了对方的话语范式,互含对方的某种理论特质。儒家学者以道家、道教的中性价值话语(即物理属性的阴阳、有无、明暗、厚薄、多少)为形式,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话语(善恶、正邪、贤愚)为内容,论证其禀气人性论;道家、道教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赋予阴阳二气以道德意义,不但将传统的"道性"观念伦理化,而且承认了儒家禀气论中人性差异的主张。唐末到宋代,儒道互动的趋势更为明显,经过张伯端、张载、朱熹等人的努力,儒、道禀气人性论不但义理相通,而且在话语范式上实现了完全的圆融。     

人心与人欲——《〈朱子语类〉中两条重要语录辩误》之辨误

《〈朱子语类〉中两条重要语录辩误》一文认为,《语类》卷七十八两条语录中"人欲"均是"人心"之误,指出此误造成较严重后果,并就国内多名知名朱子学者的观点提出商榷。《辩误》发表以来未见学界回应,其观点为台湾知名学者李明辉先生所采用。仔细体会这两条语录的语义,考察朱子人心、人欲说的分疏定位及历史渊源,从文献、义理及朱子后学的看法证《语录》不误,《辩误》实误,其误源于以绝对、单一、静止眼光看待朱子人心、人欲说,忽视了这一对概念在朱子思想中的多样涵义,遮蔽了朱子思想内涵的复杂性与形成过程的艰巨性。     

朱熹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朱熹以“理”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人性二元论以及二程的“性即理也”的思想,并据此对理气、性命、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义利作了具体深入的阐释。朱熹认为“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为“气质之性”,并以其“理一分殊”论来揭示二者是“本与末、主与从、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关系。而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主张,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方法和过程。     

朱熹人道哲学的心性论基础

朱熹从理本体出发 ,以理气论性 ,由性而论心 ,由心而论欲 ,揭示人的善恶根源 ,主张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途径 ,去欲存理 ,去私存公 ,实现心灵的高尚。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实则是“存公理灭私欲”,这是一个积极的思想命题。     

论胡安国《春秋传》对于义利之辨的理学诠释

胡安国《春秋传》体现出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的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用理欲褒贬取代义利之分的笔法来评判历史事件,既体现了天理正义的存在,又为当世昭示了天理的典范。＂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春秋》以义利释经的传统转化为以理欲诠释的方式,在《春秋》学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心·道心·人心

心是中国传统哲学系统中最一般、最基本的概念,也是义蕴广泛丰富、演变错综复杂的概念之一。心有道心人心之说。程颐最先将其纳入理学心性论中,并把道心与人心对立起来．建立了“明天理,灭人欲”的极端的理论。朱熹则认为心只有一个,道心人心都来源于人性,人欲为人心的一部分,应予肯定,但由于道心主于理,人心主于气,故道心应支配、节制人心,以遏制人欲,因而主张“存天理,逼人欲”。李退溪的道心人心之说,其基本的理论框架是朱子的,即肯定道心对人心的主导地位。其间有创新,也有矛盾。     

存天理还是灭人欲——王阳明理欲观的演变及其与朱子学的关系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王阳明继承了朱子的“理—欲”二分结构,同样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这一观点既遮蔽了朱、王理欲观的差异,又忽视了王阳明理欲观的前后演变以及朱子学在其中的刺激作用。朱子理欲观的宗旨是“明天理,灭人欲”,强调明天理对灭人欲的优先性。王阳明意识到朱子理欲观有支离之弊,主张“去人欲,存天理”。然而阳明早期的理论面临一个困境：缺乏道德判断的环节。在朱子学的刺激下,王阳明逐渐酝酿其致良知说以求突破困境。致良知说提出后,阳明确立了新的理欲观：依良知之天理而去人欲、存天理,即“致良知,去人欲”。这一理论某种程度受到了朱子学“独知”说的影响,是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更高层次的回归。总而言之,从朱子的“明天理,灭人欲”到阳明早期的“去人欲,存天理”再到晚期的“致良知,去人欲”,经历了类似于“正—反—合”的逻辑历程。     

宋明理学圣人论的终结

明末清初以后,宋明理学的圣人论在不同层面遭到解构.随着经世思潮以及乾嘉学派的先后兴起,宋明理学以立德为中心的圣人形象逐渐淡化;同时,随着理论视角的转移,理欲统一的思想压倒了存理灭欲的思想,宋明理学的成圣方法遭到否弃;宋明理学的圣人论最初是面向士大夫阶层讲的,但经过王阳明转手后,面向社会各个阶层,这使得圣人形象走向平民化乃至消解.     

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一直以来学界对儒家心学的研究主要注目于孟子心学和陆王心学,较为忽视朱子心学。其实,在朱熹思想系统中,人心之学是极为丰富的,包含着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以及“道心人心”说、“心统性情”说等内容。它阐明了人心是人待事、处事、做事的动力、标准,是人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基础。朱子人心之学大致可以从三大方面加以探究：一是人心本质论,借助于对心的深入思考和辩论,朱熹建构了独特的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等;二是人心类型论,朱熹对心的类型、形态进行不懈思考,和二程一起共同建构了人心道心说;三是人心功能论,朱熹对张载“心统性情”说做了创造性发展,从性体情用、情动心兼动静、理在人心等方面呈现了心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人心本质论、人心类型论和人心功能论三者构成了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刘宗周与朱子学——兼谈许孚远的朱学倾向及其对刘宗周的影响

刘宗周的理学"上承濂、洛,下贯朱、王",统合了朱学与王学,朱子与王阳明都对刘宗周蕺山学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刘宗周与朱子学的关系目前学界却少有涉及。刘宗周对于朱子学的接受与他的老师许孚远有关。许孚远越到晚年越倾向于朱子学,而刘宗周师事于他正好是在其晚年。许孚远在"天理人欲之辨"、"主敬"以及《大学》学上的朱学倾向对刘宗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浊气是否有理?——论朱熹理学中善与恶的宇宙论来源

在朱子思想中,天理(理一)与自然之理(分殊之理)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浊气是否以及如何有理的相关问题,需要得到厘清。如果浊气无理,则与朱子宇宙论中万物皆有其理的思想相悖;如果浊气有理,则理失去对气的规范作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仔细区分和解释不同类型的气与不同类型的理。如此,难题依然会出现：不同的理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既然天理和自然之理是连续一致的关系,为何作为秩序本身的天理是纯善的,而作为各种事物之秩序的自然之理不是纯善的?而如果自然之理不来自于天理,那么二者之间又出现断裂,与朱子思想相悖。天理既然纯善,又何以出现自然之恶?自然之善恶与人之善恶的来源分别是什么?首重认知心的横摄系统能否开出道德?天理的道德规范之内容是什么?文章的论述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并提出朱子理学开出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可能性。     

论程、朱天理、人欲之辨的合理内核及其价值嬗变

在程、朱的观念体系中，人的一切正常合理的生理欲求因符合天理而得到肯定，超过正常合理之度的欲求即为人欲，亦即私欲，必须加以摈除。因此，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对立实质是公与私、正与邪的对立，就形而上的层面言之，“存天理、灭人欲”是一个包含合理内核的命题。然而，在实践层面，程、朱将名教纲常等伦理要求视为天理的真实内容和永恒表现形式，从而使这一极富合理性的命题变成吃人、泯灭人性的工具。从道德到非道德、合理到不合理的这一价值嬗变，并非程、朱个人历史和思维的局限性使然，而是整个儒家理论体系固有缺陷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之心论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人心的论说精辟独到、深邃无极。本文分析和阐发了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的“人心”思想。     

王船山之情论发微

本文意在对船山之情论做一个具体而微的阐释。首先得到讨论的是王船山对情的具体论述,亦即情之本性、独具特色的情感独体论以及情与不善之来源的关系。在此之后,本文力图将此情论置于船山人性论乃至天道论的整体之中来揭示其独特性。最后,本文将试图以船山之理欲关系论作为例证来阐明上所述情论的正当性。船山思想之通达性由此也昭然若揭。     

对道德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目的论的思考

在西方和中国伦理学史上,都存在着超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和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超功利主义学说因为片面强调道德行为的义务性而缺乏现实的普遍意义;而功利主义由于过分强调道德的功利性,也存在着道德行为的彻底性问题。在我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时期,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我国的道德建设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论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教育起点及其功能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教育首先源于个人的需要,其出发点是单个的、具体的人.这决定了教育具有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功能,特别是在传承人类文化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其培养人的创新能力的作用.也决定了教育有促进人、社会、自然等和谐统一的功能.不过,教育还可能发挥消极性的作用,阻碍、摧残人的发展,进而危及人、社会、自然、科技等的和谐发展.     

人的四种善恶类型及其关系

人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社会存在者,从道德视域以及社会褒贬的程度看,可以将之区分为积极利他型、消极利他型、消极利己型和积极利己型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相互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为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以公正为导向的现代社会,在提倡向积极利他型者学习的同时,应使消极利他型与消极利己型两类人的数量增大,并尽可能地限制积极利已者的数量.     

儒家道德的德欲对立性

中国人对儒家道德情有独钟的事实,重视其正面的价值已是潜规则.其实,这是非常失理性的举措.紧贴世界发展的现实和儒家文献的事实来审视儒家道德思想,我们不得不重视的是,中国悠久的道德文化积淀,不仅使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水准上与其他民族存在巨大差距,而且道德的现实水准也存在巨大的反差.这一现实要求我们认真反思和重新审察儒家道德,其实主因就在儒家道德本质上内置的德欲对立的价值尺度;在欲望只有符号的价值地位的氛围里,道德只能成为舞台的唱本,骗人的把戏,现实中没有道德的丰收季节也属正常.事实上,德与欲分属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的主题,道德资源的开发,要求我们在认识儒家道德哲学本质的同时,还德欲的本来面目,以便有效地润滑中国现代化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