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一元化立法模式的批判性思索

刑事立法渊源的一元化与多元化之争不是纯粹的立法技术之争,它牵涉立法的价值取向等深层次问题。法典具有政治、文化整合的历史功能和独立的形式理性,但是形式理性让位于价值理性是时代的必然抉择。盲目拒绝附属刑法,导致行政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指引条款没有对应的刑法罪名,令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脱节,破坏了法律责任的完整性,弱化了刑法的规范机能,还降低了行政法律的威慑力。法定犯时代,应当正视引入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客观需求。附属刑法有必要配置独立的法定刑,摆脱附属刑法对刑法典分则的附属性。单行刑法的立法功能在于解决类罪的体系性位置和维护刑法典的完整性,因而应避免单行刑法对刑法典的直接修改。     

我国税收犯罪的立法模式探究

我国现行税收犯罪的刑法典式立法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如不利于维护刑法典的稳定性,税收附属刑法的作用极其有限,难以充分发挥其惩治税收犯罪的作用。而附属刑法式的立法模式能有效地克服上述弊端。因此,应切实更新立法观念,采用罪刑紧密结合的附属刑法式的立法模式,逐步实现税收刑法立法模式的转变和提升。     

我国刑法立法效益提高的制约因素与实现途径

影响我国刑法立法效益的因素主要有刑法成本与立法质量,刑法成本包括刑法立法成本、刑法监督成本、刑法实施成本、机会成本以及部分社会成本.刑法立法成本一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刑法立法成本过高、刑法自身缺陷使得其立法质量不高,进而影响刑法立法效益.我们应通过节约刑法成本,提高刑法立法技术,保持刑法立法与实施间的协调性,规范刑法权力运作,健全刑法立法体制,优化刑法资源的配置,加强刑法的宣传与教育,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素质等途径,来提高我国的刑法立法效益.     

刑事政策视域下的刑法立法解释

随着刑事法治的蓬勃发展,刑法解释已不仅仅是刑法学术领域的独有命题,也是刑事领域的实践命题,其中刑法立法解释穿行于立法与司法之间、刑法立法权与刑法解释权之间,不同解释立场、不同解释目标的存在加强了刑法立法解释的取向多元化、功能复杂化,在此种格局中对刑法的立法解释进行刑事政策立场下的考量亦成为可行的路径,研究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的互动和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功能,有利于刑法适用的明晰和刑法原则的统一。     

我国刑事责任立法研究

刑事责任问题一直是我国刑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刑事责任是由于实施犯罪行为而产生,由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追究的,由犯罪人依法承担的接受刑法规定的处罚的法律责任.我国刑法中规定“刑事责任”是完全必要的,在许多地方是其他概念不可替代的.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除了少数地方不需要修改外,大部分规定存在问题,如刑事责任的概念界定不清,需要不同程度的修改和完善.     

《刑法修正案(六)》与我国金融犯罪立法的思考

从《刑法修正案(六)》关于金融犯罪的修正中,可以发现我国金融犯罪立法的进步:我国金融犯罪的罪刑设置更加细密化;罪刑的内部结构更加合理。当然,刑法修正中也存在一些新问题,如立法修改过于频繁,修改内容过于庞杂,公布之日即施行等。因此,需要在以后的金融刑事立法中相应地加以完善。     

日本“部分修改刑法”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借鉴意义

近二十年间,日本已从刑事立法的稳定化转向了刑事立法的活性化,同时出现了刑法保护趋于早期化、刑罚处罚趋于重罚化的发展趋向。当前,我国应当既要借鉴日本刑事立法的成功经验,又要着眼于自身国情,以此对我国的刑事立法活动有所助益。     

刑事立法理性之反思：以修正案为视角的考察

自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我国已经对刑法典进行了八次修正以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修正案所涉及的罪名、法定刑变更,整体上呈现了＂以严为主、宽严相济＂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过分考量民意,导致部分罪名之设立违背了刑法谦抑性之基本要求;部分行为独立成罪违反类型化的刑事立法技术;对总则内容的修订主体与程序有过于随意等缺陷。     

我国刑事立法技术的反思与完善

立法技术对于一国法治的实现具有独特的功能。立法技术的成熟与否及其发达程度在很大层面上制约着立法目的与功能的实现,最终影响到法律实施的效果。审视我国立法尤其是刑事立法实践,其在立法技术层面的缺失及其引发的法律冲突和制度欠缺已经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当前刑事立法技术进行检讨,并探讨适合我国立法与司法技术的刑事立法模式,以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体系。     

试论我国网络刑法存在的缺陷和立法完善

网络的发展使得一个新的犯罪类型--网络犯罪应运而生.我国现行刑法对网络犯罪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由于犯罪类型较新、相关理论相对滞后和不完善,这些规定还存在一些缺陷和漏洞,不能完全适应打击网络犯罪的现实需要,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本文在介绍我国网络刑法立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网络刑法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立法改善的建议.     

我国外资立法体系的现状与重构

我国外资立法现状及所存弊端己成为我国吸收外国投资的掣肘。对现行立法模式的改革己成为国内理论界的共识 ,目前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外资立法改革的途径上 ,即是否应通过修订一部统—的外国投资法典来达到规范外资立法的目的。本文认为应以外资准入、外资经营、外资保护及鼓励、外资管制、有关投资争议的解决五个方面为主线重构我国外资法律体系。     

多次犯立法中行政法与刑法交叉问题研究

多次犯属于行政犯,是行为人实施违反行政法规范之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后,又再次实施违反行政法规范之行为,而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形态。现行多次犯立法存在处罚范围规定过于随意、入罪条件规定过于混乱、规定不成体系及立法定位有缺陷等问题。从未来发展的角度,应当设置多次犯立法一般性的指导,原则上将2年实施同一行政违法行为受过2次行政处罚后又实施该违法行为的形态认定为多次犯。为贯彻特定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可对2年2次以明文规定的方式予以突破;多次犯立法的优化在行为模式方面应坚持"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原则,在法律后果方面要完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折抵制度;多次犯立法应采取独立于刑法典的轻罪法或违反秩序法形式。     

论党的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刑事法制的领导是中国刑事法制的一大特色。这种领导主要是通过刑事政策来实施的。在《刑法》颁布实施以前 ,党的刑事政策曾经起过《刑法》的作用 ;在《刑法》颁布实施后 ,党的刑事政策仍然起着指导、审视、修改、完善《刑法》的作用 ,无论对刑事立法还是对刑事司法 ,都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坚持党对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领导 ,这是我国刑事法制的一条政治原则     

刑法修正案立法理念的形成及表现

我国刑法修正案所体现的立法理念包括以重刑实现威慑、以激进体现民意和以保守延续稳定.文化传统的继承、国内民意的吸收、国外经验的借鉴、理论研究的推动和司法实践的反思是刑法修正案立法理念形成的主要原因.     

税收犯罪刑事立法的宏观透视——对我国刑法修正案的释读

我国税收犯罪的刑事立法一直立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并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而进行及时和必要的调整完善。目前来看,刑事立法的总体趋势有了稍许改变,这集中体现在《刑法修正案(七)》和《刑法修正案(八)》针对税收犯罪刑事立法的修订中,总体反映了立法者根据税收犯罪特点和发生规律而推进税收犯罪刑事责任体系的改革方向。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些修订也给税收征管和惩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在坚持轻缓化刑事政策的基础上,严密刑事法网,设置多样化的刑事责任,理应成为未来税收犯罪刑事立法的走向。     

回顾与展望：新中国刑法立法70年

经过三十年的理论和实务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典出台于1979年,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刑法深受工具刑法观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驱动型刑法"。随着市场经济确立和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刑法实现从"革命驱动型刑法"向"建设驱动型刑法"的现代转型,古典自由主义刑法观产生深刻影响。1997年全面修订的刑法典于此具有标志意义。2012年以来,在工业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中国的风险社会侧面日益凸显,某种特定的风险刑法观更适应中国社会变迁的需要。在"建设驱动型刑法"继续完善的同时,"风险驱动型刑法"已成为新的立法发展趋势。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时代课题要求我们就未来的中国刑法发展作出理论展望。     

刑法的立法解释论

刑法的立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的一个分支,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的标签,是指最高立法机关对法律条文和法律事实所作的有权解释。在运作过程中,需要对其从三个方面加以梳理和细化:一是巩固刑法的立法解释的法理基础;二是弘扬刑法的立法解释的合目的性原则;三是界定刑法的立法解释的扩张解释方法。由此,以期达刑法恰如其分的适用之目的。     

我国刑法修正的立场分析

从刑法立法角度看,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主要区别,表现为立法者是重点关注行为和危害结果,还是重点关注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在犯罪的成立要件上,是将主观要素尽可能排除在外还是不排除在外;在构成要件的表述上,对犯罪客观要件的构建与描述是详尽还是简略.几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的修订,既有客观主义的一面,又有主观主义的色彩,但从立法倾向来看,立法者对客观主义立场更为倚重和青睐.未来的刑法立法将采取一种向客观主义偏重,同时又适度兼顾主观主义倾向的折中主义立场,要实现和确立这种立场既要恪守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又要尽力实现主观因素的客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