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庭审实质化及其实现路径

在司法行政化、控辩失衡、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等因素的制约之下，我国刑事庭审依然普遍存在走过场、庭下看案卷判案、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等虚化现象。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之路在我国仍然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要正确理解庭审实质化的内涵，厘清“审判中心主义”与“庭审实质化”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探讨刑事庭审实质化的实现路径，实现定罪量刑辩论实质化、庭审证据调查实质化和心证形成庭上化。     

法教义学：关于十组问题的思考

在中国学界，法教义学研究之“实”出现得要比“名”更早。法教义学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激烈的争论，外部压力和精力限制使得学者们对法教义学的知识论反思严重不足。“关于法教义学的研究”迫切需要澄清十组问题，可以被分为三部分：第一组问题即法教义学的含义，对它的回答构成了回答余下问题的出发点；第二至第四组问题涉及法教义学的定位，包括法教义学与法解释学（法学方法论）的关系、法教义学在法律科学中的位置以及法教义学与神学的异同；第五至第十组问题涉及法教义学的定性或相关立场，包括法教义学是否仅是一种“德国现象”、法教义学是否是“继受法学”的体现、法教义学是否就是法条主义（法律形式主义）、法教义学是否必然排斥后果考量、法教义学是否无法应对疑难案件以及法教义学是否必然预设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法教义学虽在德国屡受质疑，但经受住了考验。中国的法教义学研究刚刚起步，肩负着与德国不同的历史任务，应当步伐坚定地迈向未来。     

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异中之同——一种法哲学省察

学界关于法教义学或社科法学作为主流法学研究范式的论争并不充分,原因之一是法哲学视野的省察长期缺失。各部门法学几乎天然就是教义学式的,作为方法论的法教义学常常被誉为法学的安身立命之本。其实,法哲学可以看作法教义学自带的纠错系统或纠偏系统,前者总是站在更广阔的理论平台上检视后者的基本问题和前提问题,追问现代法律从形式到实质内涵的整体意义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对法哲学的理解往往贯穿社科调研的整个过程,决定研究方法的选择、材料筛选的标准、数据处理的方式等,也决定研究者自我反思的深度及其理论推演的原点设定。从法哲学视角看,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在相异中不乏相同之处,用沃格林的话说,两者本质上都属于非智性阐释。     

论民事案件争点整理的基本方法

当前我国的民事司法实务中普遍存在着争点整理意识不强、争点整理方法欠缺的现象,导致庭审中争点扩散漂移、庭审形式化和形骸化、诉讼效率不彰不显等问题严重。对民事案件应当围绕诉讼标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争点进行集中审理,借以充实庭审内容、加速诉讼推进、保障当事人程序利益、确保案件实体公正、提升裁判品质和司法公信。     

审判中心语境下刑事二审的问题研判与路径优化——以Z市中级人民法院近5年二审庭审运行实践为分析样本

作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顶层设计的“审判中心”制度，尽管在内涵界定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其通过庭审实质化实现对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的精准掌控，从而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利成为学界共识。然而，我国当前较低的二审开庭率相对弱化了被追诉人的辩护权。不少国家已确立了二审开庭原则，这种将法律审与事实审相结合的庭审实质化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鉴于此，我国有必要对刑事二审庭审程序进行优化：宏观方面——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原则；中观方面——建立二审“以开庭为原则，以不开庭为例外”的制度；微观方面——制定二审开庭的具体措施。     

论程序正义的自主性价值——程序正义对裁判结果的塑造作用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经验表明，审判程序公正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增强程序自身的内在道德性，还可以对裁判结果具有影响、选择和决定的效果。这主要体现在“庭审实质化改革”所带来的程序自治效应、审判程序改革导致的结果选择功能、量刑规范化改革引发的裁量限制作用以及涉案财物追缴程序改革所促成的程序阻隔效果等方面。据此，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实质的程序正义”的理论假设，这一理论可以克服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的局限性，更好地解释程序正义对于裁判结果的积极塑造效果。这是程序正义自主性价值的又一体现。     

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与司法形式主义

司法形式主义与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因共享形式性、逻辑性和程序性而高度谋合、意出同源,二者因缘际会,合理而高效地维护着法律安定和司法正义。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乃具体层面的司法技术,它安全又极易操作,它应成为我国当下司法的首选方法;司法形式主义则是抽象层面的司法理念,它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它应成为我国当下司法的元标准、元理念。因之,坚守司法形式主义理念与教义学的方法应是我国当下司法的优良选择。     

刑法教义学的“义”:何物、何在与何为

“何物”“何在”与“何为”构成了对刑法教义学的“义”的递进式或连环式追问。正当的规范目的是刑法教义学的“义”,即规范目的的正当性是刑法教义学的“义性”所在。刑法教义学的“义”具有自省性与自修性,从而具有开放性与建构性。刑法教义学的“义”还具有体现着“客观的主观性”的精神性与价值性。刑法教义学的“义”存在于法体系的共时性与历时性中,存在于社会生活的现实要求与发展规律中。刑法教义学的“义”,首先具有刑法立法的检讨功能,然后具有刑法司法的导引功能,体现着实质理性思维。“义”是刑法教义学的最初“本体”。     

庭审中心主义视野下的民事庭审两阶段划分之检讨

在当前我国的民事司法实践中,庭审基本上被严格划分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截然分离、互不重合的阶段。庭审是民事诉讼的中心和重心,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庭审中心主义",不仅需要理念、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也需要有运行、方法等层面的相应保障。随着我国审判方式尤其是庭审方式改革的推进,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严格划分、井水不犯河水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其体制和运作的弊端,实有必要对之进行认真反思并加以改进,以因应司法实践之需求。     

略论日本民法典对法、德民法典的继承和借鉴

日本是个善于吸收和利用他国成功经验的民族。以民法而论,日本在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几乎是不遗余力地步法、德民事立法之后尘,为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大国奠定了深厚的法律基础。探讨日本对法、德民法典的继承和借鉴问题,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日本民法制度的认识,也有助于完善我国民事立法,推进改革开放事业。     

庭审实质化背景下监察调查取证规则的检视与完善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举措,监察调查作为监察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其在理论基础、实践载体及现实保障方面与庭审实质化要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契合基点。由于监察调查在实践中囿于取证方式相对固化、取证过程相对封闭、证据转化相对缺位、证明标准相对单一等因素,导致监察调查取证规则与庭审实质化要求之间仍存在诸多不相宜之处。应当以庭审实质化要求指引监察调查取证,完善反向制衡与引导调查规则、证据合法性调查规则、证据补强调查规则、权利救济调查规则。     

房地产限购令的法律问题研究

旨在调控房价非理性增长的限购令,具有实质法治意义上的正当性。民法学界的指诘,援引古典契约自由理论,认为限购令以户籍限制干预合同自由,并危害法治秩序。但仅基于形式正义理念进行体系化的逻辑推理,难以维护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价值,游离于法教义学思维之外;在法学研究方法转型、法教义学获得重新解读以及社科法学已显端倪的格局中,未能摆脱路径和方法依赖的民法学界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民事庭审会话中的应答与应对

法庭审判话语是一种特殊的机构话语,民事庭审作为法庭审判的一种,具有法庭审判的基本特征,即主要以问答方式展开。本文主要从答话方面对民事庭审会话进行研究,结合七场民事庭审的录音转写语料,分析民事庭审会话中的应答与应对及其成因,以期揭示民事庭审中答话者如何巧妙地运用答话策略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后《民法典》时代的中国民法学：问题与方法

《民法典》划定了民法教义学的问题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教义学的想象力,但它将促使中国民法学进一步体系化和细密化。《民法典》解释论可推动通说的形成,且可确保法律适用的平等性和安定性。民法学的中国元素并不影响法教义学的体系建构,而是本土民法学的重要部分。民法学研究应关注“活法”,尤其是典型案例和交易习惯,并提炼社会事实,将抽象的法规范的适用情形予以类型化。民法教义学特别是其内在体系的形成仰赖其他社会科学,但在形成之后,自足性成为其可欲的目标,往往使其排除其他社会科学。民法教义学不可能也不应拒斥其他社会科学,民法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和多学科的协同研究值得提倡。     

从“工具价值为主”到“程序公正优先”：刑事在线庭审的发展方向

刑事在线庭审是互联网时代刑事司法发展的产物，受到了广泛关注，被赋予了较高期待。结合刑事在线庭审的演进过程和实际运行，可以看出，当前刑事在线庭审主要发挥着工具价值，被偏重于作为某种办案提速提效工具来构建和应用。这虽然使刑事在线庭审在短期内取得了一些实效，并收获了不少认可，但也导致了诸如权利保障不足、功能发挥不够、增加安全风险等问题和弊端。长远来看，制约了刑事在线庭审的优化和发展。在未来，应当以程序公正优先为导向，通过加强权利保障、强化庭审功能、增强庭审安全等路径，对刑事在线庭审加以发展完善。     

国家治理中的宪法教义学及其双重理性化功能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以司法适用为主要取向的宪法教义学存在多方面疏缺，国家治理更应成为我国宪法教义学构建与运用的基本视野。国家治理对宪法教义学的需求集中体现在为国家治理秩序的正当性以及具体运行提供教义学阐释或论证。在宪法教义学的具体构建及运用中，应当重视处理好规范与经验、解释与反思、信仰与历史、原意与修辞等四对关系。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宪法教义学承载着对国家治理秩序的双重理性化功能，分别是推动政治决断的理性化和促进公共领域商谈的理性化。在政治决断层面，宪法教义学的运用侧重于政权体系的内部运用，基于政权体系内的议事、决策以及实施过程而解释宪法，其中辩证协调守成与变革、恰当把握“经史之辨”尤为关键。在公共领域商谈层面，宪法教义学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为社会成员间的理性讨论提供话语平台、为国家政权体系与社会公众通过商谈达成整合及动员提供话语基础。基于国家治理秩序构建和运用宪法教义学是国家理性精神的体现，不应局限于形式性地解释宪法条文，而是要立足于我国的体制架构和国情基础，深入理解国家治理的复杂考量与细致权衡。     

民事庭审中律师的问话分析

国内外关于律师话语的研究很多,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对律师话语进行的研究还不是很广泛。本文主要从问话方面对民事庭审中律师的话语进行研究,结合三场民事庭审的录音转写语料,分析民事庭审中律师在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时的问话形式及其成因,以期揭示民事庭审中律师如何巧妙地运用问话策略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韩国法院附设调停制度的当代发展及其启示

韩国民事调停制度设计及其司法实践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保留庭审法官调解、扩大调解主体、调解程序前移、调解主体多元化与专业化、完善诉前申请调解制度等是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必要路径,构建独立的调解法律体系则是改革的最终目标.韩国民事调停改革"降低调停的强制性"的改革方案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素材和新的思考路径.     

从解释权到解释方法：行政协议解释规则构建

行政协议解释是行政协议理论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立法和司法解释皆无规定，给实践带来困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76号指导性案例，意图从解释权路径来化解行政协议解释纠纷，但支撑该解释权路径的行政优益权论、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论以及第三方中立判断的可能性，均存在理论和规范上的缺陷。从实质论讲，行政协议解释应建立在“协议性”基础上，这与民事合同解释高度契合。“目的解释”为行政协议援引民事合同解释规则提供了可能，《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27条第2款则奠定了规范基础。就具体解释规则而言，应在《民法典》第142条第1款基础上，结合行政协议的“行政性”，从文义解释出发，以目的解释为导向，结合体系解释的系统整合性，对行政协议解释规则进行教义学构造。至于行政协议解释纠纷解决的程序机制，《行政诉讼法》第2条、《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24条已经提供了规范指引。     

论我国民事审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完善

证据交换作为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固定双方争议,提高庭审效率,促进和解等功能.但由于我国民事证据交换制度存在的缺陷,如证据交换规则的合法性存在质疑、证据交换缺乏具体操作规则和保障机制等,制约了证据交换制度发挥其价值功能.文章进而对我国如何完善民事证据交换制度提出了构想,即确立证据交换制度的原则、规范证据交换制度的内容、建立答辩失权制度和违反证据交换制度的制裁措施等.