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法下”的浪漫想象:中世纪英国“法治传统”再认识

受"辉格派"史学的影响,诸多西方学者一直强调中世纪英国盛行限制王权的"法治传统"。然而征诸史实则不难发现,在当时的英国,虽然流行着由日耳曼法、封建法与神法融合而成的"王在法下"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并不能真正地限制独裁的国王。被视为体现这种"法治传统"的议会,虽然有时限制君主的权威,但仍旧是国王的议会,从根本上说是支持王权的。大贵族集团利用议会来争权夺利,不应该被视为宪政意义的"革命"和"实验"。对西方学者的这一"辉格版"诠释,我们应该重新考量,在研究中将"思想中的政治"、"制度中的政治"和实际发生的政治区别开来,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     

13世纪英国限制王权的制度性探索

在中世纪英国的日耳曼传统中,同意原则久已存在。同意原则经过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存在于整个中世纪。在封建制度下,贵族通过该原则负有向国王谏言的权利和义务。至13世纪,贵族已不满于纯粹的建议权,他们开始向国王要求共治的政治地位。在该政治思想的影响下,13世纪英国的政治变革集中展现了一系列的制度性探索的轨迹,正是在这条轨迹上,突出体现着限制王权的特点和宪政统治的中世纪起源。     

从封建王权到宪政王权：论孟广林教授的英国政治史书写

孟广林教授是我国知名学者,他厘清了中世纪英国王权的概念与理论模式,并以“封建王权”和“宪政王权”书写了中世纪英国政治史。孟广林洞察了王权与议会、法律、贵族以及中下层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申明了王权在中世纪英国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基本破除了国内学界对辉格史学的迷思。这些进步的取得得益于唯物史观的指导、学术对话以及中西比较。中国学界既要总结学界整体研究之发展,亦应凝练学者个人之探索,才能建设具有主体性的中国学术。     

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及其东亚汉语教育史价值——兼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

在我国,关注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者还不多,从类别、体例、结构形式入手,考述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来源,可以有效说明其语体性质,特别是其在东亚汉语教育史上的价值.以东亚汉语课本编撰史研究价值、东亚汉语教学史研究价值,以及东亚汉语言文字史研究价值发掘为基本目标,对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术价值进行探讨,就汉语言文字史研究来说,意义重大,比如包括汉语语音史、汉语文字史、汉语词汇史等学术领域的意义.而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则凸显了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在东亚地域汉语史视野内所具有的较高学术地位,并说明研究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语言非常具有必要性.     

日本国会选举研究：历史、理论与启示

日本是近代第一个建立宪政民主的非西方国家,其国会选举始于19世纪90年代,先后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即从战前官僚权威体制下的“规制民主”、战后初期占领体制下的“强制民主”到逐步走向“法制民主”,并被当今各国政治学者公认为“亚洲最成熟的民主体制”。对日本由“移植民主”向“本土民主”转化过程中,国会选举对其民主政治发展重要性的分析评价,能够为我们认识东亚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前景提供有益线索。今后,“加强公民教育”、“合理管理选举”、“清除选举腐败”是日本选举政治发展中必须注意的三个问题。     

国外历史上的纳税人权利运动考

中世纪的英国，国王和贵族是在土地等级分封制的基础上形成的整个政治社会的两大势力。国王占有大部分政治和经济资源，并贪婪地要求贵族们缴纳贡赋、履行保卫国家安全的义务。同时，国王也有义务保护贵族的利益，象征性地邀请其参与政治活动，以免贵族们在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产生积怨，并进而威胁到国王的统治权。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批评家的胡先骕

胡先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群体“学衡派”的批评家,以古典主义和新人文主义的标准批评胡适及新文学运动。其独立之精神和独特之思想,使之成为具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双重追求的现代学者。     

国外历史上的纳税人权利运动考

一 　　中世纪的英国,国王和贵族是在土地等级分封制的基础上形成的整个政治社会的两大势力.国王占有大部分政治和经济资源,并贪婪地要求贵族们缴纳贡赋、履行保卫国家安全的义务.同时,国王也有义务保护贵族的利益,象征性地邀请其参与政治活动,以免贵族们在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产生积怨,并进而威胁到国王的统治权.……     

试论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宪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伟大创举。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是经过长期艰难探索才逐步形成的。民主联合战线的“革命的民众政权”的构想和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实践 ,是中共早期对政权模式的探索 ;“人民共和国”及“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萌芽 ;基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权模式构成了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雏形 ;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提出和建立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形成的标志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制定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更臻完善的体现。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相因相成。     

《英国安茹王朝议会研究》简介

余永和撰写的《英国安茹王朝议会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该著在系统梳理中外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争突破西方“完政主义”史学派“王在议会”与修正学派“王之议会”的传统阐释框架,摆脱国王与议会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模式。在国家公共权威凸显的视角下研究安茹议会。著者提出安茹议会作为国王召集的由教俗贵族及地方代表参加的会议．既是国王顺利施政与强化统治的封建机构,也是贵族参与政务与拱卫王权的重要平台及地方代表申诉冤屈与领受赋税的政治场所;中古议会与国王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顺向共生的关系,议会表面上似乎对王权构成一定的约束,但实际上却强化了王国政府的公共权威。该著既有对议会演变历程的纵向考察,也有对议会制度与职能的横向解剖;既厘清了早期议会与御前会议的历史联系,又比较了中古议会与现代议会的异同。著者通过借鉴历史学、社会学与法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纵横交错、前后衔接与中西比较的叙述技巧．进行全方位、多角度与深层次的解读,为我们还原了早期英国议会的真实图景。     

对新桂系黄绍竑“离桂投蒋”的若干再思考

黄绍的“离桂投蒋”,就个人而言,由军事兴趣日减而转入政治领域,由军阀而从事政治。在蒋府担任要职期间,其政治能力日渐增长,个人能力不断焕发。就新桂系而言,他的离去不仅消弭了已经存在的黄白矛盾,而且其由于“在野”、“独立”的地位及国府要员的身份和“肆应”之才而在蒋桂矛盾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通过“助李竞选”和“劝白就职”为新桂系日后的“逼宫”奠定了基础。要之,黄绍的“离桂投蒋”对新桂系来说是利大于弊。     

近代中国立宪改革失败根源探析——基于中日近代宪法的比较

日本近代化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宪政政体的确立,虽然是君主立宪制,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并无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权力受到宪政的约束,这不同于东方社会传统的一统天下的专制王权体制。这一不同,为日本在诸多方面推进近代化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会。而中国清末的立宪改革尽管意义深远,但是具有保护性、有限性、防御性和贵族性。从中国清末制度变迁的进程来看,清政府政治转型的阻力,一是来自于既得利益者对变革的抗拒,二是由于清政府自身欠缺领导改革的能力。     

西汉王道政治之“天”下秩序的厘定

西汉王道政治与先秦孔、孟政治哲学最为显著的不同便表现在前者对天道概念的绝对重视，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将天道应用在经学的各个派别中，以期建构一个“天”下秩序的政治格局。以陆贾、韩婴、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开启了汉代经学中天人之学的基本面向，刘向、戴德、京房、夏侯始昌、翼奉等学者踵继其后将天道概念应用到经学的各个派别之中。以天道为王道政治的终极根据成为西汉儒学最显著的特征，由此经学的学术视野逐步转向对天命、阴阳、五行、四时等与“天”相关的概念群的探究与追寻。借助灾异与符瑞理论，西汉王道政治不仅将天子的权限规约在最具权威的天道之下，更以君主是否顺应天意作为衡量其权力应用得当与否的主要评判标准。由此，君主成为上天位阶下的一爵，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限定与矫正君权之后，西汉诸儒进一步通过天道来实现其对“天”下政治秩序的具体理论建构。以君臣差序格局和尊夏贱夷为“天”下秩序主要论述的两个方面，前者规范了君臣各自的职权与相互的责任及义务，后者通过对夷夏关系的探讨重申并厘定了文明中心对政治边缘所享有的话语主导权。     

“互联网+”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挑战及应对

“互联网+”与现代生活紧密相连，新媒体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无论是教师的权威，大学生群体的思维模式，还是传统课堂教学模式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认真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推动“八个统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打造新“工艺”,采取新“配方”,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和实效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以教书育人为天职，结合生活实践，总结适合于学生成长需要的教学方法，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不断转变教学理念，用“小”模式，建构“大”格局。     

“忠”观念先秦演变考

“忠”这一观念产生于春秋初期,它首先是规范君主的政治伦理原则,它要求君主“忠于民”,具体表现就是要“思利民”,这是由当时的国家形态、原始民主传统所决定的。春秋中期以后,“忠”作为政治伦理原则,由要求君主“忠于民”演变为要求臣下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忠于君主,但忠于君主是依附于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的,而且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忠”演变为一般道德规范,要求君子也就是当时的贵族“考中度衷”,为人谋尽心无隐。“礼坏乐崩”的现实、新的君臣关系以及“士”阶层的迅速崛起决定了这一演变。战国时期,由于郡县制与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新型君臣关系的出现,“忠”作为一般道德原则的一面被抛弃;作为政治伦理原则,则成了对臣下的绝对要求,这在实际政治领域和一些思想家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的学说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新权威主义视角的晚清中国宪政变革研究

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政治理念或政治模式。它倡导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阶段推行新式的权威统治。这种政治模式的适用国情包括国家处于现代化初期阶段、低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政治制度化程度、扩大的政治参与等。晚清中国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化建设等一系列宪政实践,与新权威主义一些特征非常相似。新权威主义模式是清末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选择。     

从”宪政”到“直接行劫”——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1920年9月前，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宪政模式转型与近代英国崛起

中世纪英国的宪政模式是司法型的,国王权力在司法领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在政治领域却不受限制.而伴随着近代早期英国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强大,司法领域越来越难以约束和规范国王的权力.最终,英国通过将中世纪司法机构的议会改造成近代立法机构的议会,来实施对国王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并完成了代议制型宪政模式建构.司法型宪政模式向代议制型宪政模式的转变,标识了近代英国宪政模式的转型.宪政模式转型完善了英国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也就为近代英国的崛起奠定了体制基础.     

为何权力代替了权威——辛亥革命百年反思

晚清清廷陷入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新政改革无法扩大政治参与,最终引发革命。辛亥革命的复杂面相在于民主与封建彼此纠缠。辛亥之后,中国不是以制度安排,而是通过权力攫取试图重建秩序的统一。宪政之下,政治是一门我活你也活的妥协艺术,但在权力为中心的乱局中,政治却变成你死我活的生死之争。近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症结在于只有政治权力的角逐,而始终缺乏政治的权威,缺乏超越于意识形态和派系利益之上的制度性法理和公认的政治价值。辛亥革命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革命接踵而至,每次统一的结果,建立的都是独断权力的中央威权,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政和法治始终缺乏。     

中古英国废黜爱德华二世之辨析——兼评"1327年宪政革命"说

1327年,英王爱德华二世遭议会废黜,有史家誉之为"1327年宪政革命".经济危机严重、政局混乱不堪、外患频仍的社会背景,以及爱德华二世被废黜过程中国王与议会、贵族、法律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表明这只是一场宫廷政变.14世纪初的英国还不可能出现近代意义的"宪政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